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味
　　 “年味淡了。”这是近几年许多人尤其是中年以上的人共同的感慨。的确，现代的人，整天忙于凡俗杂务，役于现代物质利益及所谓的精神享受的追逐，逢年过节完任务似的匆匆忙忙回老家跑一趟，跟家里的父母亲人说不上几句话，屁股还没坐热呢就又匆匆忙忙地赶回去继续忙，哪还顾得上静下心来真正地感受一下那永远割不断的亲情和纯天然味的节日快乐呢？
　　 静心想想，真正让人怀念的，依然是童真童趣乐翻天，欢天喜地过大年的旧时光，依然是那温馨醇厚的年味。
　　 老家的大年，算起来该是从腊月初八开始到正月十五花灯节后结束，前前后后持续一个多月的时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农村的生活依然处在艰涩之中，但那种艰涩，对于一个八九岁的孩子来说，还留不下“苦难”的印记。
　　 腊月初八，在我的老家叫腊八节，这一天要煮腊八粥。母亲说，喝了腊八粥，用粥堵着嘴，免得说出不吉利的话，因为腊八一过，就算开始过年了。孩子们天天数着算着离大年还有几天几天，这日子，也就开始随着八宝粥的甜香漫起了淡淡的年味。
　　 “糖瓜祭灶，新年来到”，腊月二十三是小年，也是灶王爷回天庭的日子。为了表示对灶王爷的感激之意，先要买来糖瓜供在灶台上让灶王爷享用，然后，再行辞灶仪式。辞灶一过，年味就一天比一天浓起来，家家户户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忙年啦。
　　 先是扫屋，将一年的积垢去除，干干净净地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之后糊墙、贴窗花、挂年画。童年的印象中，最让我感到兴奋的就是这挂年画啦！那时，父亲是信用社的职工，哥是小学教员，比较注重营造文化氛围，所以每年父亲总要带上哥到傍年跟儿的年集上，用心挑选买回一大卷包含着各种故事的年画。而每次我听说后都会想尽理由缠磨着跟去，因为那些展摆在集市地摊儿上的年画的故事内容对我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
　　 年画买回，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就在哥的指挥下开始挂贴。横幅的山水画是父亲的最爱，一般贴在父亲办公桌上方的墙上；竖轴的诗画花鸟系列，因为是哥喜欢的，自然是挂在哥的房间；而我们住的房间的墙上则挂满了纵幅的四联儿。哥一边指挥，还一边为弟弟妹妹们讲解画里面的故事。
　　 四联儿上的故事是我最感兴趣的，像《红灯记》、《沙家浜》啦，《杜鹃山》、《智取威虎山》啦，都是当年那些革命现代京剧的剧照，还有像关汉卿的《牡丹亭》，王实甫的《西厢记》什么的，一个情节一个画面。那里面的人物故事等，因为天天趴在上面“研究”都能烂熟于心，而那唱腔唱词也跟着收音机里学了不少。有时兴起，姊妹几个便拿来哥用来备课、批改作业用的红、蓝墨水往脸上那么一涂打打脸子（现在叫化妆），再找来父亲母亲肥大的褂子往身上那么一穿，然后，甩着又宽又大又长的袖子当水袖，还分派了生、旦、净、末、丑，就这样一人顶一个角儿，有板有眼地亮开嗓子，模仿着演员的唱、念、做、打，演绎着戏里的动作，煞有介事地唱上那么一两出儿，什么“西皮流水”啦，什么“二黄散板”啦，等等等等，直到喊得嗓音嘶哑、笑到直不起腰、极尽兴致方止。看到孩子们一个个小脸上抹拉得就跟京剧里的大花、二花、三花脸似的，还像模像样扭捏作态的样子，尽管闹得沸反盈天，可父母也还是被我们几个孩子逗得笑出了眼泪却没忘记为我们拍巴掌叫好。现在想想，那时的欢乐场景，尤其在那样艰涩的年月里，实在是人间难得的盛事。
　　 到了除夕，年味就更加浓烈了。上午，趁着风和日丽，父亲和哥早早地把几副大红春联贴到了门上，新年红红火火的气象立刻陡增。午饭后，父亲就开始在堂屋里布置，先在供桌上方的正面墙上供起历年都要挂的大轴（口语念zhu）子——上面是一世一世延续下来的列祖列宗的名讳，然后把香、烛以及其他供品一样一样地认真摆放到供桌上，一方年糕，四个角和中央各镶嵌着一颗鲜亮亮的大红枣，一碗用银白的大米和金黄小米混合煮成的隔年饭，碗沿儿上面部分矗起如一座金银山，四面插满红枣，上面正中栽植着一棵旺枝鲜叶的菠菜，菜心处也用细细的扫帚枝儿插一颗红枣，这两样庄稼人心中的吉祥物，这时也被端端正正地摆在了供桌一角。父亲一边摆，还一边念叨着：“年糕，年糕，年年高。”“米山面山金银山，一年接一年，吃不完，花不完……”我想，父亲一定是在祈求神佛及祖先们保佑家道兴盛，而那红红的枣子和枝繁叶茂的菠菜，尽管父亲没念叨什么，我想自然应该是寓意日子红红火火，家族兴旺，子孙满堂，事业昌隆，一家人和和乐乐幸福到永远啦。
　　 晚饭后，全家人聚在一起包饺子。那时的生活跟现在没法比，大多数人家包饺子是用地瓜面，很难吃到麦子面的。父亲那时吃商品粮，每月能领回十八斤白面，过年时还有三五斤精粉可以享用。平时母亲不太舍得做，总要留到过年包饺子用，有时留出一些分给左邻右舍的婶子大娘们，母亲说让她们过年时也能吃上白面饺子。
　　 包饺子时，要包进去两枚一分或二分的硬币和两颗红枣，五更里吃年夜饭时，谁吃到钱意味着谁在来年会发财，谁吃到红枣表明谁最有福气。因此，包的时候，我总会偷偷地在包钱或包枣的饺子皮上捏起一点皱褶做上记号。我的这点小小心眼儿，是逃不过母亲和大姐、二姐的法眼的，好在她们都不说破，只互相递着眼色看着我拙笨的动作偷偷地笑。我也不理，只管按心里想的做。可惜的是饺子煮熟后记号就看不出来了，不管怎样地翻来覆去东挑西捡，可就是没法从饺子的外表看到里面去，哪一只里包着枣子、哪一只里藏着元宝一概不知，只好盯盯这个，瞅瞅那个，恨不得长出一双能透视饺子的眼睛来。就这样猜测着吃完一个再吃一个来碰运气。吃到了，自己欢天喜地，得意地欣赏着哥姐弟妹投来的羡慕的眼光；如果吃不到，还要再吃下去，直到吃出枣子或元宝或者小肚皮撑得滚瓜溜圆再也装不下任何美味为止……
　　 那时没有钟表，无法把握时间。大人要守岁，可小孩子熬不住，包完饺子玩到疲累了便在炕上一倒就睡。当迷迷糊糊中听到远远近近稀稀疏疏的鞭炮声渐起，知道是五更时分了。于是全家兴奋，我烧火，姐炒菜，母亲煮饺子。父亲先把供桌上的那对大红烛点燃，然后和哥忙着往长竹竿上挂鞭炮。母亲抱来一抱豆秸让我烧，口里还念叨着：“烧豆秸，中秀才。”等水开了，母亲把饺子放进开水中，边放边说：“烧金条，煮元宝。”饺子在三滚之后煮熟了，母亲先舀上三碗摆到供桌上，每个碗上再放一双新买的竹筷子，让回家过年的祖先们先享用，然后才把剩下的用漏勺捞到碗里端到炕上我们自己吃。
　　 这时哥和父亲也在大门外燃响了鞭炮，而村子里其他人家的鞭炮声，此时也或远或近、或大或小、或高亢或低沉、或重浊或酥脆、噼噼啪啪热锅里爆豆似的响成一团。我知道，大年的高潮到了。父亲带着我们大大小小六个子女在堂屋供桌前挨着个儿给老爷老妈列祖列宗磕头，感谢他们一年又一年对全家老小健康平安的护佑，然后哥再带领五个弟弟妹妹一个挨一个地给父母磕头，感谢父亲、母亲一年年一月月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而且，每磕一个头，都要在嘴里念叨着是给谁磕头，那场面，煞是隆重；那气氛，也甚是严肃和庄重。那时年龄小，不会念叨，只跟着大人学，父亲怎么磕，就跟着怎么磕下去；哥哥怎么说，就跟着怎么说出来。磕完头，再回到炕上，围坐在饭桌边，等着、巴望着父亲给我们几个分发压岁钱。而全家人此时此刻也跟千千万万的人家一样，在这祥和的气氛中，边吃着丰盛的年夜饭，互道着发自心底的祝福，边在心里感受着其乐融融的幸福和十足的年味。
　　 五更一过，随着远近鞭炮声的渐渐稀落，孩子们可就乐翻了天，穿着花花绿绿的新衣裳，换上新买的鞋子，小子们戴上各式各样的新帽子，姑娘们则用彩绸扎起漂亮的花辫子，然后结伙成群地到本家或相熟的长辈家里去磕头拜年挣压岁钱，顺便捡一些截了芯儿没有燃爆的爆仗拿着玩儿。这样一直闹腾到天亮还意犹未尽。
　　 初一到十五，村里鼓乐班子也不闲着，趁着年后春播没开始这段空闲时间，走街串巷舞着大红绸子踩高跷、跑旱船、扭秧歌，尽情地笑，尽情的跳，尽情的闹，尽情的欢乐，把一身往年的疲惫抖掉，再抖出一身新年的新活力。他们每到一处，锣鼓喧天地这么一响，村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都急火火地往外蹿，不一会儿就把表演队伍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了个水泄不通。来晚了的小孩子因为看不到，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从大人腿空里往里钻。那场景，绝非是“热闹”一词可以形容得尽的。
　　 就这样尽情地闹腾到正月十五，人们的那股兴奋劲还未落下，花灯节——也叫元宵节，正月十五闹元宵，则又把大年的余韵再掀一个高潮。人们品尝着圆圆的、糯糯的、甜甜的汤圆，欣赏着各式各样五彩缤纷的花灯，听着关于花灯的来历以及传说故事，还时不时地猜猜饶有趣味的灯谜，那热闹场景，其实还真不亚于初一到初五那几天呢！
　　 过了花灯节，随着春耕农活的开始，年味渐渐地淡下来，整个大年这出长戏到此时才算徐徐落幕。勤劳的村民带着过年的那股兴奋劲，在明媚的春光里舒一舒筋骨，抖一抖精神，整好犁耙等农具，又开始投入到新一年艰涩却美好的劳动创造中……
　　 童年时光已随那艰涩年月的老去渐渐泛黄，而那一幕幕童年时光里的美好，却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童心至深处，伴着我，一天天长大；那温馨醇厚的年味，也始终浓浓地氤氲在记忆深处的底片上，历久弥新，回味无穷……
　　 （二）糖瓜祭灶，新年来到
　　 腊月二十三过小年，也是灶王爷回天庭的日子。
　　 灶王爷管理人间烟火，掌管一家的祸福财运，护佑天下苍生不饿肚子，劳劳碌碌，辛辛苦苦，每年腊月二十三还要辞别在人间的工作岗位，返回天庭向玉皇大帝汇报一年的工作。
　　 “糖瓜祭灶，新年来到”，为了表示对灶王爷的感激之情，每年腊月二十三，人们先要到年集上买来糖瓜——各式各样用白面加白糖炸制的糖果子，供在灶台上让灶王爷享用，然后，再行辞灶仪式，送灶王爷上路回天庭。
　　 辞灶也叫发纸马儿，仪式倒简单，就是先把灶墨头上的纸马剪切下来，弄点吃的喂一喂——当然是象征性的，用筷子夹着吃的东西，送到纸马嘴边，就算喂过了，马吃饱了，驮灶王爷返天庭有力气——然后，夹进黄表纸钱中一起点燃烧化，同时轻声念叨一套祈求灶王爷保佑的话，再磕三个头，就算送骑着马的灶王爷回天了。
　　 父亲在腊月二十三晚上都要亲自做这套辞灶仪式，自然是轻车熟路了。这之前父亲先要去集市上花一两毛钱请一张灶墨儿回家——就是大家都熟知的那种杨家埠木版年画式的灶王画像，丁香和海棠（据说是灶王爷的两个小妾）陪在灶王爷的两边。下面印着二十四节气的具体日子，适宜耕种收割等农田劳作的具体时间，婚丧嫁娶的宜忌及时辰，年头的好坏以及喜神、财神、太岁的方向（据说这是为了正月初一起床时确定坐的方向，会关系到一年的运势与吉凶）等等。顶端还印着一匹奋蹄飞奔的马。——为了表示对灶王爷的恭敬，不说“买”而说“请”。有时也有人送到家里，因为送的是灶王爷，没有不留下的，除非已经请了。
　　 晚饭后，父亲先从灶墨上剪下纸马，再把灶王爷的画像粘贴在房门一边靠近灶台的墙上，然后郑重其事地将纸马喂饱后夹进事先划松散的黄表纸钱中，再划火柴点燃。在看着纸钱纸马烧化的过程中，父亲开始念叨——“灶王爷，灶王娘，一年一度上天堂，……少担口舌是非，多带五谷杂粮……”念叨完，纸钱纸马也烧化完毕，父亲再虔诚地跪下朝着灶王爷的画像连磕三个响头，辞灶仪式就算结束。
　　 父亲那套吉利话很长，说得也有板有眼，且言语间满含了虔诚，都是祈求灶王爷他老人家上天言好事，下界济苍生的愿望。可惜我那时太小，又没有拿笔记下，现在搜索久远的童心，也只有这几句还留在记忆的至深处了。
　　 如今生活好了，吃的丰盛，穿的舒适，住的舒坦，行的方便，年轻人谁还会去理会这些繁琐的风俗礼节？可他们又怎么会理解从艰难岁月苦难日子里一路走来的人们当年对美好生活的那种殷殷期盼呢？
　　 小年的辞灶一过，年味一天比一天浓起来，家家户户就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忙年，准备欢欢喜喜过大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