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延安》的作者，被称为新中国军事文学的奠基人的著名作家杜鹏程，生前曾多次到煤矿体验生活，并为扶植煤矿业余作者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历历往事，至今仍被我们深深铭记。
　　 深入生活，是记者和作家写作的源泉。杜鹏程在一生中始终牢记这一宗旨。
　　 在延安时代，杜鹏程曾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此记住了“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惟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的至理名言。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杜鹏程作为西北战场的一名随军记者，和战士们一样，出生人死，积极投人到战火纷飞的前线，深入采访，写了大量的战争日记，后来整理改写为史诗般的巨制《保卫延安》；解放后，他任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骑上阿凡提的毛驴深入喀什噶尔城、托里县、阿图什等地采访；后来调到陕西作协当专业作家，深人黎湛铁路、三门峡、陇海复线乃至宝成铁路工地，兼任工程处党委副书记、宣传部副部长，并完成了长篇巨著《在和平的日子里》；“四人帮”垮台后，他担任陕西文联副主席、陕西作协副主席等职，还是深入渭北、韩城矿区等生活，写了不少短篇作品。
　　 杜鹏程对煤炭事业有着特殊的感情。他出生在“渭北黑腰带”的煤城—韩城市夏阳乡中苏村，从小过着饥饿和贫穷的生活，进过教会孤儿院，当过学徒，亲身经历过兵慌马乱、黑夜“逃贼”的年月，亲眼目睹了农民和矿工为糊口，在龙门山上挖煤，用牲口驮上煤块，到合阳、大荔一带换粮吃。这就是他常对人说的“韩城的黑蛋蛋，换来南原的白面面”。
　　 1981年5月，杜鹏程与王坟石、王巫祥、张沼清应邀来韩城故乡讲文学，他的外甥女李能各闻讯后从桑树坪矿赶到县城，提出要调动工作。杜鹏程笑了笑，对外甥女说：“咱们韩城，自古至今是煤矿之乡，乌金可是个宝贝呀！这黑蛋蛋养育了二三十万人啊！你在煤矿上工作，是很光荣的嘛。为什么要调走呢？无非是煤矿上脏一些，苦一些，这正是锻炼年轻人的好地方。我在西北战场上采访过彭老总，他告诉我，他从小讨过饭，挖过煤，当过长工，是受苦人出身。现在的煤矿，不像旧社会窑工那么苦，机械化程度高了，生产条件也好了，待遇比其他行业好一些。用文人的话来说，你们才是开采光明的人，给人民送温暖的人！干煤矿是光荣的，你要安心煤炭事业，舅舅不同意你调动。”外甥女听了这一席话，认识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又高兴地回煤矿工作去了。
　　 杜鹏程怀着对煤矿的极大关注，建议并鼓动陕西省文联将韩城矿区作为一个创作生活基地。这一建议通过后，他不顾身体多病，专程来到韩城矿务局，把省文联的决定作为喜讯告知矿务局的领导同志。
　　 1984年8月20日，胡采、杜鹏程等率领全省60位文学艺术家来到韩城矿区，深入生活，听取汇报，参观桑树坪现代化矿井，与矿工们拉家常，和矿区文艺人才欢聚、合影，并带来（人生》电影在矿区首映。诗人吟诗赞煤，书法家挥毫题词，画家们染描煤山煤海，一时问成为全省的重要新闻和民间佳话，到处流传。杜鹏程不顾劳累和多病，当领队又当主人，忙得不可开交，在这期间他还接待了许多拜望他的地方党政官员、亲朋好友和敬慕他的乡土作者。
　　 由于杜老这次深人煤矿，耳闻目睹，对煤矿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所以在回到西安后心潮澎湃，挥笔写下了一篇题为《地层深处的诗篇—略记韩城煤矿职工》的散文，刊登在9月份的《陕西日报》上。
　　 （略）
　　 我第一次同杜老深交是在1972年7月初。那时，正是文革中口诛笔伐《保卫延安》最凶的日子。杜鹏程和夫人张文彬在一片噪声中回到了韩城故乡。我割了三斤猪肉，带上《公社论》草稿和一首小诗，骑着自行车到中苏村看望杜老。杜鹏程面容削瘦，穿一件褪了色的蓝布短袖衫子和一条长半截打补钉的短裤，还是那样质朴、平易、风趣。
　　 杜老一见我取出猪肉，便笑着说：“好久没吃上肉了，今儿中午咱们一块吃猪肉熬大米”。并安排夫人去做饭。他便详细地翻看我的书稿。
　　 在饭桌上，我将《寄语杜作家》的小诗从笔记本中抽了出来，交给杜老。他看看诗，又看看我，激动得热泪盈眶，一句一句地低吟：
　　 闻君故乡还，县府邀相见。
　　 谈话逗众笑，热气满房间。
　　 名书万代传，小人乱批判。
　　 延安宝塔固，蜀道已通天！
　　 他吟完后高兴地说：“好，好，太好了！我要永久保存，留作纪念。咱们从今天起，算是‘忘年交’了。你的笔名就叫‘吉春’好，把后边的‘盛’字简化掉吧。”说罢将小诗夹入他的笔记本中。
　　 从此，我们交往非常多。杜老经常教诲说：搞文学和史学，都离不开事实，要建立卡片，要作笔记，写生活日记，积累素材；讲述他写《保卫延安》时，先后成百万字的报告文学，再改成小说时除了彭德怀司令员赫然在目外，其他全部隐去了真名，温广生连长变成了周大勇；当记者和编辑，必须到第一线去，投人异常艰苦的劳动，了解丰富的实际生活，写新闻是不能虚构的，真正的好记者是用不着虚构的；研究历史就要越细越实，称赞我对司马迁生时、生地、耕读地点等问题的考证比清代王国维和现代郭沫若还详细具体，并说这是他访间日本时日本学者讲的，还曾对我被列为国内外知名学者、作家、《史记》研究专家表示祝贺。
　　 最使我和我们全家人感动的一件事，就是1988年5月在陕师大召开的全国《史记》研讨会期间，杜老作为顾问出席会议，当11日与会代表要到韩城参观司马故里时，他听说我和妻子、儿女一块回家，便将省文联派给他坐的小车让我们全家人坐，而他坚持拖着弱体同代表坐火车，我怎么推辞也不行，他竟对司机说.“小车归吉春指挥，他曾给过我以极大安慰。”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将他送到西安火车站，他坐火车，我们一家坐小车回韩城。每当我们提起这件事时，全家人免不了又流热泪！的确，所有接触过杜老的人，都觉得他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关心同志胜过关心自己。不管他工作和写作多么繁忙，一有人来访或请他题词、写序，他都放下手头工作，热情接待，满口答应，从不推辞。煤矿上的业余作者和陕西中青年作家（包括陈忠实在内）之所以对杜老特别尊敬，原因也就在此。
　　 在杜鹏程于1991年10月27日因病逝世前的8月11日上午，他在西安雍村家内为《司马迁演义》（即1994年1月由未来出版社出版的《千秋太史公》小说）修改好了序言，并用颤抖的手为我题词：“艰苦努力，在学术上取得更大的成绩。”在生命最后的瞬间，杜老在病榻上还为《韩城矿工报》题词：“敬祝韩城矿工报越办越好”。这些，竞成了先生对煤矿的最后遗言和遗墨！
　　 今天，我们缅怀杜老对煤矿的关怀和厚爱，最重要的就是将他生前对煤矿讲过的话和写过的文章作为一份宝贵遗产继承下来，鞭策和激励煤矿工人开采优质诗矿，为祖国提供更多的光和热。窃以为，这是对世界文化名人杜鹏程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