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常记忆之住房
　　
　　 小姨一家曾在县城里租房住了几年，当初住到城里去的初衷倒是十分简单，只为表弟在城里念书图个方便。后来对城里很是有了一点依恋，于是打算在城里买一套房子，盘算了好长时间，但终于没有买，没有别的原因，只因城里的房子实在太贵了。
　　 有一段时间，亲朋好友聚在一起的时候，谈论得最多的总是关于买房子的事情。有多少人向往着城里的生活呵！住在城里自然是好的，出门就是大街，很热闹，买东西极方便，又有公园，晚饭后一家子可以去公园里散步，夏天里更是没有蚊子，吃饭时不必点蚊香，睡觉时也不必挂蚊帐。最为可贵的是，一旦在城里买了房子，便自然成了城里人，偶尔回一次老家去，就无端地多出一份风光来。
　　 这些年，小姨她们也算积攒了一笔钱，但这钱拿城里的房价一合计，最多只够一个首付。城里虽然好，但开销也大，出门就是大街的便利原来是有代价的，并且这代价还付出得不知不觉，只有到年终盘点收成时，才知一笔数目不小的钱一不小心落在那街上的店里了。何况房租总还是要付的，这一笔钱更是冤枉，真如流水一样白白地送给了城里人，所得的回报，大概就是夏天里少被蚊子咬了几口而已。枉
　　 母亲她们姐妹几个凑在一起时，也曾劝小姨狠狠心，把首付付了，再办个按揭，先把房子买了再说。然而小姨家的收入跟我们一样，总不是十分的稳定，现在冒险办了按揭，到时候惹是遇上年景不好时，很可能会出现断供的危险。况且，表弟还得上几年的学，一家四口的日子也总还要过下去，这样的险断然是冒不得的。所以最后还是搬回老家去了。
　　 就我自己来说，我对于城里的生活倒并没有多少热衷，这一份心情，除出对于城市的冷默外，更多的则是一种自知之明。这城里的房子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实在有点象《多收了三五斗》里的洋米洋面和外洋大轮船------那都是遥远的事情，仿佛可以不管。但这些话出自一个兜里没有多少钱而断然买不起房子的人的嘴里，总让人觉着有很浓的酸葡萄的滋味，所以不说也还罢了。不过乡村里倒也确有一些人家买了房子搬进城去了，邻居们除了羡慕，也有一些疑惑，有的人说他们发了大财，有的人怀疑他们冒了大险。我大概还没有去冒这个险的胆量和资格。
　　 好在我们如今所住的那几间村屋，倒还是很值得让人流连一番的。这几间屋子，实在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家庭的完整的创业史，这当中，有许多曾经的喜怒哀乐和酸甜苦辣，值得时时的回忆和品味。
　　 我的祖上曾经有过一份不大不小的产业，田地自然有一些，光是房屋，在我很小的时候居住的那座大墙门宅子里，一排正屋靠香火堂以南的一半都是我们的祖业。也正是因为这一份产业，我的祖父不幸被划为富农。当时，大部分的屋子都被没收了，只留下最南端的一间连带一条楼梯弄，和墙门顶上的一个阁楼，作为我祖父他们这个大家庭的居住之所。这一段历史我没有经历，就把它归于我的祖上吧，我要说的家庭的创业史只从我父亲说起。
　　 我祖父操持的那个家，在我四岁的那一年一分为三了，那时候大姑已经出嫁，小姑与祖父祖母分在一起，父亲与他的弟弟都已结婚生子，自然各为一家。那一间正屋的楼上楼下经分隔后，分别给了其余的两家，父亲只分到那个墙门顶上的阁楼，和墙门外面一块狭长的南瓜地。祖父祖母他们分到正屋的后半间，他们在南面山墙上开了一道门，上楼要从室外绕。楼梯是公用的，正屋的楼上，紧靠隔墙留出一条极狭的走道来，以便我们走到阁楼里去。阁楼只够我们一家四口晚上睡觉，除此之外，我们连个做饭的地方都没有。
　　 阁楼的下方是墙门过道，与正屋相连的地方有一个角落，原先是用来堆稻草的，那几捆稻草在分家的时候也作为一份财产给分掉了。父亲是瓦匠，便自己动手在那个角落里堆了一个土灶，又在旁边放上一张老旧的书桌用来吃饭，于是，这个角落就成了我家最早的起居室。都知道有一句形容贫苦的成语叫做“家徒四壁”，可是我们最早的家只有两面壁。
　　 墙门对面的那块狭长的南瓜地，是当作宅基地分给父亲的，现在想起来，这块南瓜地在当时倒是很有一点诗意的，因为它与墙门之间所间隔的除了一条村路外，还有一道溪。倘若在烈日当空的夏日里，躺在墙门内的洋灰地上乘凉，便可以“卧看溪南一分荫”了。不过那时候父亲的心中大概是不可能有这份诗意的，他心里所想的是如何在这地上盖起两间屋子来。
　　 然而这地皮实在太狭长了，只够盖个走廊。南瓜地的外面又是别的生产队的水田，丝毫侵占不得，所以只得在那条小溪上想法子。好在父亲本是个极优秀的瓦匠，对于土木一类的事很是在行。他与母亲、祖父一道，拖着手拉车到山脚下去挖了许许多多很大的石块，硬是用这一车又一车的大石块，将那条溪筑成了一条顺着南瓜地的涵洞，这下，走廊终于可以变成屋子了。
　　 这一个过程中，有着许多曲折的故事，有两户邻居曾经一明一暗地作过梗。明着来的那一家是不许我们在这块地上造房子，说是挡了他们家的阳光，百般地阻挠，骂人、吵架、搞破坏，又到村里去告状闹事，什么手段都用尽了，父亲和母亲因此而受了不少的气。暗地里搞的那一家是看到父亲把小溪筑成涵洞后，眼看着原先狭长的南瓜地成了一块平整的宅基地，就患了红眼病，四处活动搞关系，想要把地夺过去自己盖房子。这一户人家是个大家庭，有七口人，住的房子却只有一间半楼房，是我们那座旧式大屋的侧屋，居住条件确实也不好，只不过他们家的四面墙还是齐全的。这一段故事，我父母一直都蒙在鼓里，大概是等到多年以后，我祖父终于摘掉了那顶“富农”的帽子后，才有村里的人私下跟我父母说起的。
　　 父亲做工的单位，那个时候叫做“社”，地皮整好后，父亲从社里预支了四十元钱，就开始他的建房的大业了。父亲当时是在离家十里开外的一个小镇上做工，早出晚归，他每天都拉着家里的手拉车去上工，以便在收工回家时，从工地里拉一车废弃的断砖，或者顺路在小镇上买一车石灰回来。石块照例是到山脚下的土矿里去挖，黄砂要到江边的砂场里去买，但都是父母两人一个拉一个推地用车子拖回来。
　　 这一些材料都备齐了，父亲不肯轻易误了社里的工，因为那是我们一家四口的生计，况且白天里母亲也要到生产队里去挣工分。他们只是利用每天傍晚天还没有断黑以前的那一点时间，夫唱妇随地垒墙脚，和灰砂，打砂墙，有时候祖父也常常来帮忙。我姐姐六岁的时候就能烧火做饭了，每天的晚饭都是母亲下了锅后就交给姐姐烧火，母亲便去帮父亲干活去了。
　　 我总是坐在那老墙门的高高的石门坎上，看父亲和母亲在路对面的宅基上堆房子，一边等着收工吃晚饭。每一天，等到父亲脱下最后一块墙模的时候，我已经望不见隔壁村子里的房屋，而只能听到远远的狗叫声，不等大家洗完手，天就全黑了。我们吃饭的地方没有装电灯，所以总是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吃晚饭。口粮总是不够吃，所以常常吃红薯，饭里面也加了红薯，很少有吃白米饭的时候。
　　 天热的时候还好一点，到了冬天，因为家里少了两面墙，北风从高高的廊檐口吹进来，把桌子旁边的两扇斑驳的老墙门摇得咣当咣当直响。遇上下雪时，雪花在天井里飘，借了北风的力，纷纷扬扬地落在我们的头发上，肩膀上，也落在我家的饭桌上，和灶台上。我们总是胡乱地咽下晚饭，就匆匆地逃到阁楼上去了，那里有电灯，有床，并且没有寒冷的北风，雪花也飘不进来。
　　 记不得经过了多少辛苦的黄昏，眼看着新屋子的墙一天比一天高了，到后来，再不能只凭父亲和母亲两个人的力，去利用空余的时间来完成了。父亲就从社里请了两个师傅，还有几个他自己的徒弟，又把大舅二舅都叫过来，集中力量把墙砌到了预定的高度。因为地势的限制，那两间屋子是呈一字形安排的，西面的一间是一个整间，墙只打到一层楼的高度，一半盖了稻草顶，另一半却敞着。东边的那一间当中隔开，与西边相连的半间打了二层高，顶上盖了瓦。剩下的半间也只打到一层楼的高度，也敞着。屋子里没有楼梯，因为暂时还有设楼梯的必要，那二层高的半间，中间根本没有楼板，只搁了木桁，站在屋子里，一仰头就看到了高高的屋顶上灰黑的、一楞一楞的瓦片。
　　 那时候，象木材、水泥这样的物资是受了极严格的控制的，一般都很难弄得到，我家的背景又是“富农子弟”，当然是难上加难。好在父亲与做工的社里关系还不错，托了社里的关照，总算弄到一些水泥，和勉强可作门窗的材料。但那半间“高楼”的桁与椽，父亲却是历尽千辛万苦，差不多跑遍了整个县，最后好不容易在离家将近一百里的一个山村里找到，又如特务一般地趁着黑夜，用手车连夜偷运回来的。现在想来，父亲和母亲当年为了这两间陋屋，是如何地怀了铁一般坚强的意志呵！
　　 盖了瓦的那半间屋子是用来打灶头的，我们实在受够了风雪的欺凌，总想着能够在北风吹不到的地方安安稳稳地吃晚饭。终于，在这一年旧历的年底，我们告别那个墙门角落，搬进自己的屋子里去做饭吃了。那一天，我外公和外婆走了六十里路，给我们拉来满满的一车柴禾，外婆挑着个担子，担子里是碗瓢勺铲，和一些吃的东西，面上都扯着洋红的棉子，让人感到一种暖洋洋的喜庆。
　　 盖了草顶的半间西屋，是母亲用来养猪的。因为新屋子里暂时没有卧房，所以晚上仍得睡在那阁楼里，阁楼曾经是我们的避风港，但也曾给我留下过一些酸痛的记忆。我父亲的弟弟和弟媳-------我不愿给他们以正常的称呼------是一对恶毒的男女。之前的种种贪婪和无赖自不必说了，单从我父亲调到外地的工地里后，他们就对我母亲施以了泼皮般的凌辱。
　　 我们母子三人在新屋子里吃过晚饭，母亲自然要洗碗刷锅，还要热泔水喂猪。曾经有好多次，当我们把一切都收拾停当，要到阁楼去睡觉时，发现那两扇老墙门早已被上了闩了。倘若爷爷和奶奶他们已经上了楼，那还不要紧，只要在南墙外的窗下喊一声，他们自然会来开。假如爷爷他们也因别的事情耽搁而未上楼，那就非要绕到北墙门，去请北首的邻居来开了北墙门才能进得去。楼上的那条走道狭窄又黑暗，我们走过的时候，常常会被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拌了脚，以至于险些摔倒。
　　 父亲不在家，母亲待人柔弱，又带着年幼的姐姐与我，自然与他们争辩不得，一直都只是默默地忍受。可这样倒更助长了他们那欺人的气焰，于是做出了更加龌龊的勾当。有一天晚上我们上楼后，竟发现那条走道已被堵住了，原来，是他们拆了用毛竹片串成的篱墙，把床铺拦到了靠墙的位置，我们想要到阁楼里去，必得从他们的房间里穿过去。作为人，居然可以不知羞耻到这样的程度，一般的人是不太容易想象得出来的！爷爷和奶奶实在看不过去，与他们理论，这下便捅了马蜂窝了，那妇人耍起了泼，把木楼板震得地动山摇，拍着巴掌发疯一般地骂到了天亮。然而闹了一夜却还不解恨，第二天早上，妇人把我奶奶搁在楼梯上的一双棉鞋塞进灶堂里烧了，而那男人，则把我母亲种的一片青菜割得一棵不剩，全部扔进了茶山脚下的一个防空洞里。
　　 母亲再不能忍受这样的凌辱，催促父亲把东边的半间屋子盖好了水泥平台，从此，我们终于告别那座令人伤心的老宅门了。
　　 后来，是我与姐姐都上了学以后吧，父亲他们的社与别的社合并，组成了建筑公司，父亲也成了正式的职工。那几年，建筑公司的效益好得出奇，每年过年时，职工都能分到一笔不小的红利。于是没过几年，猪圈上的稻草顶掀掉了，两间二层楼的新房完完整整地建成了。粉刷过的外墙上嵌着一道一道的黑杠子，门和窗都涂了荸荠红的油漆，窗玻璃亮闪闪的。二层楼靠东边的那个窗子上，还挑出了一块窗台板，我与姐姐在那里种了几盆花，夏天里，每天傍晚都要去浇水。屋子里也有了转角型的楼梯，我们的卧室都搬到了楼上，最东面的半间屋子做成了客堂，新做的桌子和凳子摆得象模象样，桌子上还搁着父亲从公司里奖来的，上面印着红字的彩壳子的热水瓶，很气派的样子。最要紧的是，这客堂里还装了一盏雪白的日光灯。
　　 自从屋子南面那块田分给农户后，父亲就与他们协商，把那块田调到了手，然后在离墙二丈的范围内整出一块平地来，又重新开出一扇门，从此，我家原先朝北的房子改成朝南了。
　　 又过了十年以后，我们一家人居然也渐渐地对这两间一字形的房子有些不知足起来。最早的原由是因为风水先生的一句话，那先生说：屋下流水，不积财！自此，我们便对那条小溪耿耿于怀起来。然而起了决定的因素，却是心中确也存着一个更大的愿望，就是盘算着象新近造了三层楼的人家一样，能够有一幢自己的三层楼的洋房。但是审批不到地皮。门口的那块田虽说从别人那里调过来了，但那只是两家之间的协议，要想变成宅基地，必须征得那个生产队所有户主的同意，并买下这块田。这可是一项浩大的外交工程，一个生产队有三十多户人家，只要有一家不同意，甚至一个人不同意，这事便就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