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下放在黄塘。来到黄塘的第一天，生产队长就把我领到牛牯面前：“日后，你就跟着他吧。”
　　 牛牯朝我瞄了瞄，摘下嘴角的“喇叭筒”，咧嘴一笑：“算你有福气。跟着我，赶猪公。”说着，一挥手里的细竹鞭，“呼”的一声，从床底下蹿出头三尺多长公猪来，一站半人高，把屋角里一只盛着残汤剩饭的搪瓷碗拱到了墙上，嘴里“哼哼”叫。像是拜师投错了门，我心里很不是味。牛牯却只顾讪讪地笑。
　　 那年月，人人脸上都呈菜黄色，走路也随风打漂。方圆几十里，能养猪的没几户，养公猪的就更少，队里这头公猪简直是地方上一宝，那养母猪的人家都得请公猪上门去交配，好繁殖猪仔。我跟着牛牯赶猪公，走东家，窜西家，从前村到后村，本来干瘦的一双腿脚倒越走越壮实，脸上也渐渐的滋润起来了。慢慢地，竟连一同下来的伙伴们都羡慕我福气好。
　　 有一次，我跟着牛牯把公猪赶到离队里十多里外的一个村庄。也许由于东家特别热情，那畜牲也像注入了新的精血，那天显出少有的亢奋。牛牯还在一旁暗暗地为它使劲。一脸铁紧，庄重、神圣得有点怕人。我一直想笑，却不敢出声。事后，东家给我们每人的饭碗里卧了两个蛋。
　　 “这户人家不错。比得上做了一回新姑爷！”回来的一路上，他不住地挥动着手里的细竹鞭，嘴里“呵——呵”地吆喝着。他没讨老婆，没做过姑爷，可那蛋在嘴里确实有回味……
　　 打那以后，牛牯待那公猪更是小心谨慎。就像农妇伺弄自留地里的菜秧子。可不知怎的，畜牲像是不争气，架子慢慢的掉了下来，走路也摇摇晃晃的越来越不对劲。到后来竟躺着不动了，再也不动了。牛牯哭了。哭得很伤心。听村里人说，那年他爹过世都没这么哭过。我不禁对他肃然起敬。看他哭得死去活来的样子，忍不住过去劝他，说，算了，再大不了也是一头猪。队里的东西，也别太往心里去。翻来覆去的劝着那几句话，眼圈倒不觉有些湿热了。他忽然对我眼珠一翻，擤一把鼻涕，吼一声：“城里伢崽，晓得个屁，我的饭碗砸了！”
　　 我一听，不禁默默地盯着屋角里那只脱了瓷的碗，半天说不出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