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早期思想：
　　 民三年章士钊在东京创办《甲寅》杂志。陈独秀至书章，言：“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失业者盈天下，又复繁刑苛税。祸及农商，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兵匪侦探之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不独党人为然，国人唯一之希望，外人分割耳。”
　　 又于《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立言国不足爱之理，有谓“瓜分之祸，何法可逃，亡国之奴，何事可怖”“国家国家，吾人诚无之不足忧，有之不为喜”
　　 所以陈独秀早起的思想是很悲观的，到了国人唯一之希望，外人分割耳的地步。自来悲观的人都容易激进。和后期他加入第三国际不无关系。
　　 而到了民国七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思想又转为积极。如：“提倡新文化运动，否定旧道德传统”。其中多少受李大钊影响。李曾批评过陈早期言论，言：“中国至于今日，诚已濒于绝境，但一息尚存，断不许吾人以绝望自灰。晚近公民精神之进行，其坚毅足以壮吾人之意气。人类行为，固有制于境遇而不可争着，但境遇之成，未始不可参与人为。故吾人不得自划于消极之宿命说，以尼精神之奋进。须本自由意志之理，进而努力，发展向上，以易其境，俾得适于所志”
　　 陈独秀思想主旨也从未和苏俄同行过。他所拥护的是自由和科学。但这种思想为当世所不容，以至于最后偏激向苏俄靠拢。
　　 那时正值苏俄革命成功，无产阶级专政，世界革命产生新一套理论。这让强被当世排挤的陈独秀和李大钊找到了一条新的出路。再加上苏俄的大力支持和他们自身在鼓吹新文化方面的成绩。所以才产生陈创建CP的想法。
　　 再有，当时北洋政府的懦弱无能，欺善怕恶和苏俄革命成功后免除一切沙皇时期对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促使中国的知识分子 多有导向苏俄这边。
　　 但陈独秀和李大钊创建的CP不过是一个树苗。创组中共的陈，李不免带有书生论政的士大夫习气。不似后来中共国际派老毛之具有浓厚革命气质。中国历史上无论为王为寇，唯有充满流氓气质的人，才能宰制一切。士大夫阶级和流氓结合，随时都有被一脚踢开或白送了性命。
　　 李晚年便开始质疑CP：“遁着苏俄发展之迹，怕要走上沙皇的老路。”
　　 这里且不说陈独秀，就李大钊他已经觉得苏俄这条路不能走。但他已经建立的CP。有种欲罢不能的感觉。
　　 而陈独秀在做中共总书记的时候对于第三国际派来的指导也非常不满。这些人以太上皇自居，骄横专制，独断独行。陈便常常和他们抬杠。因此到了民国十六年中共在九江举行“八七”会议时，便把陈从中共中央驱逐出去。其中缘由大抵说白了就是陈的“中国人”思想。而非纯粹的俄国人思想。
　　 又民国二十六年，陈出狱后发表论文言：“无产阶级民主的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是反对党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毒素，也只有世界上出现了一些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什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是领袖的独裁。任何的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陈独秀为CP之创始人，他对CP认识之深切可想而知。然其善对CP如此评价。其理可见一斑。后世人更应该千万珍视。
　　 最后要说下，网上常传言，陈独秀因嫖妓而创建CP ，实在为无稽之谈。陈至始至终都是向往民主和科学的。固然有过偏激行为，但孰能无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