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一家人到达杯子坪大队学校时，康可德披着外衣，双手背在身后，特别突出地站在操场边，指挥着五六个社员安置我们并不丰富的家当。父亲显然早已认识他，放下肩上的背篼后，急匆匆地走上前去，伸出双手，握着他很不情愿从背后抽出的一只手，说：康书记，以后请你多多加强领导。康可德有点矜持地浮起一丝浅笑，淡淡地说：欢迎龙老师，欢迎文老师。没等父亲松开手，便抽回了刚从背后伸出来的手，重新背到身后，很有气势地站到一边去了。一种说不清楚的威严与气势，从他勉强伸出的手和有些牵强的淡笑里浸润出来，弥漫开来，淹没了年幼的我。
　　 许多年后，我才明白康可德为什么会在与父亲握手时显得如此牵强。他知道父亲的地主子女出身，知道父亲因“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正处于监督改造中，知道父亲与母亲是不适宜在公社完小教书而下放到杯子坪的。按要求，父亲是在他监督下改造的对象，他与父亲是对立的两种人。但奇特的是，父亲不但是公家人，是工作同志，而且还是杯子坪大队学校新任的主办教师，负责大队学校的教学业务工作。康可德的儿子和侄儿在学校里教民办，业务上必须听从父亲的安排和指挥。因此，康可德既不太愿意与父亲亲近，又不太想与父亲的距离过于生疏。当父亲有些谦恭地伸出双手时，他不能拒绝，也不能表现出热情，于是便有了握手时的勉强与笑意里的牵强。
　　 在握手时的勉强与笑意里的牵强里，还隐藏着他作为一名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和大队书记，在作为知识化身和几乎已成敌对人物的父亲面前的自卑与自傲。虽然那是一个将教师视为“臭老九”轻视知识甚至知识有罪的时代，但农民性格中天生对知识的崇敬却一直隐藏在每位农民的心里，康可德也不例外。从这个意义上讲，康可德是自卑的。但康可德是在党的人，有他作为支部书记的天然优势与“高位”，对处于人民内部矛盾边缘的父亲进行严格监督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父亲成为他充分表达基层党的领导人身份的最好参照物。站在这个立场上，康可德是自傲的。如果说考虑到自己儿子和侄儿在大队学校教书，是父亲的业务下属，不太愿意与父亲过分生疏，还有一丝私心的话；那么，履行支部书记职责，监督改造父亲，尽量与父亲划清那条深刻得有些尖锐的界线，却是出于他对党天然的忠诚。
　　 康可德面对父亲的矛盾一直持续到我们一家人调离杯子坪。很多时候，他对我们一家人很好，因为和民兵比武总是在全公社排名靠后的情况相反，父亲主持下的大队学校各项工作总能在全公社的评比中得到好名次，甚至时不时地排在全公社最前面。康可德好几次到公社开会，都能在对学校工作的表扬里听到“杯子坪”这个令他扬眉吐气的地名。看到父亲为杯子坪争了光，自己的儿子与侄儿教书口碑越来越好，康可德很大方地命令生产队长岳希云给不应该享有自留地的我们家划了一块自留地。每年春节杀年猪时，他都要派大队副书记到公社去求情，让母亲喂养的年猪全部留着家用，不象农户那样上交国家一半。有时，他检查各生产队的工作路过学校，会与父亲摆谈一阵子，甚至留在我们家里吃饭。但只要公社的干部一到杯子坪，康可德就换了个人似的，走过学校与父亲对面相遇时，也不打招呼，父亲主动与他说话，他也只是淡淡的“嗯”一声，然后便与刘德兴谈笑风声地与父亲擦肩而过。
　　 二
　　 康可德祖居印子石下的大窝凼，祖祖辈辈守着一点薄地，辛苦劳作，勉强糊口。传到他父亲手里，家业不但不见改观，反而连几亩薄地也丢失了一半。康可德的父亲略通占卜，观察来观察去，觉得是自家祖屋风水不好。他悄悄请教风水先生曾耀文，曾耀文房在他家房前屋后走了一遭，说：宅犯五黄，家族平安，已属不易，怎可求财？然后，看也不看康可德的父亲，遥遥一指阳师岩下：背靠大梁，神灵保佑，财位通气，应有好运！
　　 阳师岩是连接大梁与杯子坪的一道危岩，羊肠小道在阳师岩上连拐九次，才勉强上到大梁。康可德的父亲见大梁高耸隐入云层，阳师岩笔陡如镜，九道拐盘旋而上，梁若仙山，镜似海面，路如天梯，如在阳师岩下安家，可纳海财，能接天运，何愁不发家。便在阳师岩下选了一块地，平场建房，把家从大窝凼搬了过来。康家本就穷窘因顿，这一折腾，耗尽了康可德父亲的全部精气神，搬到阳师岩下没几年，他病渐深沉，壮年而逝。康家在阳师岩下的房屋单家独户，最近的人家也在一里地以外。周围杂草丛生的荒地，在康可德父亲手里就开垦出来了一些。虽被巨石阻隔，多为零星小块，但适合种植包谷。康家每年收获的包谷，都有相当剩余。年纪轻轻的康可德很有头脑，他把剩余的包谷，一部分磨成面，和着猪食养猪，家里每年都养着七八头猪，一两月杀一头在杯子坪销售；一部分雇人挑到月溪场上，在酿酒作坊换些烧酒回来，卖给杯子坪的家户。几年下来，康家渐渐走出了搬家后的困窘。
　　 壬午年（1942年）春上，武老二落草大梁，开始抢掠为匪，康可德家的宁静日子宣告结束。阳师岩是大梁到杯子坪的必经之道，武老二每次从大梁到杯子坪都要经过康家。开始，他不开枪撞门，只是站在路边吼：德娃子，睡着了吗？下次把好吃的给我放点在坝子边！康可德年轻气盛不服软，养了几只狗，天一黑就关门闭户，砍刀放在门边，希望武老二知难而退，实在不行了就与武老二放手一搏。吼了几次没有效果，武老二不耐烦了，一天夜里，他改了口：狗日的德娃子，不给你点厉害，你不知道我是谁。话没说完，手里的火药枪早已“砰”的一下，把康可德家的木门轰得面目全非。刚刚还凶巴巴狺狺而吠那几只的狗，听到火药枪的响声，吓得蜷起身子，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哼了。这一枪，差点把康可德的魂轰了出来，他知道自己没法与武老二斗，不服软不行，第二天天黑关门时，便留了一小袋玉米、一坨老腊肉和半瓶烧酒在坝子边。此后，康可德隔三岔五地放一点吃食腊货在坝子边。武老二心领神会，再不叫嚣，更不开枪，即使有时没拿到东西，也耐心地等待下一次。
　　 解放后，康可德成为杯子坪大队的民兵。壬辰年（1952年）夏天的一个夜晚，被民兵逼得好几天没吃上一顿囫囵饭的武老二悄悄潜下大梁，路过康可德家的房子时，意外地发现好久不放吃食的坝子边有一大碗冷饭和几片腊肉。武老二喜出望外，端起来跑回藏身的山洞，热都不热就全部下了肚。结果，当天晚上又吐又泻，浑身发软，无法行走。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康可德带着一队民兵出现在武老二藏身的山洞，武老二连端火药枪的劲也没，被抓了个正着。为匪多年的武老二终于落入法网，公社知道是康可德的功劳，便报到区上，没多久，康可德就成了杯子坪大队的支部书记。
　　 三
　　 面对康可德的威严与气势，几乎所有杯子坪的小孩，都有一种莫名的畏惧。只要一见到他就情绪紧张，腿脚发软，嬉笑玩闹着的，马上停止，尽可能地避开他。确实无法避开时，便望着他傻傻一笑，嘴里发出一声含混模糊的“康书记”，缩手缩脚地站到路边，目光游移地悄悄盯视着他的脚步，希望他尽快走开。支部书记的身份和他披衣在身的特殊穿着，营造出压抑得有些令人窒息的“场”，呆在这个场里，小孩们不敢自在嬉闹，不敢大声说话，不敢直视他的眼睛，一下了全部规规矩矩端正严肃起来。
　　 其实，康可德是一个比较随合的小老头：他矮矮的个头，看上去有些瘦削，背微驼，腰微趴，总戴一顶黄军帽，披一件半长的棉袄，两只空空的袖筒在他走路时一前一后地摆动，很有气势，很威武严肃，很有一点干部的味道。只要不是开会等严肃的场合，见到小孩，他总是轻轻地拍拍这个的脑袋，轻轻地拧拧那个的脸蛋，叫着他们的小名，显得特别亲切。但很奇怪，不管他怎样显示他的亲切，小孩们却总是害怕他，尽量避着他，希望不与他打照面。
　　 小孩们对康可德的畏惧，也不是没缘由。我刚到杯子坪大队那年的秋天，大队在学校的操场召开批斗大会，斗争杯子坪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民兵连长文应兴和基干民兵杨登宝腰扎武装带，肩背上着刺刀的步枪，一身洗得泛白的绿军装，威武地站在由几个拌桶翻过来做成的主席台两边；十多个“地富反坏右”低眉顺眼，萎琐瑟缩地蹲在会场的最右边，由背着木枪的基干民兵看管。大会开始，康可德威严地端坐在主席台的正中，声音异常洪亮地点“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名。每点一个，稍着停顿，高吼一声：“押上台来！”。十多个“地富反坏右”分子一个一个地被民兵们反剪着双手押上主席台，弯着腰，低着头，两手自然下垂，规规矩矩，一点也不乱说乱动。康可德走上前去，从左到右依次对“地富反坏右”分子一人一记重拳，打得“地富反坏右”一个个东倒西歪。虽然“地富反坏右”分子并不反抗，也不叫唤，但重拳击打在人身上的“咚咚”声却清晰地传过来，听得我心惊肉跳，使我这个最怕挨打的小孩不得不心惊胆寒。
　　 会一散场，走下主席台的康可德马上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脸上的庄严和凌厉消失了，多了一丝随和与平易，又变回了那个比较随合的小老头。那些刚被民兵们反剪着双手押上主席台，弯着腰，低着头，两手自然下垂，规规矩矩，一点也不乱说乱动，由着康可德重拳打击的坏分子，也恢复了他们“人”的自然身份。刚才的批斗会，批斗会上发生的一切，好象根本没有发生。大家一团和气，亲昵地叫着平时按辈份排定的称呼，淡定从容得几乎面无表情地慢慢从学校操场散开，回到生产队的田地或自己的家里。
　　 从此以后，只要一见到康可德，我总是很小心地盯着他的手。特别是我顽皮过头做了自认为的“坏事”时，就更是心虚：害怕康可德也象斗争“地富反坏右”分子一样，给我一记重拳。夏天，父亲带我到大梁上去捡柴，经过大梁脚下康可德住的院子时，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加快脚步，几乎一路小跑过去。冬天，父亲带我到阳师岩去观凌，在紧靠阳师岩边康可德的房舍旁，我尽量移开眼神，不看房子的门窗院坝。因为，我怕碰到在斗争“地富反坏右”分子时很可怕的康可德。
　　 四
　　 康可德头脑灵活，很会办事，很会为人，既能把公社安排的任务完成有眉有眼，又能维持好一个土生土长的杯子坪人的所有人际关系。虽然优亲厚友：安排自己的儿子、侄儿到大队学校教民办，让还是大姑娘的侄女担任妇女主任；却从不整人害人。就连那些被他批斗，在批斗会上被他拳击的坏份子，说到康可德都亲昵地叫着他的小名，翘大拇子：德娃子，没说的！
　　 康可德也有湿脚的时候。王二娃死后，遗孀朱益英的妖娆吸引了很多杯子坪的男人，每天都有男人有事无事往王二娃家跑。康可德看在眼里，恨在心中，既恨不争气的男人，也恨妖娆的朱益英。初春的一天傍晚，太阳偏西，刚入树梢，春风徐徐，吹面不寒。康可德披着他那件短大衣，踩着黄昏，走进了朱益英家。本来，他只是想教育教育朱益英就回家，结果却不知不觉地留下来吃了晚饭，喝了药酒，迷迷糊糊地抱着朱益英上了床，缠绵绯测，不知抑止。三更鸡叫，他才从朱益英家钻出，走入浓浓夜色。夜风清凉，拂过他发热的面庞，他迷迷糊糊的大脑清醒了许多。他回味起刚才的波波浪浪，起起伏伏，深深浅浅，前前后后，身体虽还处在快乐的余韵里，脑子里却有说不尽的后悔。夜色漆黑，包裹着他，他看不清路边的草丛矮树，看不见大梁上的参天巨木，但德娃子却一清二楚地走在他前面，嬉皮笑脸浪荡无羁的样子看上去可憎可恨。他一边吸着旱烟，一边对着德娃子的脸啐了一口痰：狗日的德娃子，你怎么就是只脚猪呢！他知道，经过这一夜，自己在杯子坪再说不起硬话了。那以后，康可德虽然老想起朱益英凸凹有致的饱满身体和转承起合的激烈反应，想着想着裤裆里就很不老实地硬起来，就有一种再去的冲动，但他拼命克制自己，一边念叨要斗私批修，一边在老婆身上使劲，再也没去过朱益英家。
　　 只到过一次河边，却湿了脚，康可德有些沮丧。虽然他狠狠地骂过自己，再也不去朱益英家，但杯子坪的人却看低了他一格。姑娘媳妇，见到康可德都有一种莫名的害怕，远远地就别开身子，故意躲着他。更令康可德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与朱益英缠绵一夜后，他看女人时，看到全是一丝不挂的裸体。有一天，他走过五保老人王朱氏，不经意地一扫，竟然把王朱氏干瘪成一张皮耷拉在胸前的乳房看了个明明白白。还没醒过神来，他又与自己的侄女妇女主任康正香擦肩而过，虽然有意识地眯着眼，但康正香那鼓鼓囊囊的胸脯却白花花地挤满了他的眼球。这个特异功能，折磨得康可德几乎不敢面对女人，面对女人时几乎不敢睁开自己的眼睛。初夏的一个深夜，他悄悄把曾先生请到家里，讯问曾先生自己是不是犯了什么禁忌。曾先生眯着眼，听康可德说完，眨了眨他那只独眼：色由外浸，迷失心窍，色开天目，万事皆色。见康可德似懂非懂，站起身来，走到康家那扇被武老二轰得千疮百孔的房门前，拍了拍：这个，还是换了吧！这扇门被武老二一火药枪轰得千疮百孔，早该换了。康可德故意留着它，一直不换，也有他的小九九：这扇门，既是他家穷困的展示，也是土匪武老二的欺凌贫苦农民的物证。曾先生一说，康可德才明白：这门，非换不可。第二天，康可德请来木匠，卸下旧门，重新装了一面崭新的柏树门。换好门，康可德故意走到朱益英出工的地方，睁大眼睛，想透过她的衣服，再看一次她肉嘟嘟的身体。真神，不管怎么努力，他的眼光都无法剥开她的衣服，都只能看到她紧紧地裹在身上的碎花衣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