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穷得发慌的年代。在我家的史书上应该是这样记载。一家九口人，全靠父亲一个人在生产队挣工分，兄弟6人食量一个比一个大，一年比一年大，加之有5个在读书，因此家里生活特别困难。看着孙儿们端着小脸盆吃饭，和毛泽东同志同龄的祖母就忍不住哀声叹气：“爱钦（父亲的名），我的儿啊，你真是可怜。”其实在我的记忆里，更可怜的人在后面，那就是我们的母亲。母亲为了给我们弄吃的，已经想尽了一切办法，最后没办法想了，她就和父亲商量把屋后的空地利用起来，种了一小块烟草，这样母亲就可以利用烟叶来换点钱。
　　 烟叶长到成熟的时候，父亲将叶子一片片摘下来，放在篮盘里，或晒在地坪上，等流火般的太阳烫一烫，整片烟叶儿都散发着一种诱人的清香。父亲将晒干了的烟叶几片几片捆成一把，有了几十把，母亲就用箢箕盛着，然后挑到街上去卖。
　　 铺着青石板地面的老街离家只有二、三公里，母亲挑着几十斤烟叶“吱呀吱呀”地来到老街上。老街挨着火车站，常有少许旅客从站台上下来，穿过老街，到街头的南门口吃一碗“光头面”。有钱的旅客便到街中的杂货店里买一包“沅水牌”香烟。老街不长，从北头到南头，抽一支烟的功夫即可走完。街上行人寥落，偶尔穿过三两个人，他们的身影便把母亲的目光牢牢地牵住：“卖烟叶罗——，买烟叶啵？买一把烟叶吧！买——”许多行人都是侧身而过，轻轻地摇摇头，算是对母亲一系列叫卖声的友好回报。母亲在失望中咽下一口水，接着又将目光投向下一个。
　　 从早到晚，太阳从火车站那边转到了我们家里这边。我看见即将退去的太阳似乎在深情地招唤。“回去吧，妈妈。”尚未入学的我拉着母亲的手说。“满伢，还没卖掉一把烟叶哩。肚子饿了吧，看你还没吃中饭呢。”母亲捏着我的手，声音十分低沉。我知道母亲最疼我了，其实母亲自己也还是早上吃了几粒剩饭。与母亲一起摆地摊的人相继离开，整个老街巷里只剩下对面铁铺里“嘭嘭”有节律的声音。一老一小的铁匠师徒总是一声不吭，所有的语言都粘贴在猩红猩红的铁胚上。铁匠师傅有时停下来吸一支烟。那烟是用纸筒捏成的。我每次看他停下来时，都是从衣袋里掏出一把烟丝，然后摸出一张四四方方的小纸来，把烟叶轻轻地放在小纸上，接下来慢慢地搓，待搓成喇叭状时，就放在唇边用舌头象吹口风琴样的一溜，纸烟就卷好了。铁匠吸烟是不用带火柴的，我自打和母亲上街以来，就从来没有看见他拿出过火柴过。他把烟伸在炉堂内，一会儿就点燃了。缕缕青烟从铁匠的手指间钻出来，卷着圈儿，一段一段地脱口而出。铁匠还真会节省呀。看着铁匠抽烟，我就想吃点东西，母亲看我嘴动，就眼睛加紧了搜寻。
　　 可是我从没看见过铁匠说过一句话。以前我还以为铁匠是不爱说话，可后来才知道他是一个哑巴，那天母亲没有卖掉一把烟叶，可我又饿得快要发病，母亲就再也顾不上面子了。她径直走到铁铺门口，开门见山地问：“师傅，买一把烟叶吧！”师傅继续低着头，用铁钳夹着一把锄头胚在“嘭嘭”地锤打着。“求你买一把烟叶吧！”母亲那时真有点象乞丐。徒儿抬头望了母亲一眼，手中的铁锤便敲到了师傅的夹锄头的铁钳上。师傅停下来，瞪眼看着徒儿，两股火焰从两只眼睛里迸出来，正待要发火。徒儿将头朝门外摆了摆，示意门口有人，师傅才将两股火收了回来。然后“呃呃”地对母亲叫起来。这时我才知道师傅是哑巴。徒儿打手势告诉他，有人要他买烟叶。哑巴师傅朝母亲看了很久一阵，没作声，最后我母亲指指我，撩开我的衣服让他看了看肚皮，哑巴师傅才伸出手，在母亲的箢箕里拿了一把烟叶，轻轻地抓了一把，摸出一张纸，滚成一个烟卷，在锄头胚上一靠，烟头就火起来。哑巴师傅吸了一支，好像没有感觉似的，又抓了一把，再搓成卷，又抽了一支。一下子，他就抽了两支。抽完第二支，才拿了另外一把笑呵呵地给母亲五角钱。母亲想要他多给两分钱，但哑巴又拿起了铁锤。母亲只好随他去。卖了一把烟，母亲似乎获了救，拉着我到那个饭店去吃面。我喜不自禁，母亲要了一碗光头面，之所以叫光头面，是里面没有肉丝的，说白了就是没有码子。我不明白母亲为什么不买两碗，其实两碗也只有1角8分钱。“她是打算和我共用一碗吗？都一天没吃饭了，还共什么共的。”当时这样想。母亲从窗口轻轻端出一碗面来，热气从碗口上冒出来。母亲蹑手蹑脚的，象端着满世界的希望。母亲将面放在我的面前，拿了一双筷子要我吃。我愣愣地看着母亲，她一下也不动手。要是现在我肯定没了胃口，可那时我在母亲的催促下竟然一口气吃完了，到后来我也不知道那面是啥味道。
　　 一眨眼30多年过去了，母亲已近耄耋之年。过年时，一家团圆，母亲总忘不了给我们每人下一碗面，一大家三桌人吃着面，感受全然不同。
　　 难忘呀，烟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