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部长很重要的职责就是通过各种文化活动，启迪人，教育人，振奋人心，让人们愉愉快快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工作、生活。我在宣传部长17个月任职中，主持了两次全县运动会、两次幼儿运动会、两次风筝比赛、两次青少年工作会议和一次15对青年集体婚礼。历史地讲，这些活动对推动社会进步，精神文明建设都有阶段性地作用。
　　 我更多的精力放在文化建设上。手头日记、工作笔记记载了大量地文化活动。十几个月中，接待、陪同戏剧家协会8位同志活动3天，陪同省作协关守中等3位作家活动4天，陪同珠江电影制片厂外景组活动4天半等；还接待新华社两位记者，谈嫩江县宣传工作，陪同他们到黑河采访爱辉县委书记吴隆洲同志。平均一个月有一次多的接待、陪同活动。这些往来，对开拓视野，增长见识，提高认识世界的能力无疑是难得的机会，对推动嫩江县的宣传部工作也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当时，嫩江县新闻通讯工作比较落后。《黑河日报》记者站的同志很热情，多次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宣传部在他们配合下，先后举办了3期骨干通讯员培训班；每期都有近50人参加学习。第一期是1981年9月21日举行，办了5天。地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和《黑河日报》社两位编辑参加了训练班。地委宣传部领导和我都讲了一课。我讲的题目是《充满信心，提高新闻报道水平》。我以记者站郝卫校同志为例。他在郊区当农民时写稿，在钢铁厂当工人时写稿，直至成为一名名符其实的记者为例，鼓励大家充满信心当新闻战线的新兵。两位编辑集中讲业务，具体到如何写稿。5天中用3天时间实际采访，半天讲评。那次训练班为嫩江新闻队伍建设打下了基础。“采访稿”经过筛选，报社采用了30几篇，对通讯员是一次莫大的鼓舞。
　　 第3次是1982年7月16日举行，进行4天。规模和第一、二次一样。地委常委、宣传部长吕志贤同志专程赶来参加，讲了第一课。我每次都讲一课。这次讲课题目是《提高写作能力，为宣传嫩江贡献力量》。训练班利用2天半的时间深入基层采访。讲评时，志贤同志参加，亲自讲评稿件。嫩江县新闻骨干队伍建设有了良好的开端，又有了非常健康的发展。参加训练班的同志多数都很认真。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些人一直活跃在新闻战线，是优秀的报社通讯员。
　　
　　 群众文艺活动是思想政治工作重要侧面。文艺作品真是团结人、陶冶人、教育人。每年利用“五、一”、“六、一”、“七、一”、“十、一”和春节前后举行不同的文艺活动。围绕这些节目演出开展群众性的文艺活动。1982年“五一”节举行城镇歌咏比赛，千余人参加。许多年轻的业余歌唱家和作家脱颖而出。演出结束时，我会见10个优秀歌唱演员。名单中有一男一女两位伍姓人。询问时，知道他们是亲姐弟，两人都是临时工，没有固定职业。演出中，我对两人歌唱水平、台风、才华都留有深刻记忆。从培养人才出发，我想帮助他们解决没有工作的困境。但我不是政府主管，只好求助于驻嫩军办农场。后来，空军同志帮助我从工管部农场的招工指标中解决一个指标。他们姐弟商量，给了弟弟伍明。当他填了招工表，全家激动的一夜没有閤眼。他家是达斡尔族，父亲是位知识分子，很扑实，千恩万谢地感激我这个无亲无故无交往的宣传部长。在后来的岁月中，空军同志帮助我安排类似招工指标达10几人。
　　 歌咏比赛之后，我和宣传部、文化科及文化馆同志总结群众文艺汇演。中心点在如何推动群众性文艺活动。1981年文艺汇演是和讷河县合办的“春花音乐会”。“音乐会”的观念启发了大家。探讨的结果是嫩江县应当建立自己的音乐会。当时，“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很有影响。同志们议定嫩江县城设立“嫩江之夏”音乐会，作为推动群众文艺活动的载体。
　　 于是乎，我把想法分别向两位县委副书记和德祜同志作了汇报。他们异口同声地表示赞成。我执笔写了关于建立嫩江之夏音乐会的报告。鉴于当年举办了歌咏比赛，德祜在批示中建议由宣传部牵头，做好充分准备，以1983年为第一届音乐会。几位副书记在传阅中也都有很好的建议。我以此件为落实依据，和文化科、文化馆同志研究方案，又分别召开了几个座谈会，具体研究“音乐会”，形成方案，以报告形式分送几位书记、县长，开始紧锣密鼓进行准备。
　　 可惜，德祜同志当年8月份调任黑河地委副书记，我调任县公安局长，“音乐会”没能如期举行，推迟了一年。1984年举办了第一届“嫩江之夏音乐会”，演出节目120多个。这一届演出局限于城镇各单位。1985年为第二届“音乐会”。从此，这项活动成为嫩江人民不可少的文化生活，直到今天。
　　
　　 任职宣传部长期间，我下力气抓文学艺术创作。先后召开文学、戏剧（含曲艺）、音乐座谈会3次，召开美术、书法、摄影座谈会3次。每个座谈会都有二、三位中心发言同志，谈创作、讲体会，交流信息。每次都组织对文学作品评议，起到调动积极性，推动文学艺术创作的作用。
　　 嫩江原本是少数民族地区，口头文学创作异常活跃。建国后，散文、诗歌、小说常见诸于省报和省级刊物。二人转《孙桂英的婚事》曾由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录制播放，饮誉一时。“文革”后，涌现出一批新人，出现小说、散文、诗歌创作热潮，出现文艺评论、杂文等作品。我的同学刘锡顺杂文《昨是而今非》在《人民日报》发表，颇有影响，成为嫩江县文学创作进入新阶段的标志。一中教师恩和白日热为藏族民歌谱曲创作的《献给毛主席》，由著名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灌制唱片，唱遍全国，唱到捷克斯洛代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得亚等5国，轰动一时。其他方面的创作都有全国性、全省性作品。座谈会起点高，要求高。
　　 第一次座谈会邀请了70几位文学爱好者。请刘锡顺等同志讲座，介绍创作道路，谈作品创作过程，讲体会，说经验，答疑对话，讲评作品。我作了关于嫩江创作题材发言。总结时，要求出作品，出省级作品，国家级作品。美术、书法、摄影座谈会也采取同样形式。几次座谈会推动了嫩江的文学艺术创作。一些同志从此笔耕不缀，为嫩江的文艺创作贡献力量。如今，有些人已经有大量作品问世，出书立说，成为国内、省内颇有影响的作家、书法家、美术家、摄影家。
　　 宣传部抓文艺创作得到黑河地区宣传部、文化局高度重视，他们派人参加嫩江的活动，总结嫩江的经验；对嫩江实实在在的厚爱也是实实在在的鼓舞。1982年8月15日，地区文化局长受宣传部之托，到嫩江筹备现场会，推广嫩江县抓文学艺术创作的经验。
　　 现场会召开的时候，我已经出任县公安局长，还是应邀参加了会议。宣传部同志如实介绍了嫩江的认识、抓法和打算，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仙人柱》出笼未登台
　　 那些年，我拼命读书，带头写散文、杂谈、评论，见诸报端颇多。每年订阅刊物支出超过两个月工资。《电影文学》、《电影创作》、《电影新作》，直至，《大众电影》，订阅了全部的电影界杂志，读起来颇多收益。1979年萌生写电影剧本念头。于是乎，在中越反击战前后的紧张时间里，忙里偷闲，每天两点钟以前起床，赶写剧本，白天照常上班，完成电影剧本《仙人柱》初稿。
　　 刘锡顺同志对戏曲作品颇有造诣。高中毕业，考大学时，就报考电影学院导演系。因为家庭问题未能如愿。我请他过目。这时已经是1980年。他介绍了电影界的不景气和不景气带来的不正之风，建议我不必要认真修改，直邮长影，听天由命。于是乎，我请爱人抄了一遍，也没有过目，邮了出去。
　　 仙人柱俗称撮罗子，是鄂伦春族的简易住所。《仙人柱》剧本写鄂论春族人民从游猎走向定居，完成民族的伟大转变的历程。题材很新颖。当时长影厂每年只能生产十几部电影，导演却七、八十人，竞争激烈。《仙人柱》剧本有很强的个性特点，又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剧本邮到长影后，分给导演陆建华审定。他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首批毕业生，和张艺谋等人同学，已导演多部影片，但没有超群的代表作。他见到《仙人柱》本子喜出望外，拟当代表作向厂党委做了汇报。他反复审读以后，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其中讲到剧本修改的两点建议。一是写作思想还没有跳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怪圈，二是有两处情节发展缓慢。这封信是切磋、指导性的文字，其价值又在对剧本的肯定，宣告剧本将要问世。我自然是心花怒放，也喜出望外。
　　 1982年5月末，我借参加黑龙江省儿童少年工作先进集体表彰大会之机，转道长春，住到空军航空予校。我把来意转达给一些同学。他们都替我高兴。天助人愿。陆建华是我一位同学的表姐夫，他们往来颇密。这位同学陪同我赶到长影厂宿舍区，拜访陆家。不料，陆陪同长影厂领导到他的家乡杭州出差，未在家。他的妻子是他同期同学，表演系毕业，很热情地谈到《仙人柱》。她准备出演剧中女主角，读了几次剧本。漫谈中，她询问了许多鄂伦春人生活细节，也对人物性情和情节发展提了一些建议。她快人快语的表述给我很大的鼓舞。她说，陆建华和她准备嫩江一行，谈谈剧本，体验一下生活。
　　
　　 1983年国庆节前，长影厂党委讨论了1984年拍摄计划，批准陆建华提出的导演《仙人柱》剧本。他经过简单准备，10月份赶来嫩江和我会面。
　　 那时，我刚刚担任副县长。接站时，请公安局值班的两位民警同行。我也没见过陆建华。但他肯定是知识分子形象。我站在车站里的中间位置，两位民警分列南北。凌晨，从硬卧车上跳下来第二位客人，身着短呢大衣，头载前进帽，手提扁扁的小皮箱，一副文人形象。民警一眼认定他就是长春客人，刚刚搭话，即道白是导演。我听的真切，快步走过去，在站台内同他握手致意。
　　 他人很文静，儒雅，在嫩江县生活了七天。重点和我谈创作，谈我的生活道路。我请时任县委书记的李星同志参加谈话。他不知道我写电影剧本，和陆建华一起听我介绍鄂伦春民族和鄂伦春族从游猎走向定居的历史性转变的伟大里程；定居的历史过程和斗争。陆象听故事似的听我一节一节道来。他还要我谈生活经历，说是长影党委的意见。一位副县长对鄂伦春族有很深的研究成果，还直接写出个电影剧本，他们想了解一下作者。我从嫩江县简史开谈，讲我的苦难童年、艰苦的读书生涯，直讲到“文革”中的喜怒哀乐。说的他和李星多次陪我流泪。谈创作道路和生活道路，没停嘴地讲了一天半。
　　 李星同志向他介绍嫩江情况和创作题材。我再向他介绍嫩江文学艺术创作历史和创作队伍情况。他听的十分激动，提出长影可不可以在嫩江县建立创作基地。原来，几年前，长影厂领导提出建立创作基地的设想。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落实。他听了嫩江县的丰富多彩的创作题材，立发议论。嫩江当作长影的创作基地当然喜出望外。李星一口应允。陆建华操起电话打往长春。长影领导当即表示赞同，要求他在嫩江再看看，也即搞点调研。第二天晚饭前，长影打来电话，正式通知他，班子碰头会议定，建立嫩江创作基地。我们商定，建议在《仙人柱》开拍前后举行挂牌仪式。
　　 陆导演见到嫩江人的丰彩和丰富的创作题材很有感触，讲了许多溢美之言。他提出再搞一部电影，请我执笔。题目是《继母》，拟由他的妻子执导，和《仙人柱》同时投入拍摄。当时中国国内还没有这类片子。他建议，《继母》题材放在一个小山村，人物少些，情节简单些，便于他妻子第一次导演掌握。于是乎，我和李星向他介绍城里某科级女干部、某单位经理当继母的故事，介绍农村的几个继母典型。他一一记在本上，并和我研究几个典型事例的选取、综合、升华。就这样，确定1984年劳动节过后，我到长影修改两个本子。
　　
　　 陆建华同志应县里邀请，在政府会议室举办了3个半天的电影文学讲座。我代县委宣传部主持了讲座，并把长影拟建创作基地的消息传达给大家。当时，座无虚席。一些同志自带椅凳坐在过道上或门前门后。当听到创作基地的消息时，欢呼雀跃，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我知道长影厂还交给他考核、认识嫩江的任务，请工业科和商业科同志陪同看工厂，看商店，随时调研；请农办同志陪同看了半天农村。我又请林业局局长王永恩陪同到北山看林场。王天生幽默，好说笑话，是个乐天派。汽车没出城就打开话匣子，引得导演一路喜笑不止，有时请停车，认真地记下王永恩讲的地方语言和俏皮话。最典型的一句话是讲他去佳木斯开林业会议，返回哈尔滨，在车站发现钱包丢了，衣袋里空空。他说，这下子抱蹲了，跑到旮旯翻口袋。陆没听过“旮旯”、“抱蹲”之语。追问“抱蹲”是什么？旮旯是什么？弄的大家哈哈大笑。车停下来，他往小本上写“抱蹲”、“旮旯”的概念。
　　
　　 也巧，“抱蹲”之后，有两个飞龙落在路旁一株树上。司机停车，枪响鸟落。这些动作迅速、麻利，神话般地出现在导演眼前。他摸摸双筒猎枪，又摸摸两只飞龙，高兴的如同孩子。永恩介绍飞龙的高贵身价，当场宣布两只飞龙赠送给导演。这个场面，他哪里见过真飞龙？他说厂长也没有见过。他计划以两只飞龙分送厂子两位领导。厂长是他的忘年交，让他们分享嫩江的喜悦与神奇。
　　 那天住在卧都河林场。林业工人饮酒的豪情又让他大开眼界。他想起诗人郭小川六十年代的《祝酒歌》，为大家背诵。几乎每段都是一阵掌声。当朗诵到第3节“酗酒作乐的/是浪荡鬼；/醉酒哭天的/是窝囊废；/饮酒赞前程的/是咱们社会主义新人这一辈。”工人们兴奋地嗷嗷叫了起来。长诗的最后一节，他背诵道：“舒心的酒，/千杯不醉；/知心的话，/万言不赘；/今儿晚上啊，/咱这是难得的一次相会”。他把最后一句话“咱这是瑞雪丰年宣誓的会”改为“咱这是难得的一次相会”，更充满了现实感情。人们给以充满感情的长时间热烈鼓掌。
　　 他没见过大森林。见到什么都新鲜，说空气好，太阳清亮，云彩格外白，松油气味扑鼻般有刺激。第二天回来的时候，永恩又从林场为导演要了3只飞龙。在车上，他左一个看一次，右一个看一次，似乎要印在脑海里，喜欢的不可言状。
　　 可惜，两个多月以后，地委决定我调任五大连池市首任市长。那是新组建的市，一切从头开始，忙的不亦乐乎，难以集中精力进行形象思维搞创作。1964年春节过后，我给陆建华写了一封歉意信，告知近年内无力搞创作。他回了信，希望我能争取一下。但当时的工作形势实在分不出时间，分不出精力。刘锡顺也调到五大连市工作，他建议拖一拖。陆建华对这次合作很失望。长影厂还是决定让他重新选择题材拍一部片子。于是乎，他赶回杭州老家，参加浙江省的戏剧汇演观摩，从中物色剧目。那年，他将《五女拜寿》搬上银幕，获导演奖等几种奖，算是对陆建华同志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