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最初是住在县城的。解放初期，政府鼓励城市居民到农村落户，年幼的大哥就随父亲落户到枣南山区一个小山村里了。从此，大哥就从一个县城里的孩子变成了山里娃。
　　 大哥聪明好学，一直上到初中毕业。这在我们村是少有的。初中毕业后，大哥被选拔到村小学当老师。不久又被推荐到地区师范学校学习深造，毕业后就可以成为一名公办教师。但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改变了大哥的命运。因为父亲“历史不清”的影响，已经上了三个月学的大哥被退了回来，而且丢掉了民办教师的位置，这对于一个正值十七八岁青春年华，有文化、爱学习、对未来充满希望的青年的打击可想而知。就这样，大哥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
　　 大哥并没有因此倒下，他仍然乐观地生活着。因为有文化，会算账，为人正派，回村后，大哥当上了记分员，而且一干就是十几年。他像会计记账一样，把每个社员劳动情况记得清清楚楚，从未有人说工分记错了。
　　 命运的转机再次向大哥招手。1979年，父亲退休，按照当时的政策，子女可以顶职。因为二哥已经考上中专，三哥高中即将毕业，而且成绩非常好，考上大学很有把握，姐姐因为是女孩，自然不在优先考虑之列，家里一致决定让大哥去顶职。但因为有人从中作梗，说大哥超龄了，不能顶职。这样，家里只好让姐姐去顶职。大哥再次失去了吃“皇粮”的机会，命运再次捉弄了这个可怜的人。
　　 包产到户后，家里分了十几亩田地，姐姐顶职到镇粮管所上班去了，二哥、三哥相继考学离开了家。我刚上初中，也帮不上什么忙，这十几亩地就全靠大哥和大嫂耕种了。当时没有机械化作业，耕田用牛，割麦割稻挑捆子，全是人工。要打理好这十几亩田地，那几乎是要“累断腰”的。
　　 巨大的生存压力和繁重的体力劳动，过早地透支了大哥那虚弱的身体。由于劳累过度，大哥在30岁左右查出患上了慢性肝炎。肝炎是个富贵病，不能干重活，而且生活还要调养好。一个农民，不仅无法承受昂贵的治疗费，就连起码的休息调养也是不可能的。这对于大哥和我们这个家庭的打击是致命的。因为没有钱治疗，大哥就找了一些偏方来治疗。只有在实在坚持不下去的情况下，才会到镇医院去打几针。那几年，大哥几乎每天都在生病，有时发冷，盖两床被子还冷得发抖。只要还能动弹，他就拖着虚弱的身躯下地干活。
　　 虽然命运多舛，又身体羸弱，但骨子里透着秀才气质的他，并没有被厄运压垮。在劳作之余，他仍不忘翻翻书本。像《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聊斋》等古典名著他都读过。最让我敬佩的是，他对李自成、洪秀全、黄巢等农民起义领袖的故事十分熟悉。有年暑假，我和大哥一起到镇上看电影，一路上大哥兴致很高，向我讲起了李自成的故事，他竟然对李自成起兵、发展壮大、在哪里遭遇挫折、在哪里建立政权，最后又是怎么失败的，都说得头头是道，令我这个高中文科生自叹不如。
　　 病病歪歪地坚持了七八年后，身体极度虚弱的大哥再也坚持不下去了。在那年正月初二的凌晨，在别人都在欢度春节的时候，为这个家耗尽全部心血的大哥凄然地离开了我们。
　　 大哥坚强、乐观、热爱学习的生活态度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兄弟几个，使我们养成了读书学习的习惯。特别是二哥，受大哥熏陶最深，在那个崇尚学工学农的年代里仍不忘读书学习，在恢复高考后顺利考上了中专。三哥和我后来也都考上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