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贵17岁那年考上了个不花钱的学校。是供给制，衣服被褥都是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的军用品。家里穷，没钱供他读书。是老师让他报考这所学校的。
　　 学校在省城，离家250里地。娘给他煮了一兜红薯，他走了一天一夜，也吃了一天一夜。到了学校。
　　 学了五年，毕业时学校搬迁到了北京城。盖钢印的《毕业证书》落款是中国农业大学。长贵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竟成了新中国的首批农业大学生。
　　 长贵分配在农业部，专家带了他几年。64年调他到冀中最穷的一个县当了县长。那年他26岁。是全国最年轻的县长。
　　 风沙侵蚀着农田，盐碱摧残着庄稼。亩产不足百斤。庄稼人常年吃着救济粮。
　　 他领着乡亲们搞粮果间作，鸭梨、雪花梨遍布农田。改良的环境使庄稼在梨树行里获得了丰收。
　　 1967年的阳春三月，万顷果园梨花开。交了公粮的农民又闻到了果香。
　　 长贵摘下一朵梨花，使劲的吸允着：“香！真香！”就像他闻到了乡亲们厨房里飘出来的饭菜香那样陶醉。
　　 长贵回到了县政府大院，他发现自己的办公室被封了，院子里到处是大字报。
　　 他糊里糊涂地被夺了权，罢了官；
　　 他被红卫兵押着在全县轮着批斗；
　　 他在路上看到带着红袖章轮着板斧砍树的红卫兵们……
　　 长贵猛地挣脱开，跑去夺红卫兵的板斧。
　　 红卫兵把他包围了，待散去，梨园只留下一具淌血的尸体。
　　 没人敢给他收尸。更没人敢来埋葬他。
　　 风沙吹起残落的梨花，纷纷扬扬似纸钱，如雪花，慢慢地覆盖着而立之年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