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如水，明月当空，在逶迤的山路上行走着一位荷锄晚归的耕者。道路两边丛生的杂草伸展着带着露水的长叶沾湿了他那略显破旧的衣裳，夜晚的凉风轻抚着，丝丝寒意沁入他略显单薄的身体里。但耕者的头是昂扬的，步伐是轻快的，看！他的表情是多么的闲适：这是我在读完东晋田园诗人、辞赋家、散文家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其三）后脑海中浮现的画面。
　　
　　 东晋义熙元年，即公元405年，陶渊明在彭泽县令的任上仅仅八十一天，即因“不为五斗米而折腰”而辞官归隐，过起了隐居生活。我想，做出这样的决定，陶渊明的内心之中一定是做了一番痛苦的抉择的。做为一个世代官宦的子弟，陶渊明自小也是有着兼济天下的思想的。他想通过自己的才学来拯救当时纷乱的社会，于是，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刺史王凝之的祭酒。但出身庶族的陶渊明受到士族的轻视，辞官归家。后又投入桓玄门下做属吏，可是，不久，他发现桓玄有篡夺地位的野心，他不肯与之同流合污，于是，借服丧之名又一次辞官回家。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迎回晋安帝时，陶渊明看到刘裕的作风颇像其祖父陶侃，快乐地做起了他的幕僚。但刘裕不知为何，连续杀戮，篡夺地位之举频出，看到这些，陶渊明感到失望，紧接着就辞职隐居。几次出世入世的经历，让陶渊明对东晋的社会现状极度不满，在对社会丧失了希望的情况下，当他残存着最后一点希望，再一次地入世做官，竟要为五斗米而折腰的时候，他毅然结束了十三年的仕宦生活，开始了真正的隐士生活。
　　
　　 辞官归故里的陶渊明的隐居是真正的隐居。他就像一个农夫，每天躬耕田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归园田居》（其三）中他详细地写作了他一天的耕种生活。“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详细的交代了他耕种的地点和豆苗生长情况。文人毕竟是文人，他能写出传送千古的《桃花源记》，能吟诵出令人叫绝的《归去来兮辞》，能挥笔书写出一首首令人称羡的田园诗，但稼穑之事却让他手足无措。为了除去疯涨的杂草，诗人每天早出晚归，“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二句形象性的写出了诗人艰辛的劳作生活。不仅如此，夜晚归家，夕露沾衣，使躬耕的艰辛又加一层。
　　
　　 现在，让我们再回想一下这六句话：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平淡自然、质朴明白的语言多像一个可怜的农夫在向我们倾诉着一个歉收的年景，读到这里，谁不会油然而生一种怜悯之情。可能还有人要问：陶渊明，你好好的官不当，为什么要回来做农夫啊？
　　
　　 如果你发出这样的质问，你就错了，错在你不懂靖节先生。他甘做农夫，要保持的就是一种气节，那种不想在污浊的现实世界中失去自我的气节。在他的心中，即使做一个农夫也比在官场“为五斗米而折腰”强。何况农耕生活虽然艰辛，但他可以在乡野间过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二句点明了主旨，在作者看来，这种艰辛是值得的，因为这样没有违背他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意愿，没有违背他向往自然的意愿。
　　
　　 中国自古以来就不缺少隐者，但大多数的隐者都有其目的。姜子牙隐，是为了垂钓文王；诸葛亮隐，是为了择取明主刘备；林和靖隐，是为了求得隐者之雅名。而陶渊明的隐，是一种不带有世俗之气的隐，这种隐才是有气节的隐，才是真正的隐。文人之隐，自陶渊明始，自陶渊明终。
　　
　　 辛弃疾在《念奴娇》中称：“须信采菊东篱，高情千载，只有陶彭泽”。给予了陶渊明千古一人的最高评价。从此，采菊东篱，躬耕柴桑的陶渊明成为了世人心中永远的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