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一年，有一天父亲刚从田里干活回来，看见我正在家门口和邻居小伙伴玩耍，便把我喊到屋里。
　　 “喊我什么事啊？我还要去玩的。”我显得不太高兴。
　　 “玩玩玩，你今年都8岁了，该上学了，明天学校开学，我送你去上学，以后别只顾玩了，听见了吗？”父亲伸出满是老茧的手抚摸着我的头。
　　 我对上学一点兴趣也没有，“嗯”了一声，扭头又跑出门外。
　　 “瑞生又来了，瑞生又来了。”小伙伴们兴奋地大喊大叫。我们天天在一起玩得忘乎所以。
　　 第二天吃过早饭，父亲肩扛一张又宽又长的板凳，把我领到了大队小学。父亲替我交了两块多的学费，又给我安排好座位后跟老师打了声招呼就回家了。
　　 我的老师叫李兰珠，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大概只有20多岁，她是我们的班主任。我小时候很笨，不爱讲话，学习成绩一般，但我安分守己，不敢惹事，从未挨过板子。看到有的同学伸出稚嫩的小手，被老师用尺子打得哇哇乱叫，我的心里紧张死了，好象挨打的是我自己。
　　 大概是一年级下学期的一天，我在放学回家的时候，突然看到学校的围墙上贴上了大字报，还有几条标语，其中一条内容是：“打倒李兰珠！”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第二天上学，课堂上不见了李老师的身影，换了一位陌生的男老师给我们上课。同学们的心凉了半截，因为我们觉得李老师人长得漂亮，态度又好，对同学们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李老师到底怎么啦？为什么有人贴她的大字报？我那时还小，不懂得其中原因，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意思？
　　 两个星期后的一天早上，我们一如既往地到校上学。“铛，铛，铛”，上课的铃声像往常一样清脆响亮。当我们坐在教室静静地等待时，只见一个熟悉的身影突然出现在教室门口，啊？是李老师！我们的李老师回来了！同学们不约而同地站起来，激动得大声呼唤：“李老师，李老师！”
　　 李老师微笑地望着我们，打着手势说：“同学们好，请坐下！”
　　 同学们立即鸦雀无声，各就各位。李老师又站在了讲台上，她还是那样可亲可敬，好象什么也没有发生。但我们看得出，李老师好象瘦了一大圈。
　　 听说李老师挨批斗是红卫兵搞的鬼，红卫兵到底是什么人？我是一头雾水。
　　 在我们大队，文化大革命搞得轰轰烈烈，早请示，晚汇报，头顶公字，胸挂忠字，脚踏私字，家家都设宝书台，人人都挂主席像。在生产队的晒场上，我亲眼见到红卫兵将古书古物投进熊熊的烈火，名曰：“破旧立新！”在社员大会上，有两个生产队长遭到批斗，他们头戴又尖又高的纸帽，胸挂又厚又大的木牌，上面分别写着：“打倒梅海章”，“打到梅德宝”。红卫兵头头戴着袖章，腰扎武装带，手握喇叭在台上一遍又一遍高呼口号，社员们只好违心地跟着呼喊。
　　 有一年春节前夕的一天，刚刚下过一场大雪，我们大队的五、六名地富反坏右分子，赤着脚，戴着高帽，挂着牌子，在红卫兵的押送下游行，长长的游行队伍前不见头后不见尾。
　　 出于好奇，我跟随着队伍走过一个又一个大队，冻得牙齿打起了架。那次回家后，我被父亲批评了一顿，他说：“大人不去不行，你一个孩子跟着起什么哄？！”
　　 1969年，党的九大召开之日，我们大队干部接到上级通知，为了热烈庆祝党的九大胜利召开，必须立即组织大队全体干群和学校全体师生游行。那时真是军事化行动，干部哨子一吹，大家很快就排成队伍，接着一路游行一路口号，口号声此起彼伏。
　　 林彪就在党的九大确立了接班人地位，并被写进了党章，从此林副主席红极一时。那时我上小学3年级，有一天上课之前，一位叫黄达仁的老师一改往日的笑脸，表情严肃地对我们说：“同学们，从明天开始上课之前，大家必须全体起立，一起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都记住了吗？”
　　 “记住了。”同学们大声回答。
　　 从第二天开始上课，只要黄老师一旦跨进教室，我们“呼”地一声全部站好，高喊口号，然后黄老师宣布坐下，上课才正式开始。
　　 在那个年代，不管你是谁，说话必须格外小心谨慎。开口闭口讲语录，三句话不离老三篇，安全系数最高。特别是在黑夜里走路时，对面有人过来，你也看不清他是谁，他会突然大声说：“毫不利己”，这时你一定要立即响亮回应：“专门利人”。要是你不吭声，或是回答有误，你想脱身走掉就很难了，说不定还会惹出麻烦。稍不留神说错话，就会给自己酿成致命的伤害。
　　 我的堂兄有个姨父叫周玉和，没有文化，平时喜欢跟人开玩笑。一次在生产队干活时，他无意中对旁人说道：“我和江青一样大，毛主席能睡她，我也能睡她。”几位社员听后吓得直吐舌头。不知是谁出于革命警惕性，将此事很快汇报到大队，大队汇报公社，公社又汇报到县里。祸从口出，周玉和很快被公安部门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结果判了4年刑。3个年幼的子女受尽了歧视，吃尽了苦头。
　　 1971年9月13日，口蜜腹剑的林副主席机毁人亡。林彪的那一套不得人心，文化大革命中不知多少人挺身而出，与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1968年，我的外公曾经对我说过：“别看林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他可不是个好东西！”谁会想到，仅仅3年，林彪的自我爆炸，使外公的预言得到了验证。外公念过私塾，会看面相，也许他对林彪早就有过研究才会得出那种结论。幸运的是，外公在文革时对林彪的评论，我是唯一的见证人。否则，外公将难逃几年牢狱之苦。
　　 1973年，党的十大召开的时候，到处都是游行的队伍，红旗飘飘，口号声声。谁也没有想到，37岁的王洪文在十大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成了第三号人物。
　　 我的学生生活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什么“反潮流”，什么“开门办学”，什么“批邓反右”，运动一个接一个。说实话，到了初中和高中时，我的学习成绩差得一塌糊涂。老师也是爱管不管，作业完不完成，考试及不及格，好象无关紧要。我是1975年高中毕业的，仅仅是混到了一张高中毕业证书，到底学到了多少知识？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高中毕业后，我就在大队参加生产队劳动，白天跟着妇女们下地锄草、施肥、割麦、插秧。晚上和社员们一起参加理论学习。所谓理论学习，就是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学习毛主席已经圈阅的中央文件。1975年下半年，我们大队办的小型工厂招工，父亲主动替我报了名，并给我准备了上班工具。厂里的上班通知下来了，我说什么也不去。父亲急得无可奈何，问我原因？我回答说：“那个名额让给别人好了，我愿意在家种田。”
　　 一传十，十传百，“梅瑞生扎根农村干革命”的消息，顿时轰动了出去。1976年我的高中母校领导得知后，迅速派人与我联系，要我写一份材料到学校做报告，主要介绍我自己“扎根农村”的经验。盛情难却，我答应了学校的邀请。那天我在学校做报告的过程中，不时被“向梅瑞生学习！向梅瑞生致敬！”的口号声所打断……
　　 1976年，是最不平凡的一年。这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7月6日，朱总司令也走了。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又与世长辞。这一年，全国上下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邓小平又成了批判的对象。不幸一个接一个，“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党和国家面临着严重考验。
　　 这一年我们大队进驻了一个公社“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工作队一共有13人，除队长副队长和材料员外，其余的被全部分到生产队带领群众学理论、抓路线，大搞阶级斗争。一次，工作队副队长凌志芳在群众大会上大声疾呼：“毛主席教导我们，‘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我们一定要抓紧批邓反右这根弦，上挂黑主子，下打活靶子！……”六队队长梅永章心直口快，多次在干部会上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农村干部文化水平不高，应以抓生产为主，什么理论，什么政治，知道一点就行了。凌志芳抓住了这位生产队长的话柄，由此无限上纲，在会上对梅永章进行了严厉批判，他说：“中央有个邓小平，你们大队有个梅永章！他们都是彻头彻尾的走资派，我们一定要与他们斗争到底！”一个小小的生产队长，竟然被这帮人当作走资派，进行了猛烈炮轰，并撤销了他的生产队长职务。
　　 幸运的是，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代表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穷凶极恶的“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从此，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1976年是最不平凡的一年，又是最值得庆幸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