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2000年3月1日，我应聘到某空调机械厂，给大款当了办公室主任。那大款叫陈总。
　　 我原是冶金部第九冶金公司的一名干部，辞去正式工作，到私企打工，我是经过痛苦的抉择的。
　　 我主要想挣钱。我的目标不高，一年3万。
　　 妻子管我叫下海。她曾劝过我，一个文弱书生，老老实实上班得了，还涉入什么“商界”，不碰得头破血流铩羽而归才怪哩！我当时情绪激动，对妻子的不屑很生气，就抓起桌子上一只玻璃杯，向墙上用力掷去，玻璃杯叭的碎了。我说，如果我一年挣不到3万，我就如这只杯子，在墙上碰死。
　　 妻子不再吭声。她知道我的脾气，决定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
　　 我很自信，且踌躇满志，我相信我能把工作干好。我的“头三脚”就让老总刮目相看。
　　 这家机械厂原来的人事管理杂乱，人来人往，不签协议，又不登记，因此有的人“捞一把”就走，来无踪去无影，无处可寻，给公司丢一个窟窿，留一截损失。虽窟窿不大，但滴水成河，粒米成箩，老总时时感到钝刀子也拉人。
　　 针对这一实情，我采取了三个措施，一是厂里所有的在职员工，重新“地毯式”签订用工协议，并经公证处公证；协议里除了一般的常规条款，重点突出“违约”责任，对那些“捞一把”就想跑的人，毫不留情地追究法律责任。二是建立员工卡片，卡片的正面是员工的情况，卡片的背面是配偶及直系家属资料，有了这资料，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三是设置档案室。档案室不仅珍藏重要工程图纸、商业秘密，也为员工临时建档。这个工作我做得很扎实，我派人像入党一样搞内查外调，到员工原来工作过的地方获得一手资料，员工还不知情，但员工的品行好坏，文凭真假，技术等级，是否犯过错误、判过刑、吸过毒等等一清二楚，给厂子任用贤能提供了确切的保障。这三个措施的实施，堵住了漏洞，挽回了损失。老总大加赞赏，但我也得罪了一些人。比如财务主任朱某。此人在以后的工作中，给我制造了许多麻烦。
　　 我踢的“第二脚”是抓迟到。厂里有一位副总姓张，常迟到，他老婆是下属企业商行的一位经理，自恃腰杆硬，也常迟到，所以办公室出面查纪律抓迟到就遇到强大的阻力，而这股强大阻力中的最猛一股就来自这位副总和副总的老婆。他们摆出盛气凌人的态势：我就迟到，你能把我怎么样？依旧我行我素。抓迟到一时陷入僵局。我请示陈总，陈总说，无论是谁，按制度执行。得到指令，我在完善岗位责任制和规章制度的同时，严格考勤，迟到一次罚款20元，管你天王老子地王爷。百分之九十九的员工，一见厂子动了真的，都自觉提前到岗，甚至有人半路自行车坏了，为了不迟到，竟推着车子跑步到厂子上班。
　　 第三脚是“全员皆兵，抓信息，揽项目”。不光是业务部，每一位员工都可以发动关系，或朋友、同学或亲戚的亲戚一起找米下锅,不论上班或下班，不拘形式方法，只要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者，均有奖励；能靠关系直接揽来项目者，按百分之二提成，即一百万的工程，可提2万元，而请客送礼,由公司出面打点。此举使厂子一个时期来，任务饱和，一派繁忙景象。
　　 然而，平静的工作在2000年8月起了波澜。
　　 厂子利润直线上升，陈总开始考虑扩大再生产。我建议稳步发展，积累资金，伺机待发，可未被陈总采纳。陈总一意孤行，一下子新开了七八家单位，有酒店、歌厅、农场、渔池、机械加工、水处理、商行等等。
　　 厂子突然扩大规模，资金也就突然紧张起来。
　　 8月20日陈总又给办公室加了一副担子，要账！头两月60万人民币！
　　 要账本来是财务部的事，却突然加到我们头上，后来才知道，是财务部朱主任出的瞎点子，他对我搞的“内查外调”一直耿耿于怀。
　　 谁都知道，如今的三角债是非常难要的，朱主任是想借此把我整倒。果然，我派的人一次次信心十足地出去，又一次次蔫头耷脑地回来，两个月过去了，竟一无所获。
　　 我必须亲自出马了。
　　 这年9月6日，我向工程队要了10名身强力壮的工人，向宝鸡市一家商厦进发。这家商厦的中央空调，我们厂子已给他们安装了4年，可400万工程款只给了220万，尚欠180万。商厦的总经理姓姚，我带着10名工人径直到了姚总办公室，站的站，坐的坐，喝的喝，抽的抽，啥话不说，只两个字：要钱。姚总办不成公，拍桌子瞪眼睛，十分气恼，我们不恼。姚总又叫保安，保安来了，见我们个个五大三粗，也不敢动，就劝我们不要闹了，他们马上给一部分钱。我说，给钱行，为防反悔，姚总得写个字据，最少60万，姚总就写了。我拿上字据，便开始撤兵。谁知我们刚返回厂子，姚总的电话就打来了，他不仅反悔，而且对我们陈总破口大骂，说是揽工程的时候装得跟孙子一样，工程干完了就翻脸不认人了。陈总对我说，不管他，继续找，我们要的就是这效果。
　　 晚9时许，我精选了两名膀粗腰圆的工人，在人民街商厦的家属楼找到姚总家，一个在门口两腿大字一站，一个拿了一把斧子（其实是吓他的）跟我挤进了门。姚总的老婆一看这阵势，当场瘫软在地，他女儿则一边喊救命一边哇哇大哭。姚总倒挺镇静，他说，你们要胡来，我就报警。他又说，不就是要钱嘛，明天给你们60万！我说，没办法相信你，姚总，你是个出尔反尔的小人。姚总说，只要你们不伤及家属，我马上打电话让出纳员开一张60万的转账支票。我说，可以！姚总真就打了。不一会儿，出纳员就送来了一张支票。我一看上面的数字40万，立马不干，出纳员解释说账上只有这么多钱了。姚总就说，我写个条子，明天早上你们来拉20万元的货，冰箱、彩电什么都可以。我说，你故伎重演，下午已哄我们一次了。姚总拍着胸膛说，这次若哄你，你要我脑袋我都无话可说。
　　 我把40万元支票拿回去，满以为陈总要赞扬我们犒赏我们，不料他看都不看支票，坐在一张沙发里跷着二郎腿看报纸。他冲报纸不温不火地说，你们中了金蝉脱壳之计，那商厦有个不为外人所知的秘密，遇到结账的姚总说100万，那就是80万，姚总说80万，那就是60万，姚总说60万，出纳员就只敢开40万。另外，姚总的白条从来不算数，不信明天你们去试试。
　　 这一夜，我失眠了。我得赶紧去把那20万元的电器拉回来。
　　 公司有规定，谁要回来款给谁5%的提成，那么60万应给我提3万，两天时间，就会实现我对妻子一年的诺言。
　　 天亮以后，我去了商厦，正如陈总所说，姚总又一次哄了我。我带着人去拉东西时，被拒之门外。我只好空车而归。
　　 我向陈总要40万的提成，陈总冷漠地说，等那20万要来了再说。
　　 9月下旬，陈总曲里拐弯“挂”了个小蜜，她在五金商场当营业员，陈总让办公室安排车早送晚接，我只得照办。
　　 9月26日早晨，长沙“远大”来了位客人，车要去咸阳机场，没安排过来，陈总的小蜜打电话问我，咋回事？不想干了是吧！？那口气非常厉害，我只有让秘书要了一辆白色“富康”出租车去接她。
　　 进入10月，那小蜜不想上班了，想学个啥，自己撑个摊子，陈总就让她去北京某职校学烤鸭。临出发前，本来让秘书陪她去办有关手续，陈总却突然改变主意让我去，弄得我措手不及，连跟老婆招呼都没打就上了飞机。
　　 10月10日，到了北京。她对我吆五喝六，把我当保姆使唤。让给她买毛巾、牙刷、鞋油、被褥什么的，甚至连女人内裤也让我买。我心里不悦，但面上没露，我想，就当在服侍陈总吧！
　　 从北京回来，陈总让我兼业务部经理，不能推，文都拟好了，只等下发。我感到突然，不想干，因为我的担子已够重了，若再兼个经理，即使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我问，单位任用干部一般都提前谈话，怎么咱公司连招呼都不打？这不是牛不喝水强按头吗？陈总严厉地说，你搞明白，我们这是私人企业，不是国营企业。
　　 业务部是要有业绩的，如今的业务很难拉。即使如此，我还是尽力去做。我要给陈总造一个印象，什么工作都难不倒我。我抓点子，找门子，几下汉中，终于在汉中市某银行拿下一份合同，124万！工程不大，成绩不小，这是陈总的评价。他明白，商场竞争既激烈又残酷，能在短短的几十天里拿下一个项目，谈何容易。陈总对我评价很高，却无实质的奖励！红包倒是有点，但不能拿豆包当干粮。他把提成比例降到了百分之一。理由是我为兼职，且又是经理，要有榜样和姿态。我哭笑不得。尽管是百分之一的提成，我当时没拿到，后来也没拿到，124万，提成一万两千四，这成了我心中永远的隐痛。
　　 就从那个124万元的工程以后，我的心开始凉了。我预感到我一年挣3万元的目标要泡汤。但我没有停止工作，我是个比较敬业的人。
　　 记得是11月中旬的一天，陈总的老婆不知怎么发现了陈总的秘密，而陈总的小蜜也从北京回来了，他老婆就追着小蜜打。又找了几个人把陈总狠打了一顿，打得陈总住了院。同时，我也受到了牵连。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机关楼上大部分人都下班了，陈总的老婆如水蛇一样溜进了我办公室，一进来就质问我，听说你送那妖精去过北京？我说，没错。那妖精和我们老陈成天鬼混你为啥不报告我？我说，我不敢。那妖精是你给老陈介绍的吗？我说，不是。正说着，进来一个个头很高的男人，手上拿了一块砖，一手捂住我嘴一手就用砖在我腰上打，打了几下，可能是怕把我打坏了，就只打屁股不打别的地方，打得我尿了裤子才住手。
　　 第二天，屁股肿得厉害，不能坐，一坐就钻心地疼，我只好站着办公，站了20多天都不敢呻吟，怕声张开去丢人。
　　 尽管我给陈总下死力地干，但他还是听信谗言,说我在打字复印签字上有问题，让财务主任去查。厂子的打字复印一直在外边的打字复印部。我知道这是财务主任卷土重来反戈一击的报复，但也无奈，陈总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办公室的文件多多，复印多多，还有图纸、执照、税务证、法人代码等等，外部内部的人随要随印，其量很大，不可一一记清，财务主任就瞅准了这把“软刀子”，整得我没一点脾气。结果，给我定了一个点，说不清的就扣钱。12月底，一张算盘打下来，扣了我二百多元。钱不多，味骚，我像吞了一只苍蝇，心里恶心却吐不出来。
　　 这还没有完。2001年元旦过后，陈总又派人去办公楼外的修车铺查，说我为什么让厂子的车老在那儿修，而不在别处修？厂子四五辆车一年几万元修车费，是不是拿了回扣？我哑口无言，没法解释，这种事越解释越说不清，让他们查去好了。还是财务主任亲自出马，把我签的单一一滤出来，让司机一一查对指认。幸好修车铺的老板怕公司赖账，他细心地把换下的零件一堆堆放好，一车一堆，下面铺了塑料布，上面用纸条写着零件的名称和价格，和单子一碰，一颗螺丝钉都不差。在场的人都惊呆了！财务主任无功而返。我很感激修车老板，当晚我给他拎了一瓶西凤酒，谢他帮我洗清了不白之冤。
　　 可陈总的疑心仍没解除，他无故指令暂缓发放我的工资，借口是修车的事尚未查清。
　　 2001年1月至2月那段时间，那个老爱迟到的副总有事没事都要隔会儿给我打电话，我一旦不在，他就找陈总问我到哪去了？请没请假？给谁请了？副总把电话一挂，陈总就打我手机，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我训斥一番，然后才问我在哪，在干啥？即使是他派我出去他都好像忘了……
　　 我的心彻底凉了。进入2月中旬，我打算离开这个公司。掐指一算，离一年还差20天。我对自己说，再熬熬，熬满一年好算工资。我就熬。这20多天好像20多年，熬得我夜夜失眠，头发大把大把地掉，我心里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想不到我对陈总忠心耿耿沥尽心血，到头来落了个里外不是人。
　　 2001年3月2日，一年的时间终于熬满了，我向陈总提交辞呈。陈总如梦方醒，说我是人才，是公司建厂以来最称职最敬业最有才华的办公室主任，一连用了三个“最”字，并许以住房、加薪和立即兑现各种提成。我摇摇头，只说了两个字：“晚了！”
　　 我要求结账，陈总立刻翻了脸，密令财务不给我结工资、兑付提成。时至今日，这个厂子还欠我五个月工资，加上提成共三万多元。这就是私企！这就是私企老总和大款。也许陈总仅是私企中的惟一，或许也是普遍中的一个。
　　 那天晚上，我灰灰地回到家，妻子向我伸出手，问，你挣的3万元钱呢？我苦着一张脸说，3万元我挣到了，也许有4万，但在老板的账上，人家不给我结。停了片刻，我又说，如果你让我碰死，我现在就碰给你看。说毕，飞身往墙上碰去——妻子扑过来，一把抱着我说，你别碰了，我什么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