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驻嫩江部队，除少量值勤部队以外，都是生产部队，以团级单位为多。他们的出现对嫩江县的开发建设、文化素质的提高、视野的开拓都有巨大的历史性推动作用。绝大多数军办农场的周围村屯都有历史性的变化。嫩江县域经济、城市建设、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与变化都留下了军办农场深深的足迹。
　　 铁道兵部队1962年建立农场，1984年归属总后，称为解放军总后勤部嫩江基地，在嫩江大地上创造了世界性的辉煌，粮食生产超亿斤，收益超亿元，直接生产人员人均产粮10.84万公斤、种地400多亩，创效益12.4万元；农场创造了“五力合一”的工作模式。江泽民同志1990年视察总后勤部时指出：“后勤主要是做好保障工作，同时要抓好开源节流。开源的重点，主要应放在像总后嫩江基地这样的农场上。”1994年，任总后勤部长的傅全有同志视察农场时，称赞这里“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基地跻身于世界最先进的行列。各军办农场以其巨大的力量，带动了嫩江县农村建设与发展，还以几十万元、几百万元的投入，支援县城的基础设施建设、电视设施建设以及效能建设等等。总后基地和各军办农场已经成为县域经济构成部分。军政、军民关系处在融洽的美好状态。
　　
　　 但是，在几十年的生活中，军政、军民之间也有过矛盾、纠纷，也有过较严重地刑事犯罪问题。历史地讲，处理的都比较稳妥。处理这类事情过程，是建设良好的军政、军民关系过程，也是协助部队建设良好的群众战场过程。纠纷较多的问题集中在耕地、荒源归属、战士一般性违纪等问题上。处理比较简单，军地双方容易达成一致性意见。处理个别类型案件和个别纠纷、突发性事件则比较棘手。
　　 嫩江县境内军垦农场多，大国营农场多。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直到七十年代，因为饥饿逃荒到这里求生者达几万人。八十年代初，我任公安局长期间，曾登记盲流人员，拟上报请示落户指标。消息传出，有近2.6万人登记报名。这些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依靠秋收“帮助”，从军办农场的大地上搞“小秋收”，偷割小麦、大豆以维持生存，维持过冬。
　　
　　 有一年春节前，我和县革委会一位副主任到垦区门鲁河公社访贫问苦。最后一天恰好是除夕。返回当天，又慰问了几家贫困户。不想有两家在贴春联。第一家门联写道：
　　 一入新春辞旧岁
　　 来年还得偷部队
　　 横批：不偷有罪
　　 分明在“总结”经验，“表明”决心。另一家写道：
　　 去年穷今年穷明年还穷
　　 春天偷秋天偷冬夏都偷
　　 横批：感谢部队
　　 两付门联道出那个年代的真实。大批外来饥民依靠军办农场活了下来。这些人没有土地，没有粮食，寄居或租借房屋。有的生活在半地下的小窝棚中。生活十分凄惨。为了活命，为了生存，他们的办法之一就是偷。护秋保粮，县革委会每年都要下达指示，出布告，分片召开联防会议，下达死命令。虽有收效，但民以食为天，偷粮问题和盗粮事件从没有间断。一些社员也加入这个行列，为自家增加粮食贮备，补充口粮不足。为了这类事情，我处理或参与处理的纠纷不下三、四十次。多半是军办农场同志高抬贵手，让一让，社员或盲流人员接受一般性教育或退粮罚款。
　　
　　 但也有几起“护秋”过了“头”，闹出人命官司，构成刑事案件。我经手处理过3起。其中两起在协商中解决、“私了”，处理在基层。双方都满意，至今没有不良反应。另一起闹的很大。64军部队在临江乡办的农场，秋收时，捉住一个偷收的青年社员，绑在4条腿的凳子上，用胶轮拖拉机三角带抽打屁股，以为教训。这种部位，这种打法，结局是皮不开，肉却绽烂。那人因为流血过多而死去。几个农民出身的战士不懂常识，不明事理，急忙抢救。军医赶到时，人已鸣呼。
　　 事出突然。死者是后马鞍山大队社员。
　　 噩讯传出，立刻聚集四、五百人，直奔农场，高喊扫平农场的口号，要打死两个报仇！一些战士为了自卫，也手持棍棒之类“武器”准备还击。双方剑拔弩张。
　　 农场场长给我打电话报告，大队给我打电话告状。我时任公安局长，请双方都站在处理问题的高度，做好“自己”的内部工作，待县里去人处理。我向县领导报告后，即刻带公安局两台车人赶到现场。群众见“自己人”来了，异常高兴。大队长和支部书记听说我去处理该事，十分高兴。动员群众听候处理时，就以我的为人当材料，要社员们相信“县领导”。我在群众队伍前跳下汽车，和群众见面。在和大、小队干部握手之机，高声告诉大家，请相信政府，此事一定会公平处理，一定会让大家满意。
　　 农场同志也十分欢迎我。我多次到过这里。军部或军后勤部领导同志到农场，到县里，均由我做安排、沟通。他们串换良种，甚至小额临时拆借也找我同其他农场串连。个人感情也相处不错。他们正处在焦头烂额之时，见到我如何不高兴？我听了当事人的检讨，分别同大队领导和农场领导谈情况，又合起来开会协调。会议都很简短，主题是听取双方处理意见，协商处理方式，围绕平息群众集聚的愤怒为第一目的。
　　 我请大队领导和家属协商，以多要些“补助费”为目的，商量方案；向社员讲，当事人暂由县公安局代部队收审，然后交由军事法庭处理。相信军队一定会依法处理。我又请农场同志向上请示，为平息群众的意见，当事人暂由县公安局代押，予计付给死亡者的抚恤金要加倍准备，以完结此案。
　　 社员们害怕“官官相护”。但听了大队长等人协商的内容很实在，为群众着想，都放下心，提出来要和我对话。一则谈对当事人的处理，另则“赔”多少钱。我在和农场同志协商后，和亲属代表见面，满足他们提出“赔”偿要求，并在数额上有所提高。当事人要立即带走。但因为是现役军人，只能交由军事法庭处理。群众工作通了，但他们“不见兔子不撒鹰”，要看着当事人是否真的被“捉”走。
　　 当事人较多。其中至少有两个干部。和农场商量，只象征性地带走3人。他们摘下领章、帽徽，沮丧地坐进公安局的汽车。这一切，大、小队干部在现场，眼见为实。群众中也有部分人看到这个过程。说的神乎其神。农场派了一台大车、一台小车随同。3个战士在小号中的生活由农场自行安排。
　　 死者由农场安排棺木盛殓，“补助费”也比较优裕。群众的风潮平息了，事情得到圆满解决。只是军事法庭对两个连排干部处理过重。我为此曾写信，讲及嫩江此类情况的特殊性，请能宽容宽松处理。据说，后来在讨论那位连职干部减刑时，该信有些实在作用。20几年以后的2005年夏季，当时的副政委、副场长已经退下来。他们回访嫩江谈及此事，依然敬礼致谢。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军政之间也有过不配合、不愉快的经历。其中有两件事颇有影响。首先是“军分区大楼”归属问题。原来，1969年中苏珍宝岛之战前后，黑河军分区撤离到北安，又迁到嫩江，部分机关即在此楼办公，群众因此谓之军分区办公楼。该楼位置在今天县商贸城。原楼是1958年建筑物，未待装修即下马。1962年，铁道兵几万人马开进嫩江县搞付业基地，请地方政府支援。县人委即将该楼暂借给部队使用，支援铁道兵的建设。最初，有一个团的兵力进驻。随后，没经协商、批准，铁道兵装修院内大仓库。接之，又搞些零星建设。该楼在“文革”期间，由部队内部转用，院内又增加些建筑物。该楼解决部队困难的借用性质已经改变。
　　 基本路线教育过程中，机关干部多次提出收回该楼的要求。当时，该楼做为军分区留守处，做办事处使用。招待所部分对外，向社会开放，进行商业性质活动。县革委会和各科局办公室都是平房。群众意见集中在该楼产权问题和院内建筑物等问题。这种呼声越来越高，越来越集中。县里将情况转报给地委。地委转给黑河军分区。分区个别领导仍以“军管”时的观点认识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形势，要把该楼“合法化”、“军事化”，派外号叫×麻子的营房科长到嫩江办手续。
　　 不料，此公随军分区转迁嫩江期间，没留下好印象。人们对他的往事历历在目。他到嫩江县直接到县建设科以分区首长命令形式，军管的口气提出补办手续问题。建设科长是位老教育出身的同志，比较耐心地向他介绍历史，介绍政策，不肯办理手续。两人因此争论起来。麻子科长拍拍胸口，说里面装有军委命令，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人们对军管已经深恶痛绝，看够了眼色，听够了胡说八道。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岁月，谁还再惧怕这一套？建设科长请他拿命令到北京找军委去办手续。气的麻子科长讲不出话来。
　　 恰巧县里正在开会。县委副书记李星接待他。但李新调嫩江，不大了解情况，问计于县革委会副主任刘继忠。刘认识麻子，没有好印象，说麻子科长是夜猫子进宅，没有好事。要李把事情推给我。于是乎，我在办公室会见麻子科长。我第一次见到他，不知道他的为人，只见他不容我客气，开口便讲嫩江县的干部水平太低，连起码规矩都不懂，竟然不把军分区当回事。我不知道他要干啥，请他坐下。此公讲出一大堆类似军管的话，状告建设科长。
　　 我把建设科长请来。他懂政策，当面说清。麻子说他有军委命令，建设科长说他有周恩来的政策，争论不休。但我听明白了，知道徐的目的归结为3个问题：①军分区大楼主楼的产权归属问题；②军分区大院归属问题；③大院内的建筑物应不应当由地方政府批准？麻子当即发表声明，声称全部产权是军产，他们有权愿意怎么建就怎么建，无须谁批准？摆出一付军管时期盛气凌人的样子。建设科长听到这里，气的手直哆嗦，不客气地向他宣读周恩来签署的政务院、国务院令有关部分。徐公开说不听，他归军委指挥。他掩饰不住此行的背景和目的。常委会听到麻子科长嫩江行的报告，决定派我到分区协商有关大楼事宜。
　　
　　 黑河军分区的领导班子中，我认识的比较多。为了慎重起见，也为了尊重嫩江县的顶头上司，我分别给一位副司令员、一位副政委打了电话，介绍了麻子科长嫩江之行，介绍了嫩江县委的态度。他们知道底细，公开不赞同麻子的嫩江之行，告知我不要到黑河。
　　 我明白了。县委明白了。于是乎，委派我写报告，直接赴省。省军区营房处也有位麻子似的人物，他听我代表嫩江县陈述只听个开头，问明来意，不屑一顾地夸夸其谈。说他都明白了，强调凡是军队占用的房产一律是军产，即使原来不是军产也做为征用对待，不存在退返问题；强调地方对军队的支持，嫩江县对黑河军分区应当有直接的贡献。他的表态是对嫩江上访的否定。态度还有军管的蛮横。同行的同志背后称此人为“都知道”、“都明白”、“军管派”。
　　 县里商量意见，让我赶赴沈阳或北京。沈阳军区后勤部同志接待了我。他们调出了黑河军分区营房档案，对照研究了嫩江县的报告，再接见我时，讲了两条意见：①从黑河军分区报告的营房档案看，嫩江大楼属军产；②嫩江县报告中讲的该楼建设过程和支援部队过程在营房档案中没有反映，不能结论为地方房产；③铁道兵直属中央军委，沈阳无其历史档案可查询。鉴于这三点认识，他们拟请黑龙江省军区和黑河军分区的同志会同嫩江县革委会调研论证，请我回去听候通知。
　　 半月后，沈阳军区后勤工作组抵达嫩江。带队的是黑河军分区一位副政委，成员除分区一位秘书和麻子科长外，还有省军区的“都知道”、沈阳军区后勤部营房处一位工程师科长。嫩江县出席谈判调查的是副书记李星、革委会副主任刘继忠、一位秘书和我。刘是嫩江县土改干部，参与了“军分区大楼”建设与支援铁道兵活动，是嫩江县的活历史。
　　 原计划谈判调查小组有建设科长参加。县委考虑麻子科长在嫩江城北搞军分区家属区建设时，说假情况，写假报告，请批建设用地，同建设科的矛盾较多；建设科的同志们对麻子的军管派头，军管口吻十分反感，唇枪舌剑时候较多，已经不大尊重这位现役军人，影响调查气氛，影响相互关系，让他回避，没有请他参加。但是，不想发生的问题依然发生了。
　　 我介绍该楼建设过程、转借过程和现状时，麻子科长不时地插话说“不是那么回事”，好象村民斗嘴的架式。一次、二次、三次，大家忍住了他的无理，但却激脑了继忠主任。他曾多次接待过这位麻子科长，听他状告建设科所谓破坏军政关系、不支持军分区搞后勤建设等等问题，听他要求撤换建设科长的建议等等，早就没有好印象，从心里“反胃”。此刻见他傲慢无礼，居高临下的姿态，还带有军管架式的口吻，顿时气上斗牛！当麻子科长第5次打断我的讲话时，继忠请他不要打断发言，请他好话坏话都要听完，有反动的话也请说完再批判。出语重些。历史地讲，对麻子科长这类市井形态、小市民作法不为其重。
　　 继忠几句话几乎等于教训麻子科长。谈判气氛顿时升级。他哪里受过这种批评！谈判气氛真的顿时升了级。只见麻子科长不顾副政委在场的礼节与纪律，手拍桌子，站了起来，指着继忠，说他诬蔑解放军，破坏调查。继忠哪里肯让！直呼他徐麻子，让他再扣上几顶帽子，让他判出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罪名。继忠说他小猫没眼睛——瞎唬（虎）！麻子科长火冒三丈，不肯坐下，说我的发言颠倒黑白，说继忠是反对解放军老手。帽子一个罗一个地扣起来，满嘴吐沫星子。副政委几次制止也无效。我知道，副政委刚刚提升任职，徐麻子有后台，不把他放在眼里！一种军阀式的拔扈顿现当时。他我行我素，旁若无人，数说嫩江县无视军分区的存在，无视上级机关，胆敢告状到沈阳军区云云，把他满腹怒气的恶水全部吐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