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莫言同庚，像我们这个年代的人，过去看书基本有两大类：一是前苏联的小说，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毁灭》、《卓雅和舒拉的故事》等，国内的如《保卫延安》、《红岩》、《家》、《春》、《秋》、《子夜》、《骆驼祥子》、《红旗谱》、《半夜鸡叫》等，截止文革，由于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书不能看了，文革前的绝大多数小说被说成毒草，能看的书越来越少，只能看八个样板戏了。
　　 这文化生活单调了也不行，好像天天喝茅台也喝够了一样，记得上中学没有书看，曾经看过手抄本匿名书《第二次握手》，（后知道作者是张扬），大家悄悄传看，当我看完以后传给一位同学，这个同学看后舍不得还我，想把它隐匿起来，谎称丢失。我情急之下差点和这位同学打起来，后来经同学说和，我帮他抄了一半，他才将书还给我。今天看到书店琳琅满目的中外图书，想到这些恍若隔世。
　　 过去的文学作品都从属于政治，政治需要你什么你就创作什么。文革期间，我有一个远房亲戚创作一部歌颂文化革命的小说，作品刚刚写完，“四人帮”完了，文革也煞戏。为了不浪费心血，他就把反面人物和正面人物调了个个，反面人物的造反派，正面人物是老干部，结果这部小说很快发表了。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中国特色，文学为政治服务，你写的不对路，不符合当时的意识形态，就会被打入冷宫。
　　 如上个世纪60年代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写了小说《刘志丹》，是歌颂陕北革命历史的。毛主席一句话：“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除作家被开除党籍，监督劳动外，原来陕北的领导人习仲勋、刘景范等也遭了殃，这个冤案株连了好几百人，习仲勋坐了十几年的监狱，文革也遭受了摧残。
　　 从历史上看，1951年的三反五反到批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搞了大小运动50多次，弄得人人自危。文艺界打出了多少反革命和反革命集团不计其数。如“胡风反革命集团”、“丁陈反党集团”“罗舒白集团”、“马铁钉”、“三家村”等等。不少人进了秦城监狱。一些老作家，由于怕帽子戴到头上，常年写不出东西，如茅盾解放后基本没有写东西，曹禺仅写了《卧薪尝胆》和《昭君和番》，再也没有达到《雷雨》、《日出》的水平，老舍写了《龙须沟》，也没有超过《骆驼祥子》，还在文革中自杀了。那个神童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再也写不出《女神》、《凤凰涅槃》，我只记得他在文革后写了“大块人心事，粉碎四人帮”两句。云南大学校长、诗人、散文家李广田解放后写过一首诗，诗中肉麻地称毛主席为父亲，但文革中也没有逃出厄运。
　　 作家头戴“紧箍咒”，很难写出好作品，那个时候的创作原创是“三突出”，东西千篇一律，写工业的格式是厂长犯错误，书记来帮助，老工人忆苦，揪出狗特务。写农业的格式是：主任犯错误，书记来帮助，老贫农忆苦，揪出狗地主。主人公要：身穿红衣裳，站在高坡上，伸手指方向。英雄中弹牺牲，要捂着胸口说一番豪言壮语，要继续战斗下去，背景要青松翠柏反衬。人物都是脸谱化，坏人都是嘴歪眼斜独眼龙，外加歪戴帽陪小胡子。每当坏人企图害贱女青年时，总有英雄人物高呼一声：住手！人物一出场，就可以猜到结尾。那时的小孩子其实也很调皮，电影《地雷战》里有个特务冒充武工队向一位老大爷喊：“老大爷”。此时，全场的小孩几乎齐声答应“哎”，弄得大家哄堂大笑。此时，小孩子们开心极了。
　　 70年代初，我在新疆部队当兵，记得部队自编自导一个节目，叫《一粒米》，说的是一个战士吃饭不小心将一粒米掉在饭桌上，被指导员看到批评他他不服气，大家对他进行一番教育，对这种行为无限上纲，说到反修防修，忘本腐化问题，我当时感到好笑，可也不敢妄评半句，弄不好怕别人说我思想落后，影响进步。
　　 在同时期的莫言，由于受当时的大气候的影响，正像他自己获奖后所言，当时就是怕“祸从口出”，所以笔名就叫莫言。莫言，这个笔名是那个时代的产物，遑论草根的莫言，就是身为元帅的彭德怀、身为国家主席刘少奇，也就是因言获罪，那55万右派不也是中了“阳谋”多说了几句而沉沦阶下。但随着改革开放，左的意识形态弱化，作家们的第二次春天来到了，莫言的作品越来越成熟了。历史上，我国思想开放最为活跃有几个时期，一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一个是民国时期，这两个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学派和好作品，正是作家们去掉了头上的紧箍咒，敢想敢言，思想才能真正解放。莫言以其独特的思维和视角，为我们写出了憾世之作。莫言的《蛙》、《丰乳肥臀》等，给我们展现了一幅幅人性美的人文画卷。这些作品，不仅得到了国内读者的认同，也得到了西方人的认可。111年来，大陆的文人终于有人获此殊荣，这不能不说莫言获奖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艺术是没有国界的，艺术是人民的。“江山代有才人出，世人今人胜古人。”“只有经过流血的手指，才能弹出绝世的绝唱。”我希望莫言不骄不躁，为大家写出更受欢迎的小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