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7月11日。骄阳似火，坦荡如坻的105国道上，飞驰着一辆白色的丰田面包车。车上坐的是年轻的江铃汽车集团江西齿轮箱厂经营厂长、中外合资江西江凯齿轮有限公司总经理冯幸平和他的两个下属——包装箱厂的李书记和王厂长，他们正赶去广州与台商洽谈一个合作项目。尽管与外商谈判已不是大姑娘上轿，尽管昨天几个人对洽谈项目又研究过一回，但冯幸平还是把这次洽谈的议程在脑海里又审视了一遍。客商对时间抓得紧，洽谈只有一天工夫，目的要达到，小利可以让，原则不能放，细节要考虑到，要争取明天把合同顺利签下来。看来已经没有什么疏忽了，他才拿出那本《股份制的理论与实践》翻看起来。
　　 眼皮有点发涩。小陈驾车技术好，就是烟瘾太大。不知到了哪儿了。小王和老李都在假寐，好家伙，养精蓄锐呢，他拉开了半边车窗。
　　 路边的山水田林农舍厂房扑面而来又飞流而去。冯幸平突然想到，这交替入目的平险枯荣绿红黄褐，多像一部穿梭流逝的人生啊！自己这三十九年，学校军营社会工厂学生战士干事车间主任副厂长什么没干过？十年老先进全省最佳生产组织者国家机械电子工业部出口产品质量先进个人中汽总公司齿轮行业协会常务理事国家机械电子工业部小挖掘机质保体系常务理事香港中文大学高级行政管理硕士。大堆的荣誉浓缩着多少奋斗的艰辛？眼前的风景渐渐模糊，那一串弯曲的足迹却像调正了焦距的电影图像，一幕幕，一段段，在他的脑海中清晰起来……
　　
　　 第一章一个常被父母遗忘的部队孩子，险些又被社会遗弃
　　
　　 ［１］
　　
　　 昆明，已经久违了。虽然父母亲年轻俊美的面目始终印象是那么模糊，但冯幸平对那阔别了二十多年的春城妩媚的秀色，沸腾的步校训练和有趣的学校生活，却有着深刻的记忆。那里，散落了他无数的童年梦片。
　　 父母亲是怀着一腔学生的热血，四九年双双从赣县中学随军南下的，都分在昆明第三步兵学校，还都是大尉军衔。不安过父亲是军事教官，而母亲则是穿国防绿的白衣天使，大概他们也就是因为这么多的巧合而认识，结合的。
　　 １９５３年，冯幸平呱呱坠地，父母正投入紧张的滇境剿匪，没有国哪有家？孩子根本无法顾及，便托给了当地百姓。喝别人的奶到牙牙学语，又送到部队托儿所全托。到了入学年龄，大步兵的学校里却没有小步兵学校，他便与一群部队的孩子寄读在离驻地八公里的昆明石矿山小学。
　　 才六岁的孩子，吃饭洗澡洗衣一应自理，自立潜力发掘过早，要达完美境界是不可能的。那时正值“瓜菜代”的年月，早上吃粥，中午晚上各是一碗有盐没油的，饭菜兼任的蚕豆煮饭。卡路里无法满足，小家伙就到学校附近的糖厂去捡路上撒落的糖屑，还到垃圾堆上捡苞菜杆心充饥，当然也免不了常常弄得脏兮兮的。每星期末回家一次，部队车少任务重，不能保证来接，几个小伙伴吃完中饭就跑一阵疯一阵坐一阵，晃荡到家常已是军营灯火通明。
　　 到冯幸平上三年级时，经家长们强烈要求，部队办起了一座非正规的子弟学校。军爱民，民拥军，教师是昆明市慷慨选送的优秀教师，学生的智力很快开发出来，而冯幸平又是其中的佼佼者。
　　 自小，冯幸平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我是部队的儿子。
　　
　　 ［２］
　　
　　 １９６３年，冯幸平随转业的父亲回到父母亲的家乡——赣州市，进了颇有名气的大公路一小，班主任就是认真负责的张嗣佩老师。
　　 家对面住着一位姓饶的断腿青年，瘫痪在床，整日拨弄收音机装配。一个小匣子里能变出人说话，唱歌，在那收音机并不普及的年代，在１１岁的冯幸平看来，无疑是一种神奇的魔术。他拜这位残疾大哥为师，买了些零件、工具，也入了道。
　　 学校有位吴少林老师，学的是建筑专业，因为是资本家的儿子，为防止阶级敌人搞破坏，转行当了老师。吴老师本来就十分喜欢这位学习优秀的敏慧学生，看到他对无线电的浓烈兴趣，就组织了一个无线电兴趣小组，自任业余教师。当冯幸平第一次从自己装配的收音机中拨弄出微弱的人声时，那高兴劲就不亚于当年在昆明石矿山学校边垃圾堆中捡到了几块香喷喷的红烧肉。
　　 收音机由矿石到晶体管，冯幸平搞无线电的兴趣越来越浓，技艺也越来越精。小学毕业时，他与几位同学共同装配了一台可遥控的起重机模型，还为学校装了一台２０Ｗ的扩音机，两起制作都在市小学生科技作品展览会上得了奖。
　　 虽然奖最后被一位挂名的女同学领去了，但冯幸平却初尝了人生创造的欢乐。
　　
　　 ［３］
　　
　　 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海火车站。已是深夜两点多钟了，售票厅、站台、通道，横七竖八地躺满了红卫兵。几个高音喇叭在不停地声嘶力竭叫喊，唱歌，１４岁的冯幸平蜷缩在站台水泥柱旁。
　　 两位老师带着他们五个学生出来“大串联”，从赣州到南昌到杭州到上海，两位老师就“拜拜”学生而去。正碰上“一月风暴”，上海工人罢工，铁路像条死蛇般地瘫痪。他们在车站已等了三天不见车，几位同学都直掉眼泪。冯幸平虽然也是一个人第一次出远门，但从小过惯独立生活，倒没有更多害怕。眼皮困得直打架，嘈杂喧闹又狠揪住人的耳朵，自己以平均９３分的优异成绩考进赣一中，同学羡慕，老师表扬，学习如鱼得水。游泳，打球，拉小提琴，参加了各项课外活动小组，校园生活多么惬意！可好梦只做了一年就停课闹革命。教提琴的熊老师是个多么和蔼可亲的人，说有问题一下就跳河死了。脚已冻得不属于自己，北风简直要钻进人的骨髓，他想上课，他想回家。
　　 上海回来后，一位高三的大同学要训练他们刻蜡纸，每天练一张。二个月下来，蜡纸浪费不少，却也练出了一手好字。
　　 运动很快从光顾别人到了光顾自己。父亲被揪了出来，说是历史有两大问题，一是赣县中学有三青团组织，二是在步兵学校教育过国民党俘虏。革命干部一夜变成了特务、三反分子，批斗，挨打，父亲在家虽然默默无语，但身上常带回新的伤痕。母亲也转业回来了，冯幸平则从红五类变为了黑六类。不久父亲被发配到吉安山区架设高压线，母亲也被流放到全南县山区医院。一个祖母两个弟弟，全家的重担落在了年仅十五岁的冯幸平身上。他一边哼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一边用仅有的６０元生活费，一分钱一分钱地计划着全家的柴米油盐。逆境过早地开发了他的理财意识。
　　 他亲眼看到曾广渊老师被学生舒北斗活活打死，亲眼看到冶院学生与纸厂工人武斗的血肉横飞惨剧。这就是革命吗？他弄不明白。
　　 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套齐全的中学数理化自学教材，还找了几本《中国概论》、《人体解剖学》，囫囵吞枣地啃起来。理想早已成为奢望，他只想找个饭碗，让赤贫的家庭摆脱厄运。
　　 １９６９年，省体工队来招生的教练一眼就看上了这位一米八五个头的小伙子。打球，游泳都是块好材料，但政审通不过，他身再高腿再长也无法迈过这道门坎。
　　 他迷惘：一个部队的儿子，怎么会被社会遗弃呢？
　　
　　 第二章是铁，就要锤炼好钢，无论是做工，还是当兵
　　
　　 [4]
　　
　　 文革除了运动本身之外，还衍生了两个附属产物：一个是办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另一个便是打球。极度匮乏的精神总要寻求它的满足，聪明人便找出了最高指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各单位建球队的热情比“促生产”要高得多。
　　 冯幸平的球艺日益精湛了，个子高，反应快，人家的球还没看清楚就到了他的手上，顺手一扔，反手一扣，球便应声入篮，他成了赣州球场一颗璀灿夺目的新星。
　　 赣江纸厂、运输局等几家企业邀他入局，他喜欢机械，选择了刚刚筹建的江西齿轮箱厂。想不到父母的革命历史，自己的优异成绩都帮不了他的忙，“全靠自己救自己”，一只篮球把他从狗崽子的另册打到了领导阶级的行列。
　　
　　 ［５］
　　
　　 1970年底进厂，冯幸平被分在机修车间学车工。师傅是老劳模苏复兰。看到小伙子虚心好学，做事踏实，便悉心传授，心灵手巧的冯幸平很快就掌握了熟练的车工技术，在无夹具的六角机床车宝塔齿还创造了全厂纪录，被调金工车间开车床。进厂两年，年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除了与机床、齿轮、钢铁打交道，冯幸平还有个任务就是打球。他不但是厂队的主将，还是市青年队的主力，地区队的队员。
　　 １９７２年征兵，部队也要选拔打球人才，赣州军分区指名要冯幸平当兵。在“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的热潮中，部队是一个多么神圣的地方，岂能让一个三反分子的崽子混入？政审自然又卡住了。想不到父母当年的追随革命，徒步数千里南下；为革命忘我工作，连孩子也顾不上，几十年后，倒成了横断下一代学习和工作的险隘。
　　 部队团参谋长的疑问中带有更多的肯定：“父亲可以当兵，儿子为什么不能当兵？”一句话掷地有声，冯幸平“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走进了军营，穿上了父母曾经穿过的绿军装。
　　
　　 ［６］
　　
　　 冯幸平当上了赣州军分区警卫连的一名战士。警卫、站岗，值勤，跟首长下乡。训练起来，无论是射击，投弹，冯幸平都是全连标兵。
　　 当了两年兵，第三年就当上了班长。每年新兵入伍，别人争着挑老实听话的农村兵，剩给冯幸平的便是些白皮细肉的“城市少爷兵”了。可也奇怪，这些个不省油的灯一到了他班里，就不但省油，还特别发亮。除了内务差些，每次军事技术比武，都在全连夺魁。连每年的“双抢”，烈日泥浆，拉出去就上，割种犁耙，门门农活干得还像个样。有年三伏天搞拉练，披着月光，裹着燥热和蚊蠓的夜色从于都出发，一百二十多里地，八个小时赶到赣州目的地，尽管累得全趴下了，但人却没少一个。
　　 １９７４年，部队要发展冯幸平入党，但父亲单位死活不送政审材料，连长为这一纸证明跑了两年，跑了不下数十次后，总算拿到结果。１９７６年７月１日，冯幸平终于站到了庄严的党旗下，举起右手发出了忠诚的誓言。
　　 一年分区两年独立营，冯幸平当了三年班长。营长、参谋长多次找他谈话，要他留下来提干。
　　 １９７６年，由于弹药空缺，大批民兵用的三八式要改五六式步枪。部队军械所忙不过来，便抽调了一批干过车钳刨铣的干部战士去帮忙，冯幸平分到一台铣床。十多天里，他记不起改了多少枪膛。从飞旋的钢铁刨花中，他再一次领略到创造的乐趣，他认定了自己的事业在工厂。
　　 经他再三要求，１９７７年４月，冯幸平回到了他出发到部队去的地方。
　　
　　 第三章第一次跨越：他艰难而又顽强地爬上了一部加班车
　　
　　 ［７］
　　
　　 部队回来，他分在厂政工组工作。政工组不久改为党委宣传部，宣传部才三个人，报道、摄影、暗房、橱窗展览、会议纪录、文件报告起草，还兼广播站的全部器材维修，忙得像旋转的陀螺。他热爱工作，他每年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模范党员。
　　 虽然读书时成绩一直优秀，但质变有赖于量变，时代还只让他念了七年书，他感到知识严重贫乏。他买来了高中全套教材，系统地自学起来。
　　 为辅导职工的理论学习，他每年到党校学习一个月。他通读了四遍《资本论》，对其中的货币与价值，再生产部分简直能背诵下来。他从马克思的这部经典著作中，找到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马克思是熟谙资本主义所有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后，对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精辟入木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在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之后，不是“造反有理”，而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尊重经济规律，搞好经济建设，不做到国富民殷，国泰民安，怎能体现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呢？
　　 恶梦醒来是早晨，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国家进入了尊重科学的年代，冯幸平也像一块干涸的海绵，拼命吸取着知识的营养。
　　
　　 ［８］
　　
　　 “文革“搞了十年，高考停了十一届，百废待兴的国家急需大批的人才。学校扩大了招生，被称为“加班车”的电大、职大、业大、刊大、函
　　 大应运而生。
　　 经过了多年的准备，冯幸平自度已经完成了空缺五年的正规教育跳跃。１９８１年，他报考了江西省机械职工大学。全厂１６名考生，其中不乏“老三届”的高中生，考下来只取了一名，便是他这准初一的小老弟。
　　 虽然考上了，但冯幸平仍感到底气不足，白天学基础课，晚上除了咀嚼新的食物外，还得翻过头来看许多中学课程。每天早上六点起床读外语，晚上要到１１点才上床休息。第一年职大在赣州开课，他没逛过一次街，没看过一场电影、电视，连酷爱的篮球也很少打了。
　　 第二年，学校集中在南昌开课，上课地点设在手扶拖拉机厂。冯幸平寄宿在本厂驻南昌办事处，两地相距１２公里。每天骑车要花去一个多小时。加上办事处人来人往，学习条件差，课程的复习和预习只能在自行车上完成。
　　 一天早上，天下着滂沱大雨，冯幸平怕路不好走迟到，比往常提早了十分钟，披上雨衣，跨上自行车便冲进了雨幕。路上行人稀疏，豆大的雨粒在路面砸出无数的白点，他想起昨晚没弄懂的《计算机》书上的一个程序。琢磨着琢磨着，车突然滚下了路边的水沟，幸好反应快个子高，一惊一乍，只湿了膝盖以下的裤腿。扶起车子继续骑，骑了半公里才发现怎么走了回头路，掉转车头又加速往学校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