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蒋介石赴甘肃视察，信心十足地说：“西北不但是我们抗战的根据地，而且是我们建国最重要的基础。”此语一出，一股“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热浪席卷而来，政府和民间蠢蠢欲动，争先恐后要奔赴西北做一番事业。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不甘落后，鼓动科学工作者“到西北去开辟一个科学的新天地”。抗战后迁徙四川李庄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得了指令，积极筹划“进军西北”。在人选问题上，史语所的创办者、历史学家傅斯年和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时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的李济共同圈定了年轻的考古学家夏鼐。
　　 夏鼐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次年参与了河南省安阳的殷墟发掘，遂赴英国伦敦大学留学，获该校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在埃及开罗博物馆从事过研究工作。李济和傅斯年十分看重夏鼐的才学和能力，二人在通信中说“夏鼐之学问前途甚大……你我看夏鼐最好……”李济认为生平有两个在考古学方面最得意的学生，其一即是夏鼐。傅斯年将夏鼐从中央博物院调至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使其代表史语所参加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北大文科研究所等单位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对河西走廊进行为期两年的科学考察。
　　 在考察团的计划里，地理位置偏僻的甘肃民勤被列入其中，原由是1924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此发现并命名了沙井文化。考古学界对安特生的发现，早已耳熟能详，但在考古技术层面上，尚需要进一步确认其文化分期。夏鼐阅读了大量的河西考古和人文资料，描画过《甘肃通志》中镇番（民勤县旧称）地图。1944年4月4日，夏鼐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在地四川李庄飞抵兰州，和考古学家向达、阎文儒等人结伴，由兰州至敦煌，复归兰州及周边的临洮等地考察。赴民勤前，夏鼐在兰州的甘肃省立图书馆借阅了《镇番县志》，拜访了时在兰州的民勤县长姚佑生。夏鼐的准备工作，可谓细致而周到。
　　 1944年夏鼐和向达在河西
　　 1945年8月7日正午，经过数日路途颠簸，夏鼐和阎文儒乘坐一辆马拉木轮大车进入民勤县城，应县长姚佑生之邀，住进了县府。县城没有饭馆，饮食问题只得靠自己解决。他们在县城逗留了三天，参观了民众教育馆、地藏寺、玄真观、圣容寺、城隍庙、文庙和关帝庙等古代建筑，考察其中陈列的明清器物和碑碣，抄录明代嘉靖、万历、天启年间碑文。夏鼐在日记中写道：“地藏寺之西不远为忠烈祠，祀同治回乱及民十八年回乱之死难官民，及七七抗战阵亡将士……”此后十数年间，民勤县城的道路依然如清末民国时期狭窄不平，而夏鼐记录的这些建筑绝大部分被革命的腥风血雨吹打毁损，庙祠里的神灵和烈士牌位荡然无存，化作了风沙尘埃。
　　 夏鼐一行的沙漠戈壁旅行始于8月11日上午，沿途沙漠里的红柳“正在开花，灿烂如锦”。当日他们寻访了红沙堡、泉水沟、红柳园大庙等遗址，翌日到达红沙梁高来旺、孙指挥大庙和花寨，骑驴前往三角城及连古城。1924年，安特生和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在三角城发掘出属于沙井文化的红陶片。夏鼐在三角城遗址上发现“城中陶片颇多，一部分为灰陶，与汉代灰陶相似”。“又有罐耳残片与鬲足残片，另有一片浅绳纹，并有紫红色，即所谓沙井式彩陶也。此是否与汉式灰陶同一时代，抑自成一时代，尚属疑问”。在连古城，夏鼐拣出的“灰陶多为平素无纹者，与唐式者相似”，又捡得开元钱数枚和碎铜、铁数片，认定连古城为唐代遗址。
　　 时在农历立秋不久，红沙梁持续干旱，孙指挥大庙一带居民筹资十万，求神祈雨，连演七天大戏，农民都在戏台下流连，“愚诚不可及”，夏鼐挖掘三角城的计划因找不到挖掘人员而不得不推延。加之连日来路途劳顿，食瓜过多，夏鼐患了腹泻、伤风咳嗽，得便读书休息。花寨村民李儒民告诉夏鼐，县城传来消息，日本已向盟国投降。夏鼐不免感慨：去年初秋，“桂黔危急，重庆恐慌，余等正在敦煌戈壁中做半个月长途旅行，今日则又在此僻乡工作。”夏鼐的故乡温州1942年落入日军魔爪，百姓在炮火织成的苦海里挣扎，他也曾从日军刺刀下侥幸逃生。羁旅秋窗，夏鼐牵挂着年迈的高堂、多病的妻子和咿呀学语的孩子，然而这一切只能埋藏于心，以沉默替代。
　　 8月16日，夏鼐终于雇齐了十名工人，由阎文儒带领发掘三角城。他们发现了两个残破的圜底罐，夹砂红陶，浅绳纹；两罐之间有锈腐残铜片，“触之即成绿粉”。午后大风扬沙，“铁铲举处”，“眯目塞鼻”，“馍馍着沙，嚼之齿间作响”。隔日又掘得陶器、骨器、铁片等物件，觅得空心铜簇若干。8月18日，秋雨淅沥，从早上到中午方歇。夏鼐和阎文儒雇了两辆马车拉着发掘所获器物离开花寨，穿过沙漠和农庄迤逦南行。夏鼐写下了途中的景色：“今日云浓，夕阳西下，彩霞辉映，为状至美”，“秋月为云所遮，时隐时露，村树仅见黑黝一排，枝桠横出，几类鬼魅伸臂，万籁无声时仅闻车轮辚辚，一近农舍，村犬即迎之而吠，群犬随和……”
　　 夏鼐一行到达民勤县城，县府大门上已贴出了红色告示：日本无条件投降。姚佑生县长告诉夏鼐：何应钦将军将在浙江芷江接受驻华日军代表投降。
　　 1925年，安特生出版《甘肃考古记》，由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印行（乐森璕译）。其中涉及民勤的文字如下：
　　 镇番西部沙漠中之遗址
　　 镇番县者，实一巨大繁盛之沙漠城也。有一河来自南山之麓，经凉州之东北，流入沙漠。镇番西部之沙漠中，吾人所见远古遗址，为数甚多。据余个人研究所得，盖为远古文化之最晚者。因名之曰沙井期。沙井者，为镇番西三十里之小村。吾人所见之村落遗址三处，葬地遗址两处，其地皆为沙丘湮没。但此等沙丘，当发生于古址之后，自无可疑。然与古址不远之处，现代居民已有多所。故此种情形，亦不能认为沙井期后，气候变迁之证也。沙井遗址，皆在平地。住处周围，常有土墙遗迹。
　　 沙井期，吾人于镇番县之附近，寻获古址多处，为沙丘所没。古址之中，葬地住处均有发见。后者四侧围以土壁，该地势平坦之中自当藉此以为屏障也。
　　 此等古址中之各种器物，颇相类似，故确可视为一期所出。著者因名曰沙井期，盖从距镇番西三十里模范址之名。
　　 至葬地遗址及村落遗址之中，吾人采获铜器之小件无数。内有带翼之铜镞，乃精工之作。职是之故，著者因视与沙井相同之文化当为甘肃各期之最晚者。葬地古址之中，除铜器外尚有多数之贝货，及绿松石之饰珠等。陶器则质较粗，其形颇杂。如附图第十一版第三图及第六图所示。器之大半均无彩文，否则器之一部另加红色之衣。于附图第十一版第三第五两图可得见其详。更有少数陶器，上绘精致彩文。其主要者，为直立之三角形及有鸟形之横带纹（第十版第一图及第二图）。此等彩色陶器，显与苏萨陶器之有鸟形花纹者极为相似。因使吾人视二者之文化互有关联，但沙井期文化似又较苏萨期为晚。
　　 沙井遗址，为甘肃文化期中之最晚者。盖根据铜器如矢镞之较精备而言。其中陶器大都单色，但此等单色陶器与寺洼及卡窑者有无渊源，至今尚未研究也。兹有一事，吾人急当申述者，即沙井遗址中未见寺洼有马鞍口之大甕。
　　 多数之沙井陶器，上绘清晰之红色条纹，最特别者为绘鸟形之横行花纹，使吾人忆及苏萨之图案
　　 秋云细雨笼罩着县城，夏鼐的心情却未被秋之悲声感染。他理了发，在姚县长公馆里吃饭、闲谈，还听了姚县长的留声机——曲终人散，夏鼐在黑暗里回到县府住所，给傅斯年先生写信报告情况，计划着如何发掘下一个目标——沙井。
　　 8月22日早晨，夏鼐等人的马车驶出民勤县城西门，路经清代举人马眉厅、明代浙江布政使孟良胤的墓地，中午到达县城西南30华里的沙井。这里只有三四户牧民，蜗居在野草零落的残垣断壁里。夏鼐和阎文儒由保长做向导，找到了20年前安特生发掘过的几处遗址，捡拾了一些碎铜片和陶片。
　　 24日，夏鼐和阎文儒发掘沙井遗址，第一天挖出了两个鸟形纹彩陶罐，次日掘得红陶、灰陶及彩陶罐20个，第三天发现26件陶器，共48件。在墓地及周边，他们捡到的铜镞、玛瑙珠甚多。
　　 连绵不断的秋风细雨，给夏鼐他们的发掘造成了难度，但并未耽误工作进程。他们借住农家，寄宿窝铺，吃着鸡蛋汤泡馍，完成了考察计划。“风雨凄凄，旅况更惨，室外远山皆隐，但见草原上烟雨弥漫，室内顶层烟炱下悬如紫荆花，经雨更花谢花飞矣。”在沙井，房东杨其仑向夏鼐谈起了安特生的往事：民国十三年带领安特生挖掘沙井者名叫白万玉，此人在沙井附近掘过几处古墓，得到陶器和铜器多件。后被县府拘留拷打，出来又随洋人在沙井附近掘墓。
　　 夏鼐一行离开沙井，至黄蒿井、昌宁四方墩等地，勘察已被前人盗掘的数处汉墓。夏鼐依据地表遗物和墓葬情况，断定安特生和袁复礼关于黄蒿井遗址为沙井文化的结论有误。
　　 9月4日，夏鼐一行拉着两箱陶器和其他文物回到民勤县城。9月5日，夏鼐通过县府办公室借了一辆骡车，和阎文儒等人游览苏武山，拍摄了山上庙宇和碑碣。当夜，民勤县城灯火灿烂，举着火把庆祝抗战胜利的百姓脸上洋溢着喜悦，结队赶往鼓乐扰攘、人声欢腾的戏台。次日，夏鼐拜访姚佑生县长，见到了民勤中学校长马秦璧。“马君为民勤首富，自运安化绿茶，在泾阳制成砖茶（永盛），销往番地及新疆缠回，已有二百余年之历史，家有骆驼三百匹，前数年为新疆盛世才所扣，仅得几匹回来。”夏鼐二人参加了民勤庆祝胜利聚餐，席间谈到了在通货膨胀压力下苟活的当地商业形势——国家动乱，大战在即，生意人也不会有好日子过。
　　 9月6日，姚佑生县长将夏鼐和阎文儒送到了民勤县城南门外，夏鼐一行的民勤之行就此结束。
　　 1948年底，夏鼐在山雨欲来的南京整理甘肃考古笔记，修补沙井陶器，绘出了包括民勤考古路线在内的甘肃考古路线图。在粘贴西北考察照片时，夏鼐遗憾“沙井及武威之底片，广元被劫时失去10卷（约百张左右），更为可恨”。内战风云变幻，国民党政府大厦将倾，迫使一代学人做出移居台湾或留在大陆的抉择。在人才济济的史语所代理所长的夏鼐婉拒了傅斯年令其押送文物去台湾的安排，埋头考古研究。1949年9月，夏鼐写出了《甘肃考古漫记》，该书以兰州至敦煌考古线路为主线，未涉及民勤考古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