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连襟，一直视我为仇敌，他和丈母娘基本就是一个德性，爱摆官僚架子。也许当官的都喜欢受人吹捧，他恨我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吹捧过他。我目光清明，尘埃无痕，那些爱摆架子拿官腔的人虚伪得让我恶心，可我偏偏就进入了这样一个家庭。我的连襟，是在我老丈人当部长的时候提拔起来的，为了提拔他，老丈人费尽心思，也花了很多钱。
　　 妻子与大姨子是一母同胞的亲姊妹，如同一匹绸缎裁剪成了两件衣服，那么，穿上这两件衣服的男人，就是连襟关系。连襟在古代指知己，现在北京人叫挑担。我的丈母娘对我的连襟非常尊敬，她逢人就夸：“我的大女儿是某中学的校长，大女婿是国家公务员，他的单位掌握着政府的经济大权。”每次提到我，丈母娘总有拿不出手的意思，她也不愿意在众人面前提到我。结婚五年了，妻子流掉一个孩子之后，再也没有怀孕过，我知道老丈人与丈母娘急切想要一个外孙来丰富他们的暮年生活，这也许是我与这个家庭糅合不到一起的原因之一，因为人的需要太繁多了。
　　 老丈人与我们住在一起，老丈人退下来以后，我的宝贝连襟再也不踏进这个家一步，逢年过节，只有大姨子过来送些水果，他们也从来不让孩子过来。老丈人颇有失落感，一生钟爱的乘龙快婿与他的关系竟然如此不堪一击。连襟的小孩儿受到家长的影响，也很鄙视我，在大街上，我和孩子经常相遇，孩子却没有和我说过一句话。
　　 丈母娘的父亲曾经参加过淮海战役，是军人出生。丈母娘有个富豪姐姐，在北京朝阳区的百子湾买下了一座大楼，开了一家私立医院。老丈人退下来之后，就到私立医院做管理工作了，很少回家，平日里只有丈母娘和我们过日子。
　　 在这样的家庭里和生活里，我经常想起我娘，我好像回家看看娘，可是，我不敢提出来。
　　 又到十月初一了，妻子对我说：“我们回老家给娘上坟吧，今年丢了两次钱，我已经买了纸钱。”我很感激妻子，她是个营业员，长相也很普通，因高度近视，连睡觉都戴着眼镜。
　　 我开着车，走了四个多小时，回了老家。北京还是花草遍地，老家已经有很厚的积雪了。我们在村口下了车，然后带着祭品上山。一路上两人冻得直打哆嗦，到了山顶，母亲的墓碑孤立着，我用手套掸了墓碑上的积雪，然后跪下说：“娘，冬天了您冷吗？我回来了。”妻子一边点纸钱，一边打着寒颤。
　　 上完坟，我扶着妻子下了山，妻子一路埋怨雪深，毁了她的新水牛皮皮靴。
　　 我进了村，这就是我的家乡，村子里几乎没有人了，屋顶上野草丛生。我家的老房子塌了，我和四哥种植的榆树还在，别的几乎面目全非了，我童年的一半在这所老房子中度过的。母亲盖的新房子里住着父亲与他后娶的那个年轻寡妇，听村里人说，明年父亲就到城里居住了，那个年轻寡妇抹着红嘴唇，打扮得很妖艳，看上去酷似父亲的女儿。我没有去看父亲，他也很不愿意看到我。
　　 我走遍祖国的千山万水，始终牵挂着这个小小的村庄。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那么熟悉，我的母亲在二十三岁嫁到这里，在这里生活了三十多年。
　　 听我的老姑无意中谈起父母的婚事，父亲的爷爷出门办事，看到一个聪明漂亮的女孩儿，就找到女孩儿的父母，为父亲订下了这门亲事。当时父亲的家庭是方圆百里的首富，骡马成群、良田百倾。那年，母亲九岁，父亲七岁。母亲当过区里的民兵连长，善于骑马。当她十九岁时，部队的一位领导和姥爷提亲时，母亲才知道自己已经许配了人家。
　　 母亲的去世，对于父亲也算一种解脱，母亲还没有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父亲也许乐极生悲，在医院的走廊里嚎啕大哭着，惊动了很多病人出来观看。母亲患的是肾衰竭，也叫尿毒症。父亲怕给母亲换肾花钱，从市里的医院，转到县里的医院。最后在县城租了一间小房子，请一个亲戚来输液。
　　 我忘不了母亲最终的那段日子，她坎肩里装了二百元钱，被父亲偷了。母亲几乎伤心欲绝，她的十个手指因血脉不通而变得乌黑僵硬，她分分秒秒都在疼痛中度过。母亲拉着我的手说：“老根儿，娘是不行了，家里还有两万元的存款，你们兄弟五人分了钱，各自跌打着生活吧，你们的父亲不可能再管你们了。”我紧紧抓住我娘的手，我不希望她死在租住的小黑屋里，她应该死在她一手建起来的新家里，家里有她的被褥，她静静地躺在温暖的被子中死去。她半个月茶饭没进了，如一个新鲜的婴儿一般纯洁无垢。
　　 城里有个本家的四婶婶，她说她有个亲戚也患了尿毒症，被一个老中医的偏方治好了。这个消息给了我无限的希望。我走过大街小巷，一家一家地寻找，终于找到那个患过尿毒症的病妇，她脸色惨白，颤巍巍地给我拿出那位老中医的地址，我再三谢她，并祝福她尽快硬朗起来。我先坐车去了市里，走进一家医院，卖了一大瓶子的血，拿了五百块钱，独自一人去寻找那位老中医。老中医住在深远的山沟里，村子特别偏僻，没有电话，手机也没有信号。我换了几次车，才进了村。
　　 见过那位老中医，听他吹嘘一番，心里踏实了很多。我很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母亲，顺便问候一声母亲的病况，那怕听到母亲的声音也好。可是我却无法联系到家人。我知道母亲一定会彻夜未眠，她在等着我。
　　 天色暗了，村里没有旅店，我到了一个小卖铺给了店主五块钱，在他家的地上搭了一块木板。我蜷缩在木板上，用大衣紧紧裹住身体。我想：假如我没有能力救活母亲，我也不想再活着了，我们母子性命相连。一夜我都没睡，第二日带上那个老中医匆匆忙忙地转换了几次班车，回到县城里，下车后走了一个多小时，到了母亲租住的屋里，已经是凌晨了。
　　 我把老中医介绍给母亲，母亲见到老中医，第一句话就是：“我的命交给你了！”那是多么绝望的一句话！也是母亲生命中的最后一声喟叹。我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老中医，我对他说：“下个月，我还能有五百块钱给您。”其实我已经做好了长期卖血的打算。老中医留下一些灰色的药沫，把我拉到门外说：“病人就是一两天的日子了，你也别忙了。”我的最后一线希望爆响在身体里，只觉得天旋地转，我晕倒在马路边，我清楚地感到老中医掐我的“人中”。
　　 第二日母亲的病果然加重，四个哥哥都来到县城，为母亲输血。母亲拒绝了，而是从血库里买了一小袋血。我晃荡着虚弱的身体去医院，看到三哥和三舅舅迎面走来，三哥不知道我卖血请老中医的事，见了我的面咬牙切齿地骂我：“不知道你死哪里了，娘昨夜病重，你也不来医院，我看也不想看你。”
　　 我迈进医院灰蒙蒙的楼道里，瞬间我决心在母亲即将走完生命最后的一程时，我要把她送回家去，因为父亲说过——死在外面的人不能进村子，只能放在村子外面，不然，全家族的人都会遭来噩运，四叔、四嫂以及所有亲戚都会反对的。
　　 母亲有家，我不顾父亲和哥哥们的反对，坚持让母亲在最后的时刻回到她挂念一生的家里，这样我们的家就是母亲的灵堂，母亲就不会被孤零零地放到野地里了。我跑着到处找车，街上的车一听是拉病重的人，都拒绝了。夜风扑面吹来，迎头来了几个巡警，要带我到局里审问。我说：“我娘马上就没命了，求你们相信我是一个良民，我在找车，不是偷车！”巡警们用明晃晃的手电照着我满脸的泪水说：“相信你一次，青少年犯罪的很多，别让我再在夜里看到你。”我的心里感到无限的自卑，那一刻我立誓我一定要奋斗出个人样。
　　 我和值班护士要了院长的宅电，深夜我打电话求院长让救护车送我母亲回家，院长说：“你去急救室看看有值班的司机没有？”
　　 我来到急救室，整座医院只剩下一个司机在值班，本来两个人，另一个告假了。司机不肯去，我说：“我给你双倍的价钱，求您把我娘送回老家，让她回家看看，她在外面太久了。”那个司机说：“本来深夜出车就是双倍的价钱。”我说：“我给你四倍的价钱，不信，我把我的手剁下来为你作证。”那个医生摸了摸我的脸说：“小孩子，细皮嫩肉的，看不出来口气真大，看你这样有志气，我去！不过带两个护士，也得要钱。”豆大的泪珠落到我的脸上，我点点头说：“我说话算数。”
　　 从急救室出来，父亲与三舅舅强烈反对我把母亲送回家，他们说：“你娘已经没了，明天直接拉到火葬场算了，要不回去还得拉来火葬，你不是浪费钱吗？败家子，不知道钱难挣。”我咆哮着说：“我掏钱，我卖血、卖器官、我到恋歌厅当鸭行不行？钱是用来干什么的？不就是为了花吗？”父亲沉默了好大一会儿才说：“由你去吧，看你有能耐的。”
　　 深夜，母亲被救护车送回了家。护士拔掉氧气，母亲无声无息地躺着。四哥骂二哥没准备好棺材，我庆幸二哥没有准备好棺材，不然母亲就没有再活一日的机会了。在黎明的时候，我大声呼喊着：“娘！”母亲慢慢睁开了眼，她看着我，艰难地呼吸着空气。四嫂嫂说：“要不让丹丹奶奶走吧，活着也是难受。”我咬碎几片抢救药，对着母亲的嘴喂了进去，我听到母亲咽下药片的声音。我扶着母亲坐了起来，让父亲打了两针抢醒剂，母亲的头发一夜之间白了很多。她看着满地的儿孙，看着孙女丹丹，丹丹大声叫着：“奶奶！”母亲艰难地“嗯”了一声。第二天黎明，母亲又陷入了昏迷状态。
　　 在母亲的面前，我们五个孩子都是罪人，假如我们兄弟五人中的任何一个人患了尿毒症，母亲都会把自己的肾毫不犹豫地奉献出来，而我们弟兄五人还有父亲，都是那么自私，没有一个人愿意用自己的肾脏献给母亲。在灾难面前，我们都逃跑了，犹如犯人逃狱一般，把绝望和病痛留给母亲独自承担。用父亲的话就是——即使换了肾脏，那也需要钱来护养。我想：你就爱钱，不为我娘花钱治病，就等着拿钱养婊子去吧！但是我没有骂出口，我明白，所有的兄弟都会站在父亲那一边，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个孩子。
　　 母亲什么东西也没有带走，而把我的心挖空了，碾碎了。我抱着母亲，哭得死去活来。母亲的体温，久久没有散去，我想母亲只是暂时的昏厥，她黎明时候就会苏醒过来，昨夜也是这样的，后来不就苏醒了吗？
　　 父亲叫来四叔，强拉硬拽地把母亲按到棺材中。然后指着我大骂：“畜生，你真是一个牲口，死人放在家里多不吉利？”我说：“我娘没死。”父亲说：“死了，什么叫死了？不出气就是死了，你看你娘还出气吗？你有能耐把她扶起来。”四叔也帮着骂：“你瞎球闹个甚？这么大的孩子了，小心点儿。”——小心点儿！我的娘已经放入棺材之中了，这是我最大的灾难，四叔还威胁我小心点儿！到底四叔没有放过我，在母亲的葬礼上四叔说她女儿秀英随礼的三百元钱给多了，要讨回一些，我反对。四叔将我兜头兜脸恶骂了一顿，才解了他对我的心头之恨。
　　 后来的日子，我总是生活在悔恨之中，那时候我为什么不献给母亲一颗肾脏，让她继续和我活在人间，哪怕我当乞丐、受苦力也愿意。
　　 我尊敬我的四位哥哥、牵挂我的四位哥哥，但是我又对四个哥哥的思想永远不认同。他们在这个油滑的世道上太认死理了，而且性格僵硬、胆小怕事，不管家里出了什么事，都是狗咬狗一般地相互埋怨。
　　 母亲去世后，父亲丢给我五十块钱的路费说：“今后，谁挣钱谁花。谁也别想和我要钱。”我说：“我娘说过，还有两万块的存款。”三哥说：“你知道个屁，家里顶多有六千块的存款，四千块的随礼钱。”我没有拿父亲的钱，大哥光着脚跑出来，把五十块钱塞在我的大衣里。此后，我再也没有回家。
　　 十年不过一瞬之间，我又回来了。村里老人去世了很多，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我把大衣领子提得很高，把整张脸都藏在衣领里。
　　 妻子挽着我的胳膊，在荒无人烟的村庄里走了一圈。她很后悔说：“没有带咱家的狗狗，让狗狗看看乡下是什么样子。”妻子出生在城市，大学毕业后在供电部门工作了几年，觉得机关单位，上班很累，她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最后和领导吵了一架，再也没去原单位工作。后来，换了领导，丈母娘劝她重新去工作。她却心甘情愿到一家超市做了营业员，不过她自己挣钱自己花，八小时的工作制勉强还过得去。
　　 我想买些土特产回去献给丈母娘，这样丈母娘会开心一些，我的日子也许会好过一些。但是小卖铺只有酱油、白糖之类的东西。我只好开车又返回北京，到首饰店为丈母娘买了一只玉镯。丈母娘的胃口是一只玉镯满足不了的，但总比空手回家要好很多。如果我空手回去，我又会面对怎样的脸色，我不敢想。丈母娘不像我的娘，要是丈母娘像我的娘一样该多好，我又想我的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