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抹斜阳染红天际，大山在这个季节是沸腾的。成熟的季节，一切都飘着馥郁的香气。枝头的苹果，黄里透着红，红里透着绿，远远地就会散发一股子甜香味儿。那条蜿蜒的土路上，我瘦弱的母亲拐着一只竹篮，步伐有些凌乱，毕竟六十多岁了。竹篮里盛着刚从山里打来的核桃，一丝微风袭来，掀起她单薄的粗布衣襟，又轻轻地落下。还是那条土路，物是人非，静默的村庄却有了变化。
　　 原先的竹篱茅舍，不见了，小独木桥变成了水泥桥。一码的海青房，进了门，乡里人捧上一杯刚沏好的热茶。土地成了经济试验田，大片大片的温室棚，在蓝天下伫立。日子芝麻开花节节高，可母亲老了，父亲还坚持种庄稼。农闲时打点短工，贴补家用。生活虽然不富有，有时候也捉襟见肘。但是，想起那些饥荒年代，我们是幸福的。
　　 回家，母亲正炸好了春天时晒干的山野菜，泡在一只不锈钢盆里。上院坝割了一茬韭菜，从老井打来清冽冽的水，洗了两遍，准备包菜饼子。“闺女，洗洗手帮我包。黄面的，要用箩筛一下。在大铁锅边烙。滴上几滴豆油，菜饼子烙着硬硬的锅巴。你打小不愿吃，如今个你却想吃了。”“真的，蛮香的，只是，我小时不愿吃。那暂，吃够了粗苞谷做的菜团子，胃肠不好，肚子疼。又不敢做声，因为严厉的父亲，为生计发愁，见不得我们病病恹恹，大凡儿女们有个三差二错的，父亲不但不安慰，反而巴掌伺候，我们甚是惧怕。倒是母亲，问了村里赤脚大夫，用土方给我们治。一些豆油放在铁勺里，上灶坑的火炭上烧，待“吱吱啦啦”响了，再搁点香油。嘱咐我们趁热喝了，肚子渐渐就好转了。
　　 我们张姓家族在村里也是大户，祖父兄弟六个。他是老疙瘩，三十年代，太祖父偏心祖父，身上的几个哥哥，只读了几天私塾，都打发下来了。大祖父敦厚老实，饭量大，一顿吃四大碗苞米粥，不眨巴眼。满身力气，能用双手举起一只小磨盘，走十几米远不喘粗气。人家给他起绰号：“大饭桶”。太祖父嫌弃他能吃，早早把他送给了别人。三十里堡的一家，老婆没开怀，要讨个儿子。大祖父那时候十岁了，怎么也不走，太祖父让那家男人来强行拉走的。后来大祖父在一场运动中被打死，很惨，属于少亡，连祖坟也没进。光杆司令，没留下子嗣。二祖父三祖父，国民党来抓壮丁时，被抓走了。头上有反骨的三祖父，打小村里人就给他起了个绰号，“三虎子”。上了国民党军队，打仗勇猛，不久被升为连长，全国解放时，三祖父逃到了台湾，偶尔为家里寄点钱。但是，三祖父在六十年代就没了任何音讯，生死未卜。二祖父在另一个部队，竟沦为土匪，死在一场为土匪头子抢亲的事件中。为此，太祖父分外疼惜祖父。
　　 把祖父送到私塾读书，淘气的祖父根本无心读书。摆弄起笛子来，却滚瓜烂熟，吹得好听的曲子，民间的梁祝，高山流水等，在祖父的笛声里，委婉悠长。谁也没想到，祖父成了远近闻名的民间艺人。二十多岁时，在乡里组织了一个戏班子，到处支台子唱戏，大多是二人转，大鼓书。戏班子着实火了，大姑娘小媳妇身前身后围着祖父转。太祖父很生气，戏子在那时不吃香，又挨骂。太祖父本希望将祖父培养成一个读书人，偏偏事与愿违。在祖父选择做民间艺人那段时光，太祖父吆喝老四老五还有本族的侄子们，把祖父绑在门前的酸梨树上，光着膀子，用藤条蘸冷水，可劲地抽。那是晚秋了，每抽一下，太祖母，这个漂亮的小脚女人，就哭一场。最后跪地求太祖父，小脚一并，将头叩在地面“啪啪”响。加上同族的女人男人求饶，太祖父才一甩袖子，进了屋。那一声叹息，石头一样砸在空气中。当时的祖父已被打得遍体鳞伤，却没吭一声。
　　 祖父娶得第一个女人，花喜子。圆脸，像一个向日葵。家里老相框上，有她的照片。她是异乡的一个女子，祖父带戏班子到她的家乡演出。花喜子在台下，那双美目一眨不眨的看着这个吹笛子的男人。花喜子家在乡里开着两家店铺，家境富裕，花喜子的爹根本不同意女儿嫁给一个唱戏的。铁了心的花喜子，趁爹娘不在，跟着祖父走了。这个女人命短，嫁来张家第二年，就死于难产。花喜子的爹没吵没闹，悄悄地来给女儿厚葬了，张家破例让花喜子进了祖坟。
　　 祖父的第二个女人，大脚板，粗嗓门。祖父没看中，是邻村的。祖父说，“太丑了，一看就不是温良的主儿。”太祖父为了稳住他，就哄他，“奶子大，屁股宽，身后娃子一个班。老六啊，咱老张家人丁不旺啊，你就娶了吧。如果觉得不妥，男人嘛，三妻四妾不足为过，日后，爹帮你拾掇个小的，做偏房。”既然爹这么说了，祖父就在这不情不愿的心绪里，和大脚板结婚了。这偏方没娶，大脚板一气给祖父生了五个儿女，而且形势也不允许祖父再娶，这个大脚板的女人就是我祖母。
　　 做了一辈子戏子的祖父，硬没把我父亲调教成读书人，连戏子也没靠边。父亲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好庄稼把式。村里丈量土地，父亲根本不用尺码，只要用眼一瞄，便准确无误。村人都说，父亲是太神奇了。会计为了核实父亲说的亩数，一量，丝毫不差。那些年只要村里分地，我父亲必到场。家里也跟着过了好日子，因为，挣的工分多了，父亲的脸上有了笑容。会计随带着给父亲点好处，花生饼，豆油还有为数不多的苞米。饭口上，父亲的话也多了。我们在这苦涩的岁月里，触摸到了一丝生机和希望。
　　 母亲生我的时节，大碗花才开。是在八月初，这地区的人把牵牛花叫成大碗花。爬攀在山墙上，或者是猪圈上，有紫色的，粉红的，淡蓝的，花瓣像一枚小喇叭，淡淡的香。上午阳光强烈时，不开，只等黄昏后绽放。那时候祖母已经去世了，父亲兄弟三个，他是老大。祖父就留在父亲这里。戏班子早解散了，祖父学上了阴阳先生，专给人家看坟地，为婚事择吉日，谁家请宗谱，都请祖父。骨子里扎根着传统和封建思想的祖父，以及父亲。接生婆接生后，隔着堂屋门喊出的一声丫头，祖父头一扭头出去了。父亲倒是留下了，坐在外面，埋着头搓草绳子。依旧上山砍柴。母亲没分娩时，父亲说好的，要是生娃，置办几桌酒席，招待老亲旧邻。结果，我这丫头片子，不受欢迎。也没给起名字，父亲也没进屋看看母亲，转身走了。好几天，来看欢喜的人不多，都问丫头起名没？父亲站在门口，闷闷地说，“一个丫头起啥名？就叫丫头算了。”母亲不依不饶的，“丫头咋的了？没有女人，哪来男人？”瞅瞅窗前静静爬上来的大碗花，紫色的花蕊，在绿叶的陪衬下，美丽而不妖艳。这种大碗花，不择土壤，不受气候环境影响，生命力很强，你昨天把它连根拔去，第二天一早，就看见它未盛开的花骨朵，毅然决然的开着。母亲不由一喜，对邻居说就叫大碗花吧。
　　 我这朵大碗花，姥姥不亲舅舅不爱，但是，因为我孝顺，祖父开始有点喜欢我了。在学校，同学给我一点好吃的，我都带回家，给我的祖父。祖父有个头疼脑热的，不管是黑灯瞎晚还是雨雪天，我都给祖父抓药。这样子，祖父越发喜欢我了。去村里或者外屯子给人看地契，择日子，请宗谱，只要我不上学，必带上我。在东家讨得价码，也有大骨鸡一只，水果糖什么的。家里打了牙祭，至于糖果，就归了我。那些年，我是祖父的小尾巴。是荷塘里的小蝌蚪。无论祖父到哪里，都会看到我的影子。
　　 父亲对丫头态度的转变，是母亲生下了弟弟。张姓家族到父亲这一辈，终于都是儿女绕膝了，不仅祖父欣慰，父亲也另眼相看了。上学了，祖父的孤独，像时光里静默的老屋。忘不了，祖父背倚着一棵柳树，吹着那支已经斑驳锈蚀的笛子，眼角流下的泪珠。祖父不再叫我大碗花了，因为在学校我有了大名，可我还是愿意祖父喊我大碗花。祖父那天，神色凝重的，望着远山如黛，世界的一切如此沉寂。祖父说，“我真想大碗花，你学学笛子，这是爷爷一生的最爱。唉，总有一天，我会像太阳落山了。大碗花啊，爷爷就琢磨着等我死后，每年的清明，正月十五，能在坟前听到笛声……”
　　 祖父的那把笛子交给我保管，并在无数个夕阳西下的山里小路上，祖孙俩的背影，深深地印在大地，印在开满大碗花的山塬。祖父传授我如何掌握音符音律音节，我就是在那时候学会了吹笛子，拉二胡。其实，我何尝不懂祖父的心事，他只是想让我步他的后尘。不过，若干年后，我令祖父失望了，天堂里的祖父，终没有听到我的笛声。我是背道而驰，为文字痴狂，文字成了我的生命。可我依然保存着祖父的那只笛子，在渐行渐远的人生风景线上，祖父的一生永远醒在我的灵魂里，不会因岁月的更迭而消失。
　　 大碗花开始爬蔓了，这个五月，很多的往事沉淀在记忆深处。信手翻出壁橱里那只笛子，对着漫山遍野葳蕤的槐花，幽幽的吹了起来。一阵风自窗口扫来，电脑桌上几家报社寄来的样书和报纸，被风翻得哗啦啦地响，心境确如门前那道溪水，淡泊宁谧。细细算算，大碗花再有一个月就该开了。我的梦也枝叶繁茂，浓浓的情思，有谁听？
　　 和父亲如出一辙，在乡村蝼蚁一般生存的大碗花，还好，可以陪伴着双亲慢慢变老。大碗花是我的小名，但是，在爱人的村庄，没有人知道。就像没有人肯了解女人的名字。山里人管女人叫刘三家的或者是王老五的娘们，很少有人清楚，女人的真实姓名。你在乎不在乎，大碗花的季节照样开得灿烂。这个世界，一切皆因果循环，而且自然规律。生生死死无穷尽也，唯有那沉甸甸的亲情，成为我们心上的那座幸福花园。只要有春天，花园的花硕，就不会枯萎。大碗花也如此，生命犹在，它就不曾停止向上的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