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姐姐从小会绣花，赚的钱贴补家里生活近半。她绣花是由同院张大娘接活，揽活的是一个大成衣铺，放活的姓崔，也是一个老大娘，精明强干，见我姐姐的花绣得好，就忍不住连连地夸她：
　　 “莫不是织女下了凡，没出一年怎么绣得这么一手好活！”
　　 张大娘端着一把小茶壶陪着崔大娘站着，她说话直来直去，嘴上没把门的。
　　 “我早就说过，这闺女不是人，一准是哪个座里的仙女，你看看她那小模样儿！”
　　 “真格的，我这么一大把年纪了，就还真没见过这么俊的闺女，”说着崔大娘捏了捏我姐姐的下巴，“抬起脸来让崔大娘好好看看。”我姐姐抬起脸笑了笑又低下头去绣她的花。
　　 胡同里常来一个算命的，姓纪，和我爸爸的年岁差不多，胖胖的，是个“睁眼瞎”，肩上搭着一个褡裢，右手拄着一根竹竿儿，左手提着一个小铴锣，那铴锣上面横拴一根木把子，把子中间穿着一个小锣锤，这小锣锤有根细把，平时用左手的食指和中指夹着，敲锣时两个指头一翘，然后落下去，“铛！铛！”，那声音又响又脆。由于时间长了，和邻居们都很熟，所以大家很随便。据说他算命很灵，大人们当面称“纪先生”，背地里称“纪瞎子”，小孩们都喊“纪大爷”。这时纪大爷走街串巷走累了，正在大门口的门墩上坐，听见院子里在夸“仙女”，就走到我姐姐跟前猫下腰去看她绣的花，看了半天转过脸去看我姐姐，又看了半天对我姐姐说：
　　 “你能不能站起来走两步让纪大爷看看？”
　　 我姐姐不好意思，张大娘一旁串掇：“站起来，小蓉，让纪大爷看看。”
　　 我姐姐仍不站，娘在一旁也说：“小蓉，怕嘛啦？就起来给纪大爷看看。”
　　 我姐姐还不站，纪大爷问我娘：“多大了？”
　　 我娘答：“十一啦。”
　　 “啧啧啧，”纪大爷咂了几下嘴。我姐姐站起来，红着脸走到屋里去。张大娘诡秘地问纪大爷：
　　 “这闺女是谁？该不是王母娘娘身边的吧？”
　　 纪先生装模作样，答非所问：
　　 “这闺女要让我多看几眼，兴许，我这俩眼会亮起来。”
　　
　　 在姐姐眼里我永远长不大，她常抱着我摇啊摇，用手拍我的背心，顶多将下巴搁在我的肩膀上，脸颊轻轻地挨挨我的脸颊。可是姐姐对我的爱那是天底下作弟弟的不见得人人都能够享受得到的。
　　 姐姐不是一天到晚绣花，她一边绣花一边用眼睛看看我，无论我做什么，她的眼睛都不离我左右，有时我出去了，她手里的活再搁不下也要走出来溜溜。她不说什么，只是用心跟着我，所以我一辈子没摔过跤。
　　 那时我们没有可娱乐的东西，只有小人书和图画本，要么就是“字号儿”（看图识字）。每当我玩这些东西的时候姐姐总是伴随着我，从某种意义上讲她是我的启蒙老师。再就是爸爸讲故事，第一个故事就是司马光击缸，接下来讲的是《三字经》上的“融四岁，能让梨”，我和姐姐都学着样儿。那时我们有水果吃，李二大爷经常送来，总是姐姐削好皮切成小块放在碟子里，她半天吃一块，好让我和娘、爸爸先吃。那时我们只能买果仁（花生米）和崩豆（炒蚕豆），姐姐就哄我玩“弹籽儿”或“抓耔儿”。“弹籽儿”是两个人随便出“籽儿”（花生米或蚕豆），谁出的多谁先弹，即把“籽儿”撒出去，选最近的先弹，只要小手指划得过去就能弹，划不过去的不能弹，谁弹得多谁赢。“抓籽儿”是把“籽儿”先放在一起，“奔、铰、裹（石头剪子布）”决定先后，每次取出五颗抓在手中，把其中一颗往上抛，手中的四颗撒开，再把接住的那颗往上抛，趁没掉下来去抓撒开的“籽儿”，边抓边唱：“一条龙抓大把；二条龙抓小仨，再抓一个单；三条龙抓小俩，抓小俩；四条龙抓小单，抓小单……”当把唱的都抓准、抓完了，这五颗“籽儿”就归谁赢了。毫无疑问姐姐是哄我玩儿，每次总是我赢，谁赢了谁要，结果爸爸买来的果仁和崩豆大部分归我得了。
　　
　　 那一年我“六岁半”，小学没报上名，堂姐给我拿来了一套小学一年级的课本。一天吃了晚饭我拿出来一本，第一页是带彩色儿的图画，上面画了一只大公鸡，正昂着脖子对天叫唤，后面是用树条扎的篱笆，再后面是一片绿地，最后面是升了一半的红太阳。在这副图画的上面有三个字，一头一尾的“天”和“了”字我认识，中间一个不认识了。心里想：现在天黑了，等太阳一来公鸡一叫不就“天亮了”吗？于是我猜想中间这个字念“亮”，我问姐姐，姐姐说“对，弟弟真聪明！”我高兴极了。
　　 打开第二页上面也是画，没上色，画着一张小床上面一个小闺女，正坐起来举着两只胳膊打哈欠，往后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书，再上面一扇打开的窗户，窗户外面也是一个大太阳。上面有七个字我认识四个，“弟弟”、“妹妹”字号儿上有，还有三个我猜了半天猜不着，问姐姐，姐姐指着那个小闺女问我：
　　 “她在干嘛呢？”
　　 我说：“伸懒腰。”
　　 姐姐说：“该上学了怎么办？”
　　 “快起来呀！”
　　 “这不就对了吗？”
　　 “哦，”我恍然大悟，“弟弟妹妹快起来！”
　　 “真聪明。”
　　 “我没有弟弟妹妹喊谁去啊！”我顽皮地说。
　　 “真淘气！”姐姐摸了一下我的嘴巴子。
　　
　　 我姐姐一直是我的主心骨，我的命根子，可以说她把我“顶在头上怕吓着，含在嘴里怕化了”。只要有姐姐在，我才觉得自己是个孩子，好孩子。可是两年以后姐姐病了，病在她的身上，疼在我的心里。
　　 没出半年姐姐的病更重了，脸蛋瘦下去一圈，也失去了原来的光泽，但仍然是那么好看。这一天我们都起的很早，姐姐头不梳脸不洗地坐在炕上，我看见姐姐的辫子散了，就要给姐姐梳头，姐姐不让我梳：“怕迟到。”我说：“不么，今天就要给姐姐梳。”姐姐说：“别乱来。”我说：“好。”
　　 我常给姐姐梳头，喜欢那条长蛇一般的辫子。你看她梳辫子的姿势多好看：偏着头，微笑着，弓着两只胳膊，一手拿着拢子（梳子）一手握住头发，两手交替着一上一下，那拢子从上到下慢慢拢下来，前后左右划出两条弧线。然后分成股，三股的、五股的、七股的，十个指头象弹琵琶，边弹边捋边捋边弹，不一会儿辫子梳好了，扎好头绳儿用右手往后一甩、头跟着一摇、身子也跟着站起来，那辫子在她背后就象一条黑蛇一样地爬来摆去。
　　 不是谁都能有幸看见我姐姐梳辫子，她从来不在院子里梳，我每次看见姐姐梳辫子都要从头至尾站着看完。我给姐姐梳辫子是瞎胡整，因为那头头发我拿在手里就不肯放，姐姐从来都是那么耐心。今天不行，我要上学姐姐也支撑不住，所以非常认真也很严肃，我给姐姐抿了一点生发油，在梳头发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姐姐教过我的一首儿歌，那是我跟姐姐捣乱想学绣花，姐姐用小绷子教我绣花时教我唱的：
　　 “一针针，一线线，绣一对鸳鸯戏彩莲，鸳鸯啊鸳鸯能凫水，是谁打得你们各一边……”
　　 我无形中唱出来，姐姐问我：
　　 “还记得？”
　　 我说：“还记得。”
　　 姐姐又问：“还记得嘛？”
　　 我说：“记得和姐姐在一起的每一件事。”
　　 姐姐说：“都记得嘛了讲给姐姐听听。”
　　 我说：“我在火车上看小人书，姐姐告诉我拿倒了，我说‘拿倒了给你看啊！’；还有姐姐带我到铁路边上玩，把我的手都攥出汗来了……”一说一大串。
　　 姐姐拦住我：“好了好了，一说起来就没完了，头梳完了就走吧，再说就要迟到了。”
　　 我背起书包去上学，临出门的时候恋恋不舍地对姐姐说：
　　 “我该走了。”
　　 姐姐也站起来扶着炕桌目送我出门，恋恋不舍地随声说了一句：
　　 “我也该走了。”……
　　 就这样，姐姐真的走了，再没回来！那年她十四岁，我十岁。
　　
　　 姐姐死后不久就放暑假了，家中生活更加拮据，为了安慰我和我娘，爸爸带我到豆腐铺喝豆浆，给我和娘各买了一套豆皮卷果子（煮豆浆上面的豆皮卷油条）。为了让我娘趁热吃先回去了，我一个人坐在桌子旁边吃边喝。忽然，只见门外由东向西开过去一辆吉普车，开得飞快，只听“吱”的一声响，喝豆浆的人都站起来了，然后都抢着往外跑，站在门口往一边看。我的心里很紧张，以为轧了人，血糊流烂的不敢看，于是坐着没动。哪知门口的人乱哄哄的，纷纷议论：
　　 “这是嘛年头！光天化日敢抢人！”
　　 “这闺女完了，谁知道给抢到哪去？”
　　 “还说是盟军呢，比日本鬼子还操蛋！”
　　 “昨天就有两个美国兵喝醉了酒，用酒瓶子砸了‘天百’的玻璃窗。”
　　 “……”
　　 大家议而不散，豆浆也不喝了，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捶桌子有的骂大街，都愁眉苦脸在屋里外头乱转悠，大家非常气愤。过了不久吉普车又从东面开过来，大家又跑出去，那吉普车转了弯又不见了。我也跟着走出来，只见马路两旁站满了人，男女老少群情激愤，马路中间再没人走路，我也只好不回去。又过了一会儿那辆吉普车又从东面开过来，在人群中间把那个女的扔下来，然后飞快地开跑了。大家围了过去，只见那个女的满身都是血，旗袍被撕得一条一条的，仰巴跤子躺在地上。啊！那不是我姐姐吗……
　　 我没命地扑了过去，被身后的一个大老爷们儿拉住，邻居有人认识我，喊来了我爸爸，爸爸把我抱回家……
　　 从此再抹不掉那凄惨的一幕，更加深了我对姐姐的终生怀念。
　　
　　 （取材于自传体长篇小说《海河之恋》，二〇一三年春节编写，怀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