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下午，我为这样的场景暗自吃惊：一群蓬头垢面的民工蜷缩在火塘前，轮番吸食自制的纸烟，面容黯淡，有一种习以为常的安详与淡定。轮窑厂高高的烟囱耸立在他们的身后，无数黑色的颗粒纷纷下落，像一场雨，遮蔽了春天萌动的面容。不远处，是几个开着拖拉机嬉戏的少年，他们制造着种种飞车的动作，尘烟四起，惊险万分。一群正在哺育的妇女盘腿而坐，吃吃地笑声像受惊的寒鸦，在经久不散的尘烟里扑打着翅膀。
　　 那一只只裸露着的气球一样饱满、古董一样陈旧的乳房，已经失去了原来的颜色。尽管早春的阳光仁慈地躺在它们上面，但我依然无法准确地说出它们究竟属于哪一种色系——仿佛，那已不再是一个器官，而仅仅是一只碗，一件容器——女性的隐私与母性的光辉一起销声匿迹，无辜的婴孩像那些被忽略的乳房，在母亲的身体上晃荡，对无数粉尘毫无觉察。
　　 他们来自于贵州、四川和云南。我听不懂他们的方言，能和我们勉强交流的，是两个走南闯北的工头，年轻的叫布托，年长的叫扎西。那群懵懂的少年显然没有见过摄像机，他们不约而同地放弃了“飞车”，在镜头前做起了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游戏。这时候，本该属于他们的好奇与无邪竞相流露了出来，我终于看见，他们其实还都是孩子，最大的，也才十四五岁的样子。摄像师显然是受到了感染，他将录象带倒了回来，回放给孩子们看。刚刚还活蹦乱跳的“飞车党”很快呆若木鸡，他们的脸成了一张张白纸，嘴里含糊不清地喷射出一粒粒子弹。我听见了那种呼啸着的尖锐，它们很不友好，每一个唾沫都能造成致命的伤。
　　 片刻之后，几十双眼睛就编织起了一张愤怒的大网——我们成了束手无策的蜘蛛——那群正在哺育的妇女甚至不顾啼哭的婴孩，一梭梭更为锐利的子弹向我们射来。我只有求助于布托（扎西神秘地失踪了。似乎，所有的工头都热爱玩失踪这种游戏），布托一脸无辜地抽着我们这里的卷烟，用烟头指了指我们的摄像机。哦，他们是被镜头里的自己给吓住了，在他们的意识世界里，只有神灵才能使人看见魂魄的样子。他们以为，在我们带来的这个黑匣子里，藏着一个看不见的神灵，这个神灵摄走了他们的魂魄，而一个魂魄提前游离的人，惟一的出路便是躺下来，在巫师的祷祝声里：等死！
　　 布托吞吞吐吐的翻译让我们面面相觑，让我们误以为，我们已经置身于另一个人世。要命的是，我虽然懂得一大堆专业的名词，比如像素，比如光圈，比如白平衡，再比如推拉摇移，但面对他们，我发现所有的名词都无从谈起，我根本就解释不清这个能把他们的“魂魄”摄下来的黑匣子！作为一个职业电视人，我无比依赖并信赖于这个黑匣子，它忠实地记录过无数的人与事，成为比诸多“红头文件”更有效也更有力的公器。在我的职业电视生涯里，它时常无往而不胜，让我对它的威力产生动摇的，这是惟一的一次。这一刻，作为一名惯性的帮助者，我忽然对自己是否具备帮助的资格产生了怀疑。或许，生而为人，我们谁都不具备帮助的资格，能够给予帮助的，其实正是这些被我们长久轻忽的机器，以及机器背后的附加值与附属物！那些看似需要帮助的群体，他们的世界是自足而完整的，任何人的自以为是的帮助，其实与悍然入侵并无差异。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从来就没有迈出过窑厂半步，去过集镇的，更是寥寥无几。许多人，春节的时候也不愿意回去，“那么拥挤的春运！”“那么吓人的车费！”窑厂及窑厂周边的一切已足以让他们感受到，这里已经是另一片崭新的世界——几米之外，就是荒凉而贫瘠的田野，营养不良的土地上，稀拉拉的油菜花羞答答地开。连炊烟和拖拉机都令他们倍感新鲜、大开眼界，在他们那里，既没有拖拉机，也没有烟囱和灶台。这样的天地让他们获得了从未有过的满足，而这样的平和与安宁，也正是他们所想要的。
　　 好在布托见过一些世面，就在我沮丧透顶、打算撤离的时候，布托主动和轮窑厂的马厂长取得了联系。几分钟之后，马厂长就从人群中钻了进来，他戴着金戒指的大手领袖似地挥了挥，愤怒的“大网”就断了，尖锐的“子弹”跟着也哑了。我诧异地看着气喘吁吁的马厂长，他矮而胖，一脸油汗熠熠发光，一尺高的肚子像一只热水袋，在紧绷绷的衣服下面危险地摇晃。马厂长一面擦汗一边示意我们进一间低矮的棉瓦房，我们如蒙大赦，就进去。屋子布置得像是办公室：一张乡间习见的餐桌（灰尘约有五寸厚），一盏日光灯挣扎着，亮了，嘶嘶作响。一转身，又碰到一张床，铺着草席，被褥卷作一团，像我大学毕业时丢掉的那张。没有地方给我们坐，屋里只有一张凳子。这时候的马厂长显得非常卑微，刚刚还熠熠发光的脸忽然成了万恶的旧社会。人一阔，脸确实是会变的，既有可能变阔，也有可能变窄。
　　 他拒绝采访，但愿意“私下里谈一谈”，“私下里谈一谈”是一种很商人的做法。他显然早已懂得媒体的“潜规则”，并懂得如何利用这种“潜规则”来规避媒体的曝光。
　　 窑厂里有四十四名来自云、贵、川边远山区的民工，除了不用干活的布托和扎西，马厂长叫不出任何一个民工的名字。在马厂长提供的工资表上，姓名那一栏没有姓名，而是从“1”到“44”。签名那一栏，同样如此。这真是个天才的发明！——四十四名民工等于四十四个阿拉伯数字。等于四十四床被褥和席子。等于每人每天工作十至十二个小时。等于每人每天二十至三十元不等的工资……
　　 1、2、3……44！第一个想到用数字代替姓名的人，一定是希特勒，他一定是在集中营里找到了灵感，并付诸实施。数字剥离了姓名的外涵和内延，剥离了一个人的所有附属物，剥离到没有愿景没有温度没有差异没有性别。这个天才的发明如今广为应用，比如监狱和医院。
　　 马厂长尴尬地搓着手，不时转一转硕大的金戒指。那么硕大的金戒指！冰冷的寒光闪烁着物质上的粗俗暗示。在纸页的翻动声里，这个很显然的暴发户汗如雨下。汗水暴露了他不足的底气，以及内心的争斗与恐慌。看来他的内心并未完全麻木，一个人的内心设若尚存畏惧，他就应该还有几分善良。但我却不知道，当这个内心尚存畏惧的暴发户，对着花名册从“1”喊到“44”，他看到的究竟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外来务工者，还是一个个阿拉伯数字？
　　 在马厂长提供的工资表上，我没有看见布托和扎西的名字。作为带队的工头，布托和扎西的工资单独领取，并且另有一套很商业的计算模式。简而言之，就是从每个民工的工资里抽出一部分（剩下的部分，才是民工们可以拿到手的每天二十至三十元不等的工资），那被抽走的部分究竟有多少，马厂长一直含糊其词。毫无疑问，作为工头的布托和扎西已经跃身于另一个阶层，他们和马厂长成了同谋，对同族同寨的乡亲进行层层盘剥。然而他们——这被物化的一群——却对他们感恩戴德，言听计从。他们感恩于布托和扎西带来的一切，在他们那里，两千元就能娶回一房媳妇，一万元就可以衣食无忧、挥金如土。为了能让布托和扎西把未成年的孩子带出寨子打工，母亲或姐姐们甚至做出了令人难以理解的牺牲。从“1”到“44”，未成年的孩子至少有七八名。他们怀揣着一知半解的好奇和懵懵懂懂的梦想，成为民工潮中的一部分。伤筋动骨的成人礼，在母亲或姐姐的呻吟中完成。
　　 夜晚的轮窑厂是一个让人致幻的世界。附近的村民都目睹过他们的盛宴，原始的肉欲与野性，在大地上毫无顾忌地宣泄。夜晚的布托和扎西，是主宰一切的王，是拥有无上权力的皇帝。我相信，夜幕掩盖下的他们是真地沉湎于幸福，他们素面朝天，低矮的苍穹轻轻地匍匐下来，覆盖着这些永远不会失眠的人。他们的梦里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倾轧，没有身份的焦虑与体认，也没有生活的无奈、惶惑与苦痛。他们是城市的绝缘体，城市里的流行病从来就没有真正困扰过他们。这是匍匐着的一群，“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轮窑厂附近有一座很不起眼的小村，去往小村的机耕路，尘烟滚滚。村口，一株株高大的刺槐耷拉着脑袋，灰蒙蒙的树冠，有气无力地悬浮在半空。下午四五点钟的样子，这个江淮分水岭上的小村像一座在时间深处没落的废墟，陈旧得让人不敢轻易靠近。这样的小村摧毁了我对春天的信心。春天的田野应该一派青葱，应该是大地上最为昂扬的部分。然而这个空荡荡的小村暮霭沉沉，整个小村，只留守着二十几个老得已经不会吃惊的老人。对于我们这群不速之客的到来，老人们无一例外地持守着令人窒息的平静。窑厂低廉的工资对村民们毫无吸引力，村民们也不愿意在家门口打工。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只要出去，就有可能。于是，村里的年轻人都拖家带口地走了，有的移居到镇上，有的混迹于县城，更多的则远赴他乡，为融入某座城市而苦苦打拼。他们不知道，在融入城市的同时，故乡正在一点点地被蚕食，一点点地被侵吞。这样的融入无异于自我撕裂一道伤口，在坚硬的城市里沉浮，他们前赴后继，有始无终。
　　 他们和轮窑厂里的他们，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时间久了，安稳了，此心安处，他乡亦吾乡。
　　 只有如此。
　　 只能如此。
　　
　　 在江淮分水岭地区，这样的轮窑厂，一个县就有八十多座，在那里打工的，没有一名当地的村民。他们形成了一个个相对固定的“村落”，云南村。四川村。贵州村。轮窑厂里的情景都是大同小异的——封闭。自足。物化的一群。一个个没有尽头的梦。有多少座轮窑厂（化肥厂、塑料制品厂、造纸厂、石灰厂、水泥厂……）附近就有多少座空村，就有多少条河流被污染，成片的土地寸草不生。“任何一株草的死亡都是人的死亡”，这样的空是彻底而最后的空，这样的死亡像一个个毒瘤，让苍凉的大地一阵阵喊疼。
　　 其实，我们和他们也是一样的，都是一群没有故乡的被篡改的人。地理上的故乡，恐怕我们是再也回不去了，故乡和他乡，来去皆茫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