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友红凯从焦作来郑州看我，虽近三十年未曾谋面，在他走出车门的那一刻，我还是“第一眼就认出了他，脑海里立即闪现出“恍如隔世”四个字，好多杂乱无章的的词汇蜂拥至咽喉，我已无从为它们论资排辈了。
　　 在一家雅静的餐馆我们相对而坐。
　　 还记得白虎节堂的事吗？我问
　　 哦，小时候的事……你目前怎样？
　　 于是，我们大谈人生，谈股票，谈工资，谈生意，谈女人……总之，我们尽情挥洒着现代社会的各种元素。
　　 走出餐馆，已是灯火辉煌了。红凯下意识地抬头看了一下天空，自语道，今晚还有月亮。
　　 这无意中的一句话拨动了我尘封的心弦，明月，明月，那个有着明月的夜晚啊。
　　 多年前的一个夜晚，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豫北平原的旷野里走着四个十一二岁的少年，其中两个还拿着雪白的棍子，他们一路说笑着。路两旁的玉米、大豆、花生，都睡在薄雾编织的梦里，乐师如蝈蝈、蟋蟀，也在为这静谧的夜奏着和谐的音律，几个少年的心理被一种情愫熏染着。没有了平日的口水仗，取而代之的是憧憬、幻想、豪情和淡淡的哀愁。
　　 他们是去送别红凯的，因为天明他就要去焦作了。
　　 和红凯怎么成为好朋友已记不清了。我们是一个街上的。又都在村西的学校的上课，我高他一个年级，他学习不刻苦，每当放学的铃声一响，他就迫不及待地走出教室，蹦蹦跳跳地回家。他挎的书包是绿色的，大约是军用的吧。很精致。他挎书包很特殊，背在后背，显得很另类。我对此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如法炮制，先将包带缠住两个胳膊从头顶掠过，便稳稳地落在后背上，就像解放军战士背上的行李。也许是他当过兵的父亲教他的吧。
　　 他家的院子很大，是天然的游乐场，院东靠厨房有一个废弃的鸡窝，是用砖砌成的，有两层，真像一个宫殿。我突发奇想，为它起了一个名字叫“白虎节堂”还郑重其事地写在一张纸上，贴了上去。这名字来源一个画册，是四叔送我的《逼上梁山》。高俅就是在这个地方将林冲诱捕的。因此“白虎节堂”不是个光彩的称号。
　　 为什么不贴在你家的鸡窝上呢。红凯愤愤不平地说。
　　 说完，一把将这个侮辱性的纸条扯下，仍在风中。
　　 此后，“白虎节堂”四字成了禁语，玩伴们如果发生矛盾，闹到脸红脖子粗的时候。往往有人大喊一声“白虎节堂”！于是哄笑一阵，吹散了沉闷的气氛。
　　 红凯家的另一大景观，便是那头二百来斤的大肥猪。这头猪整日地在圈里酣睡，好梦常常被我们搅黄了。我们常用小木棍戏弄它，几次三番地戏弄。奇怪的是，这家伙并不着急，哼哼之声好像唱曲儿，舒服极了。
　　 有一次，俊杰突然惊呼，有虱子！我们细看，果然在毛丛里发现了不少活物。怪不得它甘受棍棒之苦，是在享受挠痒痒的乐趣呀。
　　 从此，给猪捉虱子成了我们的一大功课。红凯的奶奶一向对我们的聒噪大加挞伐。这回算是露出了笑脸。
　　 猪是蠢物的代名词，我们几个玩伴便常常开玩笑，互称对方为“白猪”。“白猪红凯”“白猪俊杰”之声常不绝于耳。我们成了白猪一族了。
　　 欢乐沸腾的童年有时会有波澜的。
　　 有一次红凯到田间去，被飞转的皮带割伤了小腿，伤口足有半尺长，叫来一个乡村医生来包扎。他被几个人摁着，撕心裂肺地叫喊。那一刻，我也陪着他的家人掉眼泪。
　　 红凯的爸爸是个转业军人。在焦作平光厂工作，他要接儿子回焦作上学了。我们几个玩伴除了羡慕外，就是深深的伤感。
　　 分别之日还是到了。
　　 那是深秋的一天，村里一对夫妇生了儿子，要演电影祝贺，我便和俊杰、红波商量，再留红凯再看一场电影，算作分别的仪式。经我们再三肯求、打包票，他的奶奶终于同意了。
　　 我们比任何时候看电影都郑重其事。搬上四个凳子，规规矩矩地坐在中间。那一晚，我们没有了对片中人物的评头论足，没有了面红耳赤的争论，默默地坐着。那天演的两个片子是《皆大欢喜》和《董存瑞》。
　　 我们送他去的村庄，是他姥姥家的住址，距离我村有六里地，他明天由舅舅送走。
　　 村里还有叔叔奶奶，这成了我们再见面的保证。
　　 他走后大约两个月左右，听到他叔叔要给他家去消息，我喜出望外，连夜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红凯：
　　 近来生活愉快吧，我很想你，放假来玩吧……你要好好学习……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总之，每个字都是至真至诚。因为，那时我们还不会戴面具。
　　 第二天，我央求他叔叔将信捎去。
　　 在绵绵的思念中，我仿佛看到他专注看信的神情。
　　 在漫长的等待中，焦作已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地名，而是和红凯搅和在一起的的一团模糊的概念。
　　 此后的睡梦里，也常出现他的身影，那是时空错乱的亦真亦幻的黑白影片。
　　 和其他玩伴的话题也多是“红凯来不来”“何时来”的讨论。这种期待，是农村孩子羡慕城里生活的仰视，是珍贵玩物丢失后朝思暮想重新出现的渴望，是一颗毫无半点功利的童心对友谊的解读。
　　 红凯真的来了，他带着鸭舌帽，忽闪着大大的眼睛。我的生活又阳光灿烂了。
　　 向他打听了好多事城里的事。楼是不是很高，有没有林荫道，公园是什么样子的……问的最多的还是学校生活。
　　 你班上的女孩谁漂亮？我问。李亚静。
　　 你们是不是……哈哈。我有了探求隐私的欲念。
　　 没有，我们只是跳过舞。他显得很淡定。
　　 跳舞，我睁大了眼睛。在农村，男女生连话都不说呀。
　　 那是在元旦的联欢会上，我踩了他的脚，她向老师告了我。老师让我道歉。
　　 那就有好戏看喽！我托起长腔。
　　 这有啥么，你就是少见多怪。
　　 是的，在落后农村的孩子眼里，这元旦的晚会，这大胆的亲密接触，该是多么新奇，多么有趣，又是多么离经叛道啊。
　　 分别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个红红的五角星和一个军用的哨子。那时还流行带绿色的军帽，再配上一个五角星，在学校显摆，该是多么神气呀。那个不锈钢的军哨比一般的要大的多，声音嘹亮，能听好几里地远。可惜后来弄丢了，让我的“仇家”的金站拾走了，经反复“交涉”，他也不给。为了泄愤，我纠集了从东北来的堂兄，狠狠揍了他一顿。
　　 后来，他的家里人陆续去了焦作，我也去外地念初中了，他也不在回村了。
　　 童年就此画上了句号。
　　 是发达的通讯让我们又重逢了。他好像对“白虎节堂”之类事没有了谈兴。我知道，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冲淡了很多东西，也让我们的心锈迹斑斑，变的麻木冷漠，以至庸俗无聊。
　　 我独自徘徊在灯光昏黄的街道，夹道的繁茂树木遮住了高远的天空，使我几乎看不到月亮。我决定回趟故乡了，想再看一看辽阔原野上的那轮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