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卖毛粉儿的小驴车
　　 不能确切的说出我那时是几岁，大概是四岁多吧，因为我妈有一天说：“小丫能分出倒正了，今天鞋没穿反。”（我的外孙，他在三岁半的时候总是把鞋反着穿。满四岁时，一下子就能分清左右了，再没有穿反过鞋。）
　　 在风箱“呱嗒呱嗒”的声响中，我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睛。满屋的饭香气味让我醒来了，然后耍一会儿赖，哭哭咧咧叫嚷着，要喝糖水或者要听故事，不要穿衣服。我爷进来治住了我，他朝我屁股上拍一巴掌，再教给我一两句唐诗，我也就不再赖了。
　　 早饭后的家里很安静，我爷出去遛弯儿，我姐拿上皮筋或者羊骨头节找她一般大的女孩玩去了，我妈收拾完厨房，开始做她的手工活儿——给针织厂缝袜尖。她把两个断端都拆下来两行，露出整齐的针套，趁着整齐把那些针套一对一的缝上。拆下来的线先捋在一边，等缝完了所有针套，才把它们连接上缠成团，预备给我们织袜子和坎肩。这个时候没人搭理我，我就在一旁捣乱，把她缠好的线团拆开，把捋在一边的线头弄乱，我妈烦了，就会说：“去吧！拿上木头碗，上门口去等着卖毛粉的来！”
　　 我一下子高兴起来，到厨房找到那个木头碗，踢踢踏踏出门去了，身后有我妈的声音：“把碗扣在门洞的石桌上！”“别把碗弄脏了！”听着这些叮嘱的时候，我早已跑过曲里拐弯的里院，下了二门外的台阶。
　　 这里叫新生街，它不是一条大街，只是个胡同罢了。刚过了早晨，上班的人们已经走出去了，唠闲嗑的婶子大娘们还没有出来，这会儿是难得的清净，门口只有同院的小荣姐背着她胖弟弟玩，她揽着那个胖男孩的腿弯，仰头看天上飞的鸽子，鸽子在天上转一圈，她跟着在地上转一圈。
　　 坐在大门槛上等好半天，才听见一辆毛驴车的声音，驴蹄子踩着碎乱的点儿，一步一步朝这里走来了。那毛驴瘦小，烟黑色，白眼圈，它拉着的车可比它大多了，车上有个大木桶，还坐着个肥胖的老太婆。每一次都替毛驴的小身板担心，毛驴却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在我看来，老太婆和她的毛驴车比我爷讲的故事还神秘。她们是从哪里来的，在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她和她的毛驴都干了些什么，过着怎样的日子，……那个大木桶，比我家门窗的颜色老气多了，桶沿像大门槛一样凹凸不齐，别是已经得了疝气吧，还有那个一声不响的毛驴，它会怎样看我们这些围着它的孩子？
　　 老太婆个子高大，腰身抵得上我妈两个粗。她的动作慢吞吞的，把驴车挨近电线杆子停好，把缰绳栓到电线杆上。有时还从车上拿下个袋子来，一折一折挽下袋口，搁在毛驴的嘴巴底下，让它吃里面的草节。做这些事的时候，间或还要吆喝两声：“毛……粉……儿！”
　　 我不喜欢这个老太婆，她的手脸粗黑，眼睛总是不高兴的样子。眼皮很厚，眼角往下耷拉着，下嘴唇挺长还往外翻，像是有些不满和埋怨的意思。现在猜测起来，她这样吊着脸，或许是时刻准备着拒绝那些大娘们的讨价还价？或许是想堵住那个有些讲究的婶子的嘴巴？也或许，真是对每天这样沿街叫卖的日子疲惫了？不得而知。
　　 她就是这么一副面相。但是买主来了，她总是很和气。像她那个年岁的老太太一样，甚至可以说是慈祥。她站上车排子去盛毛粉，嘴里跟人拉着家常话：“嗨！看你孙子，几天没见又吃胖了。”“妹子，身上的花大袄咋这好看啊！”买主递钱给她，她也会突然地咧开嘴笑笑。
　　 轮到我了，我踮着脚把碗举到她手里，她搅搅桶里的毛粉，再接连舀上两铁勺，然后把铁勺放在桶沿上，两只手捧着碗递给我。她的身子探得很低，把碗放在我手里以后慢慢缩回，一边还对我说一句：“丫头，慢慢走，别摔了。”
　　 我捧着碗回家，从我妈手里接过一张绿色的二分钱纸票，给老太婆送过去。
　　 我喜欢那个毛驴，它个子小，对我没有威慑。我敢在它跟前近距离地看它，甚至举起手来试探着摸摸它。它的眼睛里映出我的脸，那双大眼睛多亮啊，还是个双眼皮的！趁着老太婆正忙着，我偷偷拿了两个草节，搁到嘴里悄悄地嚼，可是嚼不动。
　　 偶尔有一回，小毛驴的眼光哑了，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似乎它心里的不痛快，要比拉的车沉重得多。有个婶子问老太婆：“驴咋不精神啦？有病了吧？”
　　 老太婆说：“呵呵，反群了，这两天正闹腾……”没等我琢磨反群是怎么回事，它就“啊……啊……啊……”地拉着长声叫起来，它的叫声太大了，惊得鸟儿从电线上往天上钻，我们几个孩子也吓得鸟儿一样跑散，跑出几步回头看看，没有什么危险，就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
　　 看看没人买了，老太婆会赶驴车到别处去卖，在开始离开的时候她会叫卖几声，她的吆喝声很单调，没有什么变化，总是那三个字：“毛……粉……儿……”那头驴的脚步也总是那样悠悠然然，一步四个脚印走在踩过多少年的泥路上，一步一步走出新生街，往左拐向中学街，先是驴看不见了，然后木桶和老太婆也消失在我的眼里。
　　 如今我每一次走过那片繁华的街头，都会仔细辨认着原先新生街的方位，总希望拐过某一处楼角，忽然听见一声悠长的吆喝“毛……粉……儿……”，然后看见一个粗笨的身影赶着她的毛驴车走出来。
　　
　　 二、李爷的茶馆
　　 对我来说，我爷每天早饭后遛弯一定是去一个遥远的地方，几乎要走半天。他回来以后有时要画下点东西，比如紫红色的草，毛茸茸的花骨朵，或是几片叶子全摊在地上的小白菜。这样远的地方我走不动，他不带我去，我也没缠过他，但是他到海洋路上李爷的茶馆去喝茶，多半会带上我的。
　　 出大门顺着新生街往西走，走不多远就出了街口。来到海洋路上，这是条东西走向的大街，街上人来人往，两旁有许多小店铺。在街口有一块大石头，几乎有饭桌子大，我奶活着的时候，每天黄昏时分都要在石头上坐一会儿，看看人儿，看看在外县工作的我爸会不会回来。
　　 现在这块石头上总是有个老头抄手坐着卖梅花糕，他的糕摆在一个描漆的木盒子里，盒盖总盖着，谁要是给他一分钱，他就会掀开盖子亮出他的宝贝来。有粉红色的和黄色的两种，他让你挑一个。有时候哪个小伙伴举着钱来买梅花糕，后面总会跟着几个看嘴的；手心里捧着糕吃的那个人又嘬又舔的极不雅观，一旁看着他吃的人也是目瞪口呆直咽唾沫，恨不得自己也能舔上一点。这馋相会让现在的孩子很鄙视，但是那种童稚的期待也是他们无法理解的。好在年幼的我们不会因此难过，等到那块糕全进了吃者的肚子，我们又会呼喊着跑开玩去了。
　　 出新生街口往东走不多远，就到了李爷的茶馆。它的门脸小得有些怪异，临街的那面墙上只有个单扇的木门，旁边挨着窄窄的一条夹门窗，门框上面伸出来一根铁管子，锅炉里水烧开的时候，它就会“呜呜”地叫起来。这是个狭长的筒子间，靠着门的右首烧着一个锅炉，左首摆一张八仙桌，往里隔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张长方形的桌子。
　　 越往里走光线越暗，筒子间的尽头，用灰布帘子隔开一块，里面是一铺小炕，炕根下连着个低矮的锅台，炕上有个灰扑扑的铺盖卷，看它的样子，觉得它就这样淹没在昏暗的灰色里，只怕是已经独自呆了很多年，至少不比这老旧的房子更短，似乎这房子里的所有故事，都在这个铺盖里卷着。
　　 茶馆里总有两三个我爷熟识的老头，他们一进去就奔里面那张长条桌子，把靠门的八仙桌空出来留着李爷爷招待顾客。但是，我没见过有花钱喝茶的顾客，八仙桌上的茶壶茶碗一直是空摆着，李爷爷主要是卖开水，一暖壶一分钱，大一点的水壶二分钱。
　　 似乎老天愿意让这些穷人家的老年人活得快活一点，享用每天的玉米面窝窝、高粱米饭、还有茶水。看看一茬一茬的小孩子，生活里面的各种趣事也都让他们赶上了，所以老伙伴们要聚在这里唠一唠，说一说。李爷爷会涮干净一个茶壶，掀开壶盖放在桌上，我爷或者别的哪个老头会从怀里摸出茶叶盒来，取一点茶叶放进壶里。他们只用这里的开水，不能让李爷再把茶叶搭上。
　　 说话的空挡我爷会给我训话：“不许再上那个大土堆打跐溜了，你看你，裤子都脏成啥样啦！”
　　 “你也不小了，跟你姐学着稳当点吧，没个丫头样！”
　　 我嘟着嘴坐在方凳上，耷拉着的两条腿晃动着，看着跟我眼睛齐平的桌子沿，心里不服气地想：我究竟哪儿不是丫头了？
　　 也有时候，我爷会在这里考考我：“昨天的那个记住了？锄禾。”
　　 我就会不歇气不停顿不阴阳顿挫地接口说下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那童稚的尖声大概不难听，老头们听完都“哟”“嘿”地惊讶起来，我爷就会更来劲儿，又说一句“千山！”
　　 我又是一阵唧唧喳喳：“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素笠翁独钓寒江雪。”惹得老头们一阵夸赞，我爷嘴上淡淡地说：“就会数白嘴而已，”面上却有得色，我赶紧不失时机地来一句：“给我买个梅花糕！”
　　 有哪个老头子这时就会拉着我走出门，教我认门旁的“茶馆”两个字，在我看来，这个“馆”字笔画太多了，当成一个字来认有些吃亏，再说他又不是我爷，我就有些爱答不理的。
　　 我爷托着两块糕回来，“给你姐留一块。”
　　 我站上方凳，开始享受那个美妙时刻。一红一黄的两块糕摆在桌面上，那糕有酒盅口大，一指头厚，是用模子压出来的，做糕的面不是常吃的玉米面和高粱面，也不是白面，因为它不粘合，一碰就掉渣，我用一根指头摸它一下就掉下来一块，我转着它下面的纸，仔仔细细看了一圈，然后伸舌把掉下来的那块渣舔到嘴里，还没等我品咂出滋味它就化了，随着吐沫不知不觉地咽下去了，于是我就一下一下把它们全舔进嘴里，甜！香！
　　 喝了一阵茶，一个老头像放下酒杯一样放下茶碗，转头看看他的老伙计们：“咋的？走？”于是茶话会就散了。
　　 捧着给我姐留的那块糕跟我爷走，到新生街口有时他会对我说：“你自己回去吧，我上刘二哥家去一趟。”我就是从这时候明白的，一个人的朋友里面，总有个不拘姓什么的二哥。我自己回家去了。
　　 那一片老街消失的那一年我三十六岁，经过了文革、下乡、工作、生子，生活已经让我见识了它的严峻，而爷爷他们那辈人都已经作古了。那一天我最后看一眼李爷爷的茶馆，窄窄的木门用板条钉着，看着破败不堪。忽然伤心的只想流泪，我不需要将来，我愿意把我所有的将来跟时光交换，让我返回到昔日的温暖岁月里去。
　　
　　 三、靠近我爷
　　 回忆往事，就像吃一盘拔丝红薯，筷子头去夹一块红薯，牵出来的，却是蜜色的千丝万缕。
　　 我妈生我以后得过一场重病，医生说可能不会再生育了，所以家里的两个丫头，在我爷眼里都是宝贝一般。我小，又总像个尾巴一样粘着他，他疼我就更多一些。
　　 很小的时候，我爷把大蒲扇上垫上一块尿布，把我放上面，托着我到处走；大一点了，他敞开衣襟，把我脸朝前揽在他胸前，两个衣襟一包，裹着我走。
　　 过年了，他给我姐买花，给我买炮。
　　 从数白嘴背唐诗开始，他变着法子教我认字，到六岁的时候我已经认下不少字，能磕磕巴巴念出报纸上的标题，这让我在小伙伴们跟前很有面子，觉得自己是半个文化人了，我那时骄傲得像个小公鸡一样。
　　 我爸一直在外县上班，平日里在一起的时候少，我跟他一直陌生，我的淘气也总是不入他的眼。记得有一次吃晚饭，我一边嚼着，一边把碗里的饭堆到一边用调羹拍实，然后在底下掏洞，调羹掏着不得力，我就把手伸进碗里去掏，正边吃边玩，冷丁的，头上挨了我爸一筷子，咧嘴刚想哭，又挨了一筷子。每当这样的时候，解救我的都是我爷，我爷会一脸的不愿意，嗔怪道：“嗨！呛着她！”有我爷护着，我就会觉得我没有错，是我爸错了，心里又积攒下一点对他的不满。
　　 这种不满，直到许多年以后，把重病的、瘦的皮包骨的我爸抱起来换床单的时候，才消失得无影无踪。那时我满心都是怜惜、悲伤、和无奈。
　　 再长大一点，我可以走着跟我爷上公园看菊花了。我爷很特别，有菊花的时候他每天一次的去看，进公园门直奔菊花台，一株一株看过去，看中了哪一株，他会贴近了看，走出几步离远了看，从左边看，再从右边看，然后还会搬一块石头坐下来，对着那株菊花默默沉思好久，像定住了一样。
　　 我可没有如我爷一样的兴致，早从他身边跑开，溜达着看别的花别的人，也会以外人的眼光看看我爷。年近古稀的我爷跟别人不一样，是人群里最扎眼的那一个，他细高挑的个头依然挺直，眼睛有神，面色红润，满头的银白没有谢顶，脸上飘着雪一样的的五缕长髯。我当时还不知道怎样形容我爷的神态，因为他还没有教给我“鹤发童颜”、“岁月静美”这一类的词，所以我只能觉得我爷跟别人不一样。
　　 不去公园的时候，他会长时间的在画案前揣摩，在小纸片上用毛笔勾出一幅幅草图。画着画着，手又颤抖起来，他放下毛笔，拿起本子和变色铅笔，想记下今天点滴的感触，“骨法用笔，气韵生动”那个动字长长的一撇，哆哆嗦嗦地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