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记载，黄帝的史官仓颉，发明了汉字，被后世人称为中国文字始祖。传说中，仓颉，身披百家衣，双目四瞳，他夜观天象，昼察万物，创字之时，天降大雨，鬼哭狼嚎，翻江倒海，气势磅礴。他首创的“鸟迹书”即为世界最早的象形文字，从此人类由蛮荒岁月步入了文明社会。那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举足轻重的“善”字寓意何在？中国善文化又是如何在艰难中发展的呢？
　　 我们首先看看“善”字的形成。汉字“羊”，既是声旁也是形旁，通“祥”。在甲骨文上，善=羊（羊，即“祥”）+目（目，眼睛），表示眼神安祥温和，所谓“慈眉善目”。造字本义为“神态安祥，言语亲和”。《新华字典》里的解释是：会意字，从言，从羊。言是讲话；羊是吉祥的象征。善，即好的行为与品质。我觉得可以这样通俗地理解，就是我们人类应该像温和的小绵羊一样待人接物，这便为善。其实中国善文化从古到今，它始终与宗教、文化和哲学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汉魏之际，佛教传入中国。详翻史料，汉魏之前，与佛教相关信息记载甚少。两晋时期，当时的中国大部分地区基本处于胡人统治之下，佛教亦为初传阶段。从西汉开始，哲学家董仲舒力荐“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且被汉武帝采纳，之后儒学便成了中国的正统思想。董仲舒利用《春秋公羊传》中的阴阳五行说把神权、君权、父权和夫权贯串一起，形成帝制神学体系，从而他提出了“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重要儒家理论。我们很清楚，当时的儒家思想仅仅是为了维护大汉的中央集权，当然儒学的推崇也就为中国朝野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完整的帝制统治思想铺就了温床。在混乱的社会状态下，统治阶级以“温良恭俭让”和“仁义礼智信”来愚弄淳朴的老百姓。我们换个角度想想，要是天下君臣都能恪尽职守、严于律己的话，那么社会安定，政令畅通，国家大统岂不是指日可待？可是，当时的社会现状与这种统治阶级为稳定国家统治而构想的虚幻国度相差太远。西晋末年，外族入侵，北方沦陷，由于少数民族缺乏文化底蕴，他们也对儒学思想一知半解。如果这些蛮人们对老百姓不灌输他们的统治理念，那必然会动摇这些外来朋友的领导地位。明智的统治者开始把外来佛教作为统治区的文化主导，并邀请西域高僧来东土传教说法，建庙修塔，收拢人心，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洗脑行动，并把佛教思想植入老百姓的大脑。另外，历代帝王们追求长生不老之术和喜欢聆听传教士们游说西方极乐出世之说，得到了北方少数民族统治阶级的支持的关系，佛教得到神速发展，众所周知，佛学的核心思想就是“善”。令人心寒的是，自古以来一些统治阶级披着伪善的外衣，蒙蔽了老百姓的双眼，作威作福，让老百姓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思想意识的提高，国家逐步达到了统一。中国善文化才得到了正确的认识和长足发展。但在一个政党、集团或社会中，必须防范人性的堕落现象，务必要对集团利益和人民利益作出适当的调剂、节制。所幸的是宗教界人士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观念已经逐渐增强，他们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由此见得，在奏响社会和谐之歌的同时，一定要把握好“度”的问题，否则“恶”相也就应运而生了。如果“善”和“恶”的天平失衡，虽然今日的佛教不能像西晋末年那样完全统治和麻痹人的思想，但民心全失也定会造成不堪后果。有一次我在网上看到了一则这样的新闻，2012年12月28日的“中国首届善文化节”上李耀武以会善寺住持自居而上演的一场丑陋闹剧就绝非偶然的行为，而是登封市文物局长吕伟与李耀武之流蓄谋已久的伎俩勾当。其目的不外乎是逼走会善寺法人释延会，从而扫清障碍，独霸会善寺。这就是打着“善文化之名”的幌子，行“敛财之谋”的典型例子。
　　 千百年来，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中国启蒙读物《三字经》中有一句经典名言“人之初，性本善”。那么人之初，性真的善吗？其实很多人都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些问题，总认为老祖宗的东西就是对的，不能更改的，其实一些智者对于这个问题很早以前就已提出了质疑。从哲学角度来讲，世间万物都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如真假、阴阳、对错及善恶等。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们都是完全可以相互转化的，二者并没有完全对立。善依赖于恶并不断壮大发展，恶也攀附在善的身上在不停演绎。生活中就有“爱极生恨”的现象，爱的太过了就开始产生怨恨，必然导致爱的终结，恨的开始。小时候，妈妈经常说，打人是不对的，骂人是不好的，偷盗是罪恶的，那么试问如果我们打骂的是敌人，偷来的东西是为了救一个生命垂危之人，那还是恶吗？《庄子》这本书里，有一个极其夸张的故事，“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大孝子，父母去世后，整日以泪洗面，茶饭不进，几日后这人形销骨立，结果当地官员看到这种情况正是令人感动，就给这人封官加爵。这下倒好，全村人都开始相仿，结果一部分人因长时间不吃食物而活活饿死。”这让我不由得想起近期关于中国红爆网络“中国最好考生”一则新闻。四川宜宾高考生黄子恒因考前抱起昏迷女生及时就医而被中国矿业大学银川学院破格录取。这条新闻只要大家百度一下，就会有八十几万的相关信息。中国矿大银川学院认为，黄子恒的事迹传递的是一种正能量，具有一种敢于担当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目前大学生所缺乏的。我觉得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位黄子恒同学曾经参过军，这种军人的天性和正义内驱力是事情如此发展的必然原因。但如果有人想要再次仿效，那么此类人定是愚人也。所以我们得出结论，做善事是自然而然的，不加修饰的善心所为，否则会迷失根本。另外，善是人类为自己界定的评价范畴。譬如，在自然生活环境，草吸取土壤的水分和养料得以生长，牛羊吃了草，而狼又吃了羊，所以人类就把狼称为恶狼，那为什么就不能把“草”叫“恶草”，把“牛羊”叫“恶牛、恶羊”呢？所以，凡事都必须以辩证的眼光看待，究竟如何定性这个问题虽然赋予人的属性，虽然定性是善是恶，角度不同、方式不一，但是这个问题最终的结论必须由社会大流而定，善良的世界人民不是任恶人肆意宰割的小羊羔，更不是你脚下踩了又踩的可怜的绿草。
　　 中国悠久历史的核心和精华非“善”莫属，当然这也是经过漫漫历史长河的洗礼、演变、总结、完善和提炼的最终结果，当今中国文化与以前相比，很明显少了太多功利性的成分。东方文化的文化属性更加侧重于人文情怀，即高度情感凝结的高度体现进而转化为高度和谐的理想状态。在中国，“真”、“善”、“美”并存，他们都属于道德范畴，并不像法律具有强制成分，也就是说“善”是一种心甘情愿的感情的流露，是建立在美学的基础之上的，同时“善”的真正内涵也和中国的儒学主导思想达到了完美结合，这也是中华文明得以传承和永存的主要原因。正因为文化差异问题，西方人的骨子里始终流淌着个人英雄主义的血液。他们认为每个人与生俱来带有罪恶，即原罪，这种说法源于基督教的宗教经典著作《圣经》。据《圣经》记载，伊甸园里，人过着美好的生活，人类始祖亚当掌管着比逊河、基训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当然他也掌管着伊甸园。在美女蛇的诱导下，他吃了善恶树上的禁果，结果变得懒惰并有了私欲，还和夏娃发生了男女关系，结果由于他擅离职守，公正的上帝便制造了洪灾，企图毁灭人类，食其恶果。德行高尚的诺亚将地球物种择优保留带上了方舟，大水过后，人类将继续在地球上生存。西方历史记载，遭受了洪灾的人类人心涣散，没有凝聚力，很多人都成了鸡鸣狗盗之徒，匪患横行，并且近达千年都没有良好的社会制度。在如此险恶的生活环境里，人类早已遗忘了文化和道德，上天为了进一步惩罚这些邪恶、自私、凶杀的人类，十四世纪中期，黑死病席卷整个欧洲，两千五百万条生命丧生。十五世纪左右，文艺复兴开始，这是欧洲重生的开始，这更是欧洲觉醒的开始，他们明白了“文化就是一切”的真理，故科学和美德得到高度重视。但是西方文化基础与东方文化基础相比，几乎没有追溯性和可比性可言。在西方人眼里，人类的幸福是用苦难换来的，所以人类的开始就背负了罪孽，那么大家看到西方人经常忏悔也就不足为奇了。不管西方怎么发展，但是这些国家因长期处于武力统治下，所以他们虽以高科技为基础，在不断提高竞争力，但又改变不了向外扩张和侵略的本性。或许一时兴起的忏悔就是西方人眼中的“善”吧。毫无疑问，西方文化是一种智者文化，但是一个民族在同其他民族的交往中，要求平等相待，友好相处，求同存异，团结合作，要有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而努力奉献的精神。从以上文字，我们可以看出，中西方文化虽然对“善”有不同的诠释和考量，但是世界和平是最终目标，无法更改。
　　 不管是我们从世界其他宗教学还是仅从佛教学来解读，不管是我们从唯心主义还是从唯物主义去辩证，不管是我们从东方文化还是从西方哲学去刨根溯源，我们都会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善文化竟然与宗教学、哲学达到惊人的统一。从社会角度来看，不管哪个国家或民族，它总会经历兴盛、衰落、辉煌、屈辱。事实证明证明：只有中国的“善”文化、只有仁者才能支撑这个国家或民族走得更远。中华民族历来以爱好和平著称于世，中国是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四海之内皆兄弟”、“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这些中国先哲的著名言论，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海纳百川的宽宏胸襟，这并不是说中国懦弱，希望有些霸权主义倾向的国家明白。今天的中国已经崛起，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未来的世界主宰者非中国善文化莫属，非中国莫属，因为只有中国文化才不会让世界流血，因为只有中国才能让世界走向大同，这已是一种必然，更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这是世界的心声，这更是全人类的心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兄弟姐妹们，让我们拉起手，用汉语呐喊：和平万岁，世界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