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溽热，大汗淋漓，浑身上下就会有股大酱味儿。
　　 我说的酱并非肉酱，非菜酱，非鱼酱，非虾酱，而是大酱，是自家用黄豆制作的大酱。大酱是土语，《辞海》中无从查到，可我们山里人一听都晓得。
　　 小时不识酱，呼作煮黄豆。风欺雪虐的冬天，放学回家看到母亲用清水煮上一大锅黄豆，我问母亲煮这些黄豆做甚，母亲说是做酱豆，我懵懂。
　　 母亲煮的酱豆要用一天多时间，夜里去屋外撒尿时，厨房里还是香气氤氲，我和弟弟用饭勺子舀起一些，蹲在锅台旁吃，好香。母亲在里屋故意咳嗽一声，再没了动静。我俩不敢再造次，偷偷爬上炕，钻进被窝。嘴里还嚼着未熟烂的酱豆，直香到翌日早晨起床。
　　 第二天母亲将熟透的酱豆捣烂，在面板上堆成四五个大方块，用牛皮纸包好，一溜儿摆在火墙上面的水泥台上。我示意弟弟：这下完了，今晚再没有酱豆可偷吃了。
　　 到了来年春天，火墙上面的酱豆开始发酵，整个屋子都弥漫着一股臭气，我喊着告诉母亲：“火墙上面那东西烂了，扔掉吧?”母亲说：“烂了好，烂了好，不烂怎么能做成大酱呢。”我又一次懵懂。
　　 等到农历四月初八、十八或二十八（逢八下酱，意思是能发酵），母亲将烂得漆黑的、瘪瘪的大酱块子洗净，去找东院的赵婶来帮下酱。
　　 我问母亲：“为什么你不自己下酱，她家多脏呀！”
　　 母亲拍下我的肩膀：“别瞎说，你赵婶家虽脏些，但她下酱没的说，要请还不好请呢！”
　　 这回我真的被懵住了，这一懵就一直懵懂到现在也未悟出其中玄机，不过赵婶下的酱在我们那一片非常有名，后来赵婶家搬走，我家再也未下过那么好吃的酱。
　　 下缸的大酱经太阳曝晒，不肖多日发得冒出泡泡，撇净沫子大酱就可以入碟供餐了。
　　 时值阳春五月，镇子里家家户户的小菜都已长得肥头大耳，葱葱茏茏，这时每家的饭桌上都摆满了如小葱、生菜、小白菜、水萝卜等青菜，这些小菜蘸上刚发好的、上面泛着油珠、飘着香味的大酱，既上口又败火。
　　 在家猫了一冬，浑身皮肤都已干裂的山里人，吃了几天的蘸酱菜就会变得水灵灵的。如果谁家生活条件好一点，炸盘鸡蛋酱，那香味都能顶风飘到街西头。到了深秋，挨过霜打的白菜又甜又脆，人们在白菜叶上抹些大酱，撕些香菜和葱打菜包，吃得每个人脸上尽是大酱和香菜，红绿相间，成了京剧的大花脸。
　　 年节好过，日子难过，一年四季，山里人粗茶淡饭，布衣菜色，谁家能离得开大酱呢？如果哪一顿饭没有大酱，那顿饭就会变得寡然无味，难怪山里人打趣说：娶媳妇知道下雨盖酱缸就行。
　　 吃了一年的大酱，再苦的日子到春节时总要改善一下伙食，每家总要凭票割块肉，炒几个菜，包顿饺子，可父亲却离不开大酱。母亲说：“孩子他爸，明天吃行不？年三十晚上吃大酱不吉利，是要犟（谐音）一年的。”
　　 父亲只好作罢，大年初一照例还是端出酱碟子。即便如此，父亲还是年复一年的犟，未见起色。犟是父亲的本性，不是说改就能改得了的，一直到离开人世。火尽薪传，如今我也像父亲一样犟了半辈子，母亲气恼地说：“真是随根儿呀，咱家又出了个犟种。”
　　 母亲没有说错，我和父亲一样也是个犟种，唯一不同的是父亲出口就伤人（吐脏字），而我在骂人的时候多少有些阳春白雪而已，这也许是自夸吧。
　　 时下人们生活讲究返璞归真，讲究食品要绿色的，要天然的。于是大酱也火了起来，在饭桌上真真正正地直起了腰。商店里的许氏酱、蒜辣酱、香琪酱、农家酱充斥着人们的眼目，最近又冒出一种“刘老根”的大酱，看来商家很讲究名人效应，大酱都用名人来打招牌。
　　 前些日子镇子东边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开了家饭店，叫“农家乐”，人满为患。我去了几次，他家做菜根本就取缔了酱油，整个儿就是用大酱炸锅炒菜，唯一的主食也是大酱打菜包。别有风味。
　　 写到这儿，我的肚子已是叽里咕噜，一会儿去市场买棵白菜，再焖半锅二米饭，中午用大酱打菜包吃，一准儿能撑出个响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