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道德，中西方都有一套自己的道德体系。在哲学史上，中国历来侧重的是伦理道德，而西方则相对全面一些。这与西方的社会结构有关，它们很早就突破了氏族和家族以至小城邦的范围，成了世界公民，人伦关系的道德和情感对他们就不够用了。
　　 中国的道德观念在社会中占主流的便是传统儒家的道德思想了。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八字便是中国的人际关系的灵魂，并由此衍生了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仁、义、礼、智、信等。其实“仁、义、礼、智、信”这些主张没错，但因其建立在儒家等级观念基础之上，所以其内在的一些思想便很有些病态了。而且其整体的走势呈一种泛道德化的形式主义，越到后面离儒家学说主旨越远，道德观也越来越伪了（“伪道学”一词也就此而来）。直到最后更是走向存天理，而灭人欲的极端了。
　　 中国人的道德观是建立在等级观念之上的，不同的等级其道德标准也不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说君王要像君王，大臣要像大臣，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按照各自的角色和规范行事，遵守各自的“道德”。大臣要为君王无条件效忠，儿子要对父亲完全服从等等。由此可见，中国人在道德标准上，只体现等级，而不体现人性，人是没有独立平等的人格可言的，只是附着于其政治地位或其他位置的一个无灵无欲的东西。所以这种道德观发展到极致必然导致人性的扭曲。于是就制造了一大批奴性的中国人，一大批生理畸形与心理畸形的人。
　　 这种道德的极致与人性扭曲特别体现在孝与贞上。古代人对孝的观念集中体现在二十四孝中了，什么闻雷泣墓、卖身葬父、单衣顺母、笼负母归等等，其中有一则卧冰求鲤的故事，说晋朝时期一个叫王祥的人，为了讨继母的欢心，在寒冬腊月，赤身卧在冰上以求鲤鱼，结果还真地被他求到了。关于这故事在文革时期还有一个极具讽刺的故事：一位老师当初曾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这些孝感动天的故事，后来在文革中被批了，学生为了折磨他取笑他便要他效仿二十四孝中的这个故事，在天寒地冻中赤身卧于冰上，看看是不是真能求到鲤鱼。那位老师这才意识到这种“道德”是多么地荒诞可笑。
　　 还有就是贞节问题，古圣人也是认为“饿死事小，贞节事大。”女人一旦失去贞节，则必要自杀谢罪方能保全自己的“道德”，否则便会受世人唾骂。这也是一种泛道德的极端表现。
　　 在这些主张中，仁与信二者相对来说是比较合理的。但中国人大讲“仁与信”却又偏偏是最不仁最不信的，中国人缺乏诚信世所闻名，而仁爱之心更是缺失，很多人被泛道德的文化“酱缸”酱住了脑袋，为了所谓的“道德”，就不把人当人了，仁又何从体现？所以中国的仁义礼智信等精神一直都仅停留于表面，不过空洞的口号罢了，而没有真正深入到民族灵魂之中。
　　 在仁这一点上，体现得最好的就是基督教，其内核精神便是“仁”，即博爱世人，而西方的道德观大抵是建立在基督教伦理道德基础上的。他们也有“仁、义、礼、智、信、忠、孝”等的主张，但与中国的这些观念却不同，他们是从人性角度出发，用知识与理性来实践道德的。而决不是在嘴巴上说一些大而空泛的话。
　　 在道德观上，西方人特别注重与知识、思想情感的结合。他们认为三者是一体的。这里的知识并非指文化程度和读多少书，而是指有真知灼见，有判断是非的能力，有修养素质等。
　　 苏格拉底提出智慧即德行。他认为道德不是天生的，正确的行为是由于正确的判断，而做错事是由于错误的判断，没有人会明知故犯，所以教人道德就是教人智慧。由于强调知识与道德之间的内在联系，就肯定了知识的传授与道德教育之间直接相关；同时，由于认识到道德的知识基础，也就为道德教育的进行找到一条重要的途径。他还认为自制是德行的基础，守法就是正义，就要求人们以明智的认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抑制自己的欲望，严格地遵守法律。
　　 亚里士多德则更注重美德与人类思想情感的结合，强调知与行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亚里士多德认为单纯的知识（事实知识）不能保证人去履行美德，要达到这个目的还须要正确对待人的情感问题。只有当一个人的品质与快乐相联系时，才不失为一种真正的美德。比如说，仅当一个人节制快乐并且以这样作为快乐，他才是节制的。相反，如果他以这样作为痛苦，他就是放纵的。在他看来，人的美德离不开情感，但自然的情感不会产生美德，只有经过改造、限制的情感才会与人的本质相一致，这时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有助于形成、促进人的美德。
　　 在西方哲学史上对于幸福的理解有两大分派：一派是从伊壁鸠鲁开始的快乐主义，认为幸福就是快乐，没有身体与精神上的痛苦与纷扰；另一派是完善主义，认为真正的幸福是精神上的完善，道德上的完善。从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开始，包括斯多噶学派，中世纪的圣奥古斯丁，近现代的康德和德国的一些哲学家等都是完善主义派。他们认为幸福即德行，就是过着有道德的生活；而德行即信仰，相信人是有尊严的，有做人的原则的，有一种精神价值追求的，就是过着有信仰的生活。从基督教来讲，就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开展生活。《薄伽梵歌》中总括了人的三条修行道路：智、业、信，即智慧、行为、信仰，以宗教哲学作为指导行动的理论。所以道德是一个体系，强调知行一体，表现的是人的尊严、灵的高贵。
　　 西方现代的道德观念就是从基督教伦理道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兼而吸收了古代哲学的道德理论，并以近代三大著作为依托，建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道德体系。这三大著作即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国富论》在经济上，用“看不见的手”兴起了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论法的精神》在法律上，确立了法律的神圣地位和三权分立原则；《社会契约论》在思想上，在“人生而自由”的基础上，提倡了政治上的“契约自由”。而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则可以窥见西方人的道德观全貌。他们注重契约精神，讲究诚信，倡导勤劳工作，创造财富而又不享受财富，他们的人生价值体现在创造上，他们的道德超越于物质之上。他们将灵与肉分开来对待，因而也更能较好地实践道德的精神。
　　 那么中国的道德现状是怎样的呢？
　　 旧有的中国那套道德体系已经被现代文明支解了，人们的人性人格意识开始觉醒。然而新的道德体系却还没有建立起来。人们的道德实践既没有统一的标准，又在各种繁杂糟乱的观念中沉浮跌宕，普遍缺乏一种信仰，于是陷入了一片空前混乱的状态中。中国人疯狂地接纳、拥抱西方的高度物质文明时，却对西方的精神文明视而不见，以至今日国人的道德观演变成以贫富的物质水平作为衡量道德水平的准绳了。
　　 我们可以看到，从前的陈世美尚要挨铡，受世人唾弃，而现代的陈世美却舒舒服服地飞黄腾达，“他们不但不会让你铡，而且还可能管着你，向你训话，教你四维八德哩。而你在听训之余，还得猛点自己之头，以表心服口服。”呜呼哀哉！
　　 柏杨说，现代社会的特质是“笑贫不笑娼”，只要有钱有势，不要说他只不过抛弃一个妻子，便是他抛弃了三打五打，都不妨碍大家捧着他玩。道德如果因钱因势而异，就没有制裁力量。而中国现在的道德似有这种趋向了。这不能不叫人警省了。
　　 对于现代道德标准的看法，我认为，除了遵守现有的法律之外，一个有道德的人，至少要做到尊重他人，这种尊重包括对他人作为人的尊严人格、思想情感以及合法权益等的尊重，还有讲究诚信，即坚守一种社会契约（包括政治法律与心灵的契约）。这应该是道德最基本的要求。如果一个人还能守住这条道德底线，即使没有太高尚的道德情操与太高远的精神追求也还是个有道德的人。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要树立正确的道德观，还需要全体国人一起努力探索、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