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元422年，陶渊明已经归隐田园十七年了。十七年前，天生性情闲散、清绝孤傲的他，面对“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的官场缛节，愤然“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世事不可为和对世道的彻底绝望，使他十七年来，一直生活在一种煎熬里。表面上看，他“种菊东篱下”，恬然自乐。但儒家经世济国的理念早已浸润于血脉根植于大脑，虽隐身世外，他目光却时时穿越“南山”，关注着让他无法忘怀的世界。很可惜，他身处的世界已混乱败坏得无可救药，不堪入目。目睹世俗红尘此起彼伏的攻战杀伐，面对城头走马灯似变幻的大王旗，一次又一次的绝望，将他推向幻想，他开始在文字里编织起自己理想世界的图景来。这一年，他几乎没有其他创作，他将自己的全部身心都用在对理想世界的描绘上，一个古朴的世界顺着墨汁饱满的狼毫流淌出来。
　　 这是一个和平安然、物丰财富的世界：“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这是一个人人安乐、民风淳良的世界：“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这是一个与世无争、自成一统的世界：“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里的人，身处异境，相安相成，对外界一无所知、不求所知，对外人热情天成、全无防备。他们过着自己平淡自足的日子，安宁安详，满意满足。他们不希望陷入世俗的利碌，不愿意回归红尘的怀抱，不追求拥有更多的享受，不寻觅更加广阔的空间，应天顺道，乐天安命，怡然自得，悠然自安。
　　 但，这个世界在哪里呢？虽然武陵捕鱼人发现了它，进入了它，并且不顾“此中人”的请求，“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但当太守“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时，却“迷，不复得路。”就连被世人谓为“高尚士”的南阳刘子骥“欣然规往”，依然“未果”。原来，这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世界，这是一个世俗人等根本就没法进入、无法享受的世界，这是一个远离世俗、不可能存在于尘世的世界。陶渊明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在《桃花源诗》的最后，他说：“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不仅对“游方士”自以为自己能理解“尘嚣外”提出了疑问，就是对他自己也只提出一种寻求的愿望而不敢保证就能寻到、进入。
　　
　　 二
　　 一千五百年后，公元1925年，正当壮年43岁的房龙在太平洋西岸的美利坚合众国，写就了《宽容》一书。在《宽容》的序言里，房龙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
　　 “在宁静的无知山谷里，人们过着幸福的生活。”但这里并不宁静，许多人对这里的一切提出怀疑，甚至从这里出走：“深夜，……人们低声讲述着情节模糊的往事，讲述那些敢于提出问题的男男女女。这些男男女女后来走了，再也没有回来。”有一天，一位外出的人历经艰辛回到了这里。但等待他的不是理解与宽容，而是因“违背了守旧老人的意愿，犯了弥天大罪”的审判。在审判的时候，他对人们说：“那边的山上有牧场，牧草同样肥沃，男男女女有同样的血肉，城市是经过一千年能工巧匠细心雕琢的，光采夺目。……跟我来吧，我带领你们奔向那里。上帝的笑容不只是在这儿，也在其它地方。”理所当然地，他被视为异类，“人们举起了沉重的石块”，“杀死了这个漫游者”。
　　 好景不长，一场特大的旱灾使“无知山谷里饥声遍野”，“半数以上的人由于饥寒交迫已经离开人世，活着的人把唯一希望寄托在山脉那边。”“失望把勇气赋予那些由于恐惧而逆来顺受的人们”，“投奔陌生世界的旅程开始了”。在投奔陌生世界的路途上，“那个细心的先驱者已经在丛林和无际的荒野乱石中烧出了一条宽敞大道”，“一步一步把人们引到新世界的绿色牧场。”人们这时才意识到：“归根结底他是对了！”后来，“人们把一块小石头放在先驱者足迹的尽头（现在那已是一条大道），石头上刻着先驱者的名字，一个首先向未知世界的黑暗和恐怖挑战的人的名字，他把人们引向了新的自由。”
　　 出走，超越，突破传统，寻找新世界，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甚至是一个需要付出生命的过程。世界的秩序总是倾向于维护传统和传统治理下的稳定，对挑战传统的人、对与自己有不同思维和行为方式的人，人们总是习惯地排挤、打击直至消灭。这样的事，不仅发生在房龙的故事里，也发生在历史的每一个发展阶段。所以，房龙在这个故事的最后说：“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过去，也发生在现在，不过将来（我们希望）这样的事不再发生了。”
　　
　　 三
　　 中国文化的初型成就于春秋战国时期。在这个邦国林立、战争频仍的时代，思想空前活跃，文化氛围宽松。一批又一批智者，针对世事家国人欲，提出自己深思熟虑的观点观念，形成了中国文化学术史上难得的“百家争鸣”，真正的“百花齐放”。这些观点观念，对后世最有影响的应该是儒、道学说。因为，只有它们着力于“人”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元素，把握了“人”的基本属性。道家紧紧抓住人的自然属性，认为最神妙莫测的“道”隐藏于无所不在的自然里，要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作为自然的人，只有无欲无求无为，才能达到最高最佳的境界。儒家则侧重人的社会属性，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社会的人，通过“志于学”，就能“知天命”、“从心所欲”，“修身”之后，就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大部分时候，中国文人推崇儒家学说，抱着“士为知己者死”的观念，积极投身政权政治，一心要兼济天下。当文人固有的清高受到极度蔑视、实现理想的努力受到毁灭打击时，道家学说回归自然的观念便会从他内心深处奔涌而出，就会去国政，离官场，妻梅子鹤，隐逸山野。
　　 面对现实的不尽如人意，在政治斗争里碰破了额头，害怕官场的血腥与污秽辱没了自己，中国文人的选择指向惊人地一致：放逐自己。这是一种对身体的放逐，他们避开尘世的喧嚣，排除利欲的干扰，回到山野田园，与自然为伴，耕读渔樵，徜徉于青山流水，享受着蓝天白云，清静清闲，清悠清宁。这是一种对心灵的放逐，他们置身世外，不再理会官位的升迁，不再在意上司的脸色，粗茶淡饭，清心寡欲，潜心学问，寻求心的纯净与升华。这是一种很有诗意的放逐，许多置身红尘不可能有的感悟随着潺潺流水、悠悠白云深入内心，许多智慧的火花在晨曦微露前的餐风、夕阳西下时的散步里电光火石般闪现。既然现实如此不堪，那就回归自然吧；既然自然如此美妙，那就再给它赋予一层自我的想象吧。陶渊明走过的路，应该是许多中国古文人都走过的路，只不过，陶渊明把它走得更绝决，更诗意，更完美。
　　 中国文人为什么会在想象里塑造自己的理想家园呢？儒家学说，道家学说，都产生于“礼崩乐坏”、战乱不已、秩序混乱、世界残破的时代。在这样客观基础上升华的文化，完全可能天生就拥有一种对现实世界深刻的绝望，完全可能自然就具备一种趋于幻想的深层动因。陶渊明在《桃花源记》里塑造的理想国美仑美奂：进入的道路是美的，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桃花源里的境致是美的，“良田美池桑竹之属”；居于其中的人待人接物的性情是美的，“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对人无条件信任的理念是美的，“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在陶渊明看来，桃花源里的人，桃花源里的生活是最美好平和的。但外界呢，外界的人呢？不仅世风日下、道德沦丧，人也不守信：“处处志之”，“诣太守，说如此”。如此的内外对比，更显出理想世界的真纯、洁净，现实世界的卑劣、龌龊。
　　 陶渊明和他的《桃花源记》告诉我们：美好的世界在红尘之外，在遥不可及的“桃花源”里；现实是丑陋的，既然我们无力改变它，就沉醉于想象的“桃花源”里，“怡然自乐”吧！这个“桃花源”，是个人的，私密的，不容别人染指别人也无法染指的。这，不仅仅是陶渊明个人对世界的看法，也是传统中国文化对客观实体的主观观照。或许，这也是古中国“出世”宗教盛行，国民人性平和闲散的原因。
　　
　　 四
　　 西方文化的初型成就于强盛的古希腊时期。在这个城邦国家相对和睦、共同发展的时代，思想开明，文化发达。理性的思考、科学的思辩、艺术的思维层出不穷，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灿若星河：哲学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科学上的毕达哥拉斯、希波克拉底，文艺上的荷马、爱斯奇里斯、索福克里斯、幼里披底斯和阿里斯托芬，历史上的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古希腊文化有其亘古不衰的的核心价值：尊重和谐，认为最和谐的就是最有规律性的；重视个人价值，追求人的自由与享受；对神不是顶礼膜拜而是追求向往。在希腊文学作品中，神不是完美的，也有人的缺点与欲望；还有许多半人半神的英雄；有时，人甚至可以与神开玩笑、争斗。这种理想主义、人文主义、理性主义色彩浓厚的文化，这种充分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人可以与神一起共存的文化，鼓励人们征服自然，征服世界，征服宇宙。近现代的西方文化均来源、脱胎于古希望文化，是对古希腊文化的近代性、现代性发展与完善。
　　 面对现实世界的乱象与困苦，面对人生遭遇的不如意与挫折，西方文化鼓励人去奋斗，鼓励人走出去寻找新的机遇，鼓励人到更加广阔的天地里去发展、去创造财富、去享受生活。虽然奋斗是艰辛的，出走是痛苦的，发展创造也并不一定就能成功，但奋斗、出走、发展创造的过程本身就是对生活的享受。不断努力，努力追求，是战胜困难、实现自我的不二良方。
　　 房龙的故事为什么会有一个完全不同于《桃花源记》的结构与指向呢？西方文化的根底产生于古希腊强盛时期，海运发达、不断向外扩张的现实，必须会引起人们征服新世界的欲望，这种现实与欲望必须会反应到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领域。在房龙给我们讲述的故事里，出走异常艰辛：“外面是一片漆黑，一个人正在爬行”，“他手上的指甲已经磨破”，“脚上缠着破布，布上浸透着长途跋涉留下的鲜血”；也异常危险：“他们陈尸石崖脚下，白骨累累”。但出走却是成功的：终于寻觅到了“一条通往更美好的家园的大道”；出走也不仅仅是为“己”而是为“他”的：他毅然重返“无知山谷”，希望这里的民众去享受更加美好的生活；出走不但将“人们”从“无知山谷”带了出来，还引发了“人们”的理性思辩：“他救了我们，我们反倒杀死了他。”和“无知山谷”比起来，“新世界的绿色牧场”要富足丰盈得多；和“无知山谷”里的生活比起来，“人们”有了更多的“新的自由”。
　　 房龙讲述的故事告诉我们：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只要努力前行、不断探索，就能到达；死守一隅，循古不变，没有出路，只有不断抛弃陈旧的过去，才能迎来美好的未来。这个外面的世界，是“人们”的，是大众的，是所有人都能争取到都可以获得的。这，不仅仅是房龙故事里的寓意，也是西方文化对世界的本质认知。或许，这也是西方基督教主张“入世”，西方国民性喜冒险挑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