在有着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版图上，这个面积不到三千平方公里、人口不到四十万的山区小县，实在是无足轻重。但是，在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历史上，它又的确地重千秋，非同凡响。那曾经让中华民族为之扬眉吐气的空前绝后；那曾经让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为之翘首以盼的尘埃落定，铸就了它无以伦比的辉煌。从这层意义上看待这块既山清水秀又还欠发达的红色土地，它独有的历史人文，不仅毫不逊色于国内任何一座繁华闹市，甚至也不逊色于国外任何一座名城重镇。
　　 这个地方，就是芷江。一方让人心潮激荡的美丽山水，一块让人热血沸腾的热土沃地，一个让人载歌载舞的山区小县。
　　 六十多年前，打了八年的抗日战争，以日本天皇声泪俱下的一纸降书，宣告彻底结束。“八格呀鲁”的日本鬼子战败了，他们苦心经营的“大东亚共荣圈”破碎了，从来既不畏强暴又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胜利了。从1840年以来的百年屈辱，从此开始洗涮荡涤；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败军记录，从此开始大笔改写。
　　 血，没有白流，也不会白流。
　　 艰苦卓绝的八年，前赴后继的八年。
　　 碧血染沙场，浩气贯长空。
　　 历史情有独钟，选择了芷江，选择了这个自汉高祖刘邦五年（公元前202年）以来，似乎一直在不声不响之中，走过了两千多年的偏僻小县；选择了这方自三皇五帝以来，就没有褪过色的绿水蓝天。
　　 1945年的8月21日，虽然难熬的夏天即将结束，凉爽的秋意即将来临。而对于其扩张野心远远大过国土面积的日本，对于曾经气焰嚣张的侵华日军，1945年的夏天已把他们烤得焦头烂额，即将到来的秋天对他们又将是“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倒霉时刻。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被归入了战败者的行列，不得不放下武器，不能不挥动白旗，以战败者的无奈与沮丧，向曾经被他们肆意横行践踏而伤痕累累的神圣土地，向曾经被他们任意宰割蹂躏而不得不拼却一腔热血的战场对手，低头领降，听从发落。只可惜“那一低头”并不“温柔”，更没有“如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但却再一次验证了一个朴实而简单的道理，那就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统统报销”。而那一天，对于曾经有过太多流血牺牲，太多仇恨与太多愤怒的中华民族，理所当然是一个杨眉吐气的日子，是一个让那些背井离乡、流离颠沛了八年的人们，“漫卷诗书喜若狂”“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日子。
　　 全世界的目光，凝聚于芷江，凝聚于雪峰山下的舞水河畔，凝聚于叫着“七里桥”的弹丸之地。中日洽降，将在那里庄严举行。
　　 历史选择了芷江，自然有它的偶然与必然。
　　 说其偶然，是因为能够承载起这份特殊荣耀的名城与重镇太多了。古城金陵，既有六朝古都的丰厚人文，又是当时的一国之都；山城重庆，抗战的大后方，中华民国的战时陪都，万里长江惊涛拍岸，巴山蜀水地灵人杰，还有北京、上海、武汉、广州、长沙、桂林以及汉唐古都长安，哪一座不是芷江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如果想找一个既风景秀美又不受干扰的“世外桃源”，心旷神怡地书写这震天憾地的千古一笔，开心惬意地描绘这光昭日月的千秋一页，那么浙江奉化溪口，中国战区最高司令蒋先生的故乡；那么江西九江庐山，“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既有苍茫秀丽的奇峰峻岭，又是历代风云人物的际会之地，蒋先生与他的幕僚高参们也曾在此谋划国事，运筹军机，同时也在那里挑起了两党之争和后来的三年内战。但是，历史并没有把这千载难逢的殊荣交给它们，而是潇潇洒洒、落落大方地选择了芷江。这份殊荣，也许对于自古就是“蛮荒”之地的芷江，有点儿来得太突然了。惊喜之余，它可能还来不及清扫战争洒落在门前的厚厚尘土，还有可能忘记了礼仪之邦待客的应有礼数，尤其是对待这样的特殊客人，那也算是“有朋自远方来”呀，能“不亦乐乎”吗！
　　 说它必然，又缺少让人信服的权威依据，但如果要寻找这样的依据，就只有翻阅国家的历史档案，尤其是台湾国民党的历史档案。除此之外，即便是当事人的回忆，也因时过境迁而难免记忆错位，况且决定放在哪里洽降属于绝密中的绝密，只有蒋先生和当时他身边屈指可数的心腹知道，只有当时的盟国美国人知道。当时的其他人尤其是后来人，谁也不是三国的诸葛亮、明朝的刘伯温，猜不透蒋先生当时的心态与心思。
　　 偶然也好，必然也罢，都已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那座既是中国近代的历史丰碑，也是世界近代的历史丰碑，真真切切地矗立在芷江的白云蓝天之下，矗立在静静流淌的舞水河畔，目睹曾经的天翻地覆，饱览如今的日新月异。
　　 透过历史尘烟，说洽降放在芷江是一种必然，也不是毫无道理。而这中间的道理，或许就在于它本身就是一种玄机，一种奥秘。这样的玄机与奥秘，珍藏在湘西的神奇与神秘中，凡夫俗子不通《易经》，或许难以识得。
　　 日本人发动的侵华战争，始起于北京郊区的卢沟桥。从1937年7月7日爆发，到1945年8月21日芷江洽降，历时八年零一十四天。在这烽火连天、中原板荡的八年里，由于蒋先生努终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导致了他和他的国民党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消极抗战、片面抗战的错误政策。日本人所向披靡，从华北一直打过长江，占南京，攻武汉，进长沙，横扫了大半个中国。号称“国军”的国民党军队，虽然也曾有过多次浴血奋战，但除了台儿庄等屈指可数据的几个战役胜得漂漂亮亮外，其它战役虽然也有过小胜，但几乎又都是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最终以自身惨败退却，而偃旗息鼓。
　　 由于蒋先生的消积抗战，造成了“国军”败多胜少，但是，这既不等于中华民族不堪一战，也不等于“库无充饷之银”“国无御敌之兵”，更不等于四万万同胞甘为亡国之奴。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既向往和平，更不畏强暴。大敌当前，以挽救民族存亡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地站到了抗日战争的最前沿，把昨天还在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不得不爬冰卧雪的工农红军，改编成八路军与新四军，集结于蒋先生的大旗之下，出太行，扼华北，战山西，据华东，成为抗击日军的中流砥柱。“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朱德《出太行》）。“弯弓射日到江南，昼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陈毅《卫岗初战》）。“将军莫唱大刀头，沦陷山河寸寸收。勒马太行烟雾外，伊谁与我赋同仇”（叶剑英《和朱德同志诗》）。
　　 北国烽火连天，江南弯弓射日。广泛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让千千万万不愿做亡国奴的优秀儿女同仇敌忾。八路军、新四军机动灵活的敌后游击战，打得日本鬼子晕头转向。趾高气扬的侵华日军，最终被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也许谁也不会想到，对日的最后一战，竟然发生在素有大湘西“天然屏障”之称的雪峰山下，史称“雪峰山战役”或“湘西会战”；同时由于日军的战役目标是夺取芷江，也称为“芷江保卫战”。国民党在八年抗战中，所经历的战争几乎都用“保卫”二字命名，南京保卫战、武汉保卫战、长沙保卫战、常德保卫战、重庆保卫战等等。听这名字，就多少给人以一种被动作战的感觉。而最具讽束意味的是，这些“保卫战”却没有几仗保住，华北、上海、南京、武汉丢了，长沙、重庆、常德被炸得伤痕累累，唯有“芷江保卫战”名符其实，保住了机场，保住了芷江，保住了湘西，保住了全中国。
　　 日本人的侵华战争是从白山黑水开始的，由于战线拉得太长，战场摆得太宽，随着战争不断向纵深延伸，补给保障难以跟上。而占地一多，必然会造成兵力分散，不得不留下一定的兵力，管辖已夺得的土地，最后形成了前方跃武扬威，后方脆弱空虚，给中国人民开展敌后游击战提供了广阔的天时与地利。日军南下势如破竹，后方却成了八路军以及其它抗日武装的根据地，这就在战略态势上促成了日本人有去无回的必然结局。
　　 雪峰山战役，侵华日军的最后“晚餐”。他们的战役目标企图一举占领芷江，夺取远东第二大国际机场，即今天的芷江机场。因为这座机场让日本人伤透了脑筋，不摧毁它，连隔着大海的日本天皇，觉也睡不安稳。
　　 芷江机场始建于1936年10月，既是中国空军的重要战略基地之一，也是盟国在远东的大型前进机场之一。苏联志愿航空中队，中国空一、四、五大队都曾经驻扎于此。1944年5月，作为前进机场之一的衡阳机场被日军占领后，由美国退役军官陈纳德率领的“美国志愿航空队”（后称第十四航空队）同年6月进驻芷江。芷江机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辉煌。
　　 陈纳德的航空队是在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下，为支援中国抗日战争而组建的空中志愿者。他本人从1937年到1945年一直在中国参加对日作战，经历了抗日战争的全过程。芷江机场也是根据他的建议进行相应扩建的。扩建后的芷江机场，一是承担国际援华物资空运护航和对滇缅公路的空中保护；二是承担对衡阳、长沙、岳阳、汉口、南京等地日军军事设施的直接打击；三是掩护由昆明机场起飞的重型轰炸机对华北、华中驻华日军以及对包括东京在内的日本本土的战略轰炸。由于战功卓著，陈纳德的美国第十四航空队，被时人誉为“飞虎队”。日本人不把这颗钉子拔掉，不仅侵华战争难以结束，本土也无宁日。但是，面对天然屏障的雪峰山，面对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气焰嚣张的侵华日军到此一筹莫展。
　　 雪峰山战役于1945年4月正式打响。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亲临芷江，坐镇指挥。一场以芷江为中心的敌攻我守之战，在雪峰山下的洞口、武冈、新化、安化、常德、桃源、怀化、溆浦、辰溪、沅陵两百多公里的范围内正式打响，历时四十二天，以日军的惨败、我军的胜利而宣告正式结束。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
　　 日本人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由北京的卢沟桥开始，经过八年生死较量，最后在雪峰山下的芷江七里桥畔缴械投降。历史似乎有点幽默滑稽，给“不可战胜”的大日本皇军开了一个世世代代都值得把玩品味的大玩笑，那就是桥上始作蛹，最后桥上写降书。七里桥成了侵华日军的“奈何桥”，上桥容易下桥难，想过已过不去了，想下也下不来了！这大概就是大湘西的神奇与神秘所在，魅力与灵气所在！让侵略者在他最终战败之地洽谈降事，这样的戏剧色彩与讽刺韵味，别的地方不一定有。
　　 今天，这块曾经血雨腥风、而今莺歌燕舞的红色土地上，风吹芳草绿，蝶飞百花香。几栋欧式旧木屋讲述着当年的激动人心，洋溢着当年的胜利豪情。公理战胜强权，正义战胜邪恶，人类历史总是不厌其烦地证明这一颠破不灭的真理。而让人惋惜的是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原本是国共两党共同奋斗的结果，是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在内的所有抗日武装共同奋战的结果，更是整个中华民族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的结果。蒋先生小家子气了，洽降没有在野党的席位，受降没有给八路军、新四军划分区域，不仅有失公允，而且有失执政党、中央政府、最高领袖的政治风范。
　　 在大陆与台湾隔海对峙的近半个世纪里，受降旧址沉默不语，“文革”中几曾废弃。一桩让中国五千年历史，让世界近代历史增色生辉的重大事件，一段时期内被遗忘在岁月的角落里，听任风吹雨打，任其尘土飞扬，鼠窜虫蛀，实在不可想象。政治理念上的分歧，导致对历史各取所需，不仅可笑，更可悲也！
　　 一位伟人说过，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其实岂止是当今，而是永恒。世界需要和平，人类需要和平，生存发展更需要和平。在芷江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六十多年前上演的那一幕辉煌，如今已哺育出一轮和平的阳光。国际“和平文化节”已成功举办，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健在的“飞虎队”队员，参加过中国抗战的前苏联老战士以及其他国际友人，当年为缔造和平视死如归，今天为歌唱和平不远万里，在这块他们曾为之流血牺牲的土地上，寻觅旧时战况，沐浴和平阳光。
　　 芷江，有胆有识，把和平上升为一种文化。而文化是一种永恒，是一种当今与后世都会受益无穷的力量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