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写作十余年，我至今也没留下关于父亲的文字。也许是我这支笔太笨拙，写不出象样的东西。每次正下笔要写的时候，心里总有潮水在澎湃，泪水就不住地在眼眶里打转。写到一小段时，就草草收场，最终没写成。想不到再次下决心来写时，父亲早已随风而去。
　　 那是二零零五年夏天，父亲被突然诊断出是肺癌，坚持了两个月的生命后，于六月十七日在痛苦中仙逝了。刚开始，父亲的症状表现为双手麻木，起初到乡里赤脚医生就医，都说是风湿性关节炎，治了很久也不见好转，而且手指慢慢地不能伸直，越来越没有知觉，吃饭时筷子也拿不稳。我们又带他到县人民医院作CT，医生诊断为颈椎病，于是又医了两个月，却仍然无效。我们不得不转院到南充市川北附属医院，作了目前较高级的全身检查——核磁共振。通过全身扫苗，终于发现在肺部长有恶性肿瘤。检查结果出来后，我和随行的姨父在办公室等待医生的病情分析。医生叹了一口气：“好年轻呀，才五十岁!”然后，姨父就让我到办公室外，和父亲一起都在门外等候。我心里突然间好象被冻结了，呼吸极困难。我理解医生的叹气声，也猜得到父亲的病很严重了，相信父亲大概也有所知觉，只是不言罢了。
　　 当天回到家，姨父并没直接告诉我父亲的病情，我懂得他的意思，他怕我受不了打击。姨父为了给父亲作进一步确诊，于是我们又将他送到县医院拍Ｘ光片。影片出来了，我虽看不懂，但看得出影片上照出的肺部左边已雪白一片，模糊不清。医生说，这是肺癌晚期，最多活两个月。姨父告诉父亲，他得的是肺结核，不严重，能治好。而我却和姨母躲在医院的角落里痛哭，姨母说:“洪波，你要沉住气，你是长大了，不能让你爸知道，懂吗？”
　　 我断定父亲知道我们骗他。因为他曾说对我说过：“孩子，你和弟弟都长大了，要好好地生活，以后要好好照顾妈妈，爸爸没尽到责任，没给你们成家！”当时，我的泪水就顺着往肚里流，我仍要强装笑脸对他说：“爸爸，你胡说什么呀，又不是世界末日到了，你的病没什么大不了，能治好!”
　　 我不敢把病情告诉母亲，怕她沉受不住，但她还是知道了，天天都伤心欲绝，以泪洗面。父亲却出乎意料地劝她:“有什伤心的嘛?五十岁是死，八十岁也是死，我都不怕。”我知道父亲这句话的分量，他是那么乐观。
　　 又过了一个多月，父亲的病情比想象的还恶化得快。虽然我买了抗癌药给他吃，每次都是我把药分好后给他喂，不能让他看到“癌”字字样。但再好的药又有何用呢?很快，父亲便卧床不起，一切都靠人护理。我知道父亲所剩的日子不多了。父亲每天都沉浸在痛苦中，在死亡线上挣扎，痛得历害时，发出的呻吟邻居家都能听见。有几次，父亲受不了，直叫我们给他喝农药，把他杀了算了。我的心里在隐隐作痛，像无数根钢针在扎，只好就给他打强力镇痛针——曲马多。
　　 父亲直到去世，从来没见他掉过一滴泪，母亲却把泪水都哭干了，我们都劝她，怕她也哭垮了身体。
　　 父亲的一生就一个字能概括——“苦”。听他讲，小时候他没有吃的，有一次把癞蛤蟆烧来吃，差一点被毒死。那时家里穷，又是吃集体粮，一年就分几十斤，要是在地里捡到几根红薯，也不敢在外张扬。没吃的的时候总吃干猪草、鹅儿草。为了改变家境，父亲与母亲开过窑厂，自己生产砖瓦，办过养蚕基地，最后都“破产”了。有了一点积蓄后，又与人和伙买了一辆拖拉机开，最后连本钱也亏掉，欠下一屁股债。在这样疾苦的生活下，我那时却给父亲雪上加霜。不知从几岁起就生病，一直到九岁才全愈。我也不记得父亲有多少次背我东奔西跑，四处求医，更不知花了他多少钱，有几次差点就夭折了。听别人说，我是被父亲从死亡的边缘抢回来的，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可是我的后福在何处呢？父亲早早地就拋下我们一家三口，我还没来得及尽孝道，他就这样绝情的离开了。
　　 父亲在世时，我常常听他说:“人不要做好逸恶劳的人，只要勤劳，就不会没饭吃。”的确，他也是这样做的，父亲一个人在外边挣钱养家，还要操劳一年四季的庄稼。母亲又经常手痛，做不得重活，家里五个人的田地，他一个人揽完。有时候，我觉得父亲怎么就像“铁人”一样。我也阻止过他，叫他少种点，够吃就行，可他老听不进去，把能够用的荒山都开辟出来种东种西。每到农忙季节，别家都请人帮忙，父亲却舍不得花钱，所有的活都与母亲两人分担。到夏天特热的时候，父亲就利用凉爽的夜晚在地里干活，干到凌晨两点多。
　　 其实，父亲在病前就有过一回预兆，可谁都不曾察觉!他喜欢抽烟，去逝前一年有一次咳嗽非常历害，吵得晚上我们都不能入睡，但拿了药后隔一段日子就全好了。谁也意想不到，直到去逝前，父亲的肺一点都不痛，也从来不咳嗽，却长了肿瘤。医生说，癌症一般都在晚期才能发现，早中期又不痛，没有知觉。我知道，父亲是多么不愿离开我们，就像我们舍不得离开他一样，他那样地热爱生活，生活却对他如此不公!
　　 写到这儿，我的泪水又开始在打转，双手发软，我不知哪儿来的勇气写完它，还是就此打住。不知父亲在九泉之下能否体悟到我对他的思念?不管怎样，我要用心永远记下父亲那难以磨灭的病痛的夏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