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中后期，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时，我还是个没上学的孩子。那年青岛地区流行炸腮病，在小孩中，在小学生中流行着。症状：先是像感冒流鼻涕、咳嗽，然后就发烧；随着有一面腮就肿起来了，肿的很高，通红通红的，这叫单面炸腮；算是轻的，打针吃药、或弄些偏方吃吃，一个星期或十多天就好了。双面腮肿起来，叫双面炸腮，这样的厉害，好长时间才能好。因为这个病的主要特点是鼓腮，所以民间、医院都叫它炸腮。到底它的医名是不是这样叫，谁也没去在意。
　　 那一年，我们院房屋大修善，院里房前屋后、墙边道旁到处都是沙垛、石子、砖头，七高八低、到处都是，大人都嫌走道碍事，可小孩玩的可欢实了。
　　 咏梅，她妈是入城干部，据大人说：她妈当年可不简单，参加过解放上海的战斗，因头部受了伤，后来就在青岛转到了地方，当了我们办事处的主任。因为她家在我们院住，就兼我们院的主任。咏梅，她有俩哥哥，一个弟弟，比我大一岁，上一年级。她人长的也挺漂亮，加上她妈又是街道干部，受大人影响，小女孩也包括我们小男孩都很舔嗼她{当年当地的方言，意思就是高攀她}。平常在哪里玩，带不带谁玩，都由她挑，挑着谁，谁就上去玩；没挑上的就一边站着看。
　　 那天，我们一帮小男孩在沙堆边上玩，后来她领着几个小女孩来了，她要挑一个小男孩在沙堆上和她们一起玩跳板的；小男孩都站在那里等她选。选来选去，选了半天，她选上了我，没被选上的有的接着去玩去了，有的悻悻然，还小声道：“选他个瘦猴子吧！”她看我听话、机灵，就选了我。我心里可高兴了，刚要上跳板，旁边有个小伙伴，偷偷的拉我一下小声说：“她长炸腮，别传染你！”
　　 我心想：不要紧的，玩一会，传染不上!想着我就和她上板上玩去了，玩了挺长时间，一不小心，我从跳板上掉了下来，又从沙堆上滚到了地上，我被摔的太痛了！趴在地上放声大哭。她一看我哭，赶紧跑过来拉我，一边拉我一边吓的也哭上了。
　　 大人听到了孩子的哭声赶紧出来，我爸一看是主任的女儿，主任一看是我爸爸；两人的桑音都底了八度，音调也和缓了许多；大哥大嫂的一同客气，我们几个小孩就被各自领回了家。
　　 回家后，我就躺在铺上没动，感觉两个腮直淌酸水。晚上，大人叫我吃饭，我端起饭碗，没吃俩口就吐了；因为难受的厉害，我就边哭边告诉他们：“我头痛、腮酸、恶心。”他们心思我感冒了，赶紧让我吃上感冒药，晚上老早就睡了。
　　 第二天起来，不但没见好，我呕吐的更厉害了，一点饭都不能吃；没办法，母亲就领我去青岛的台西医院看病。那时我家已有两个长炸腮在铺上躺着的了；一个是我大姐，一个是我三姐。
　　 一连好几天，两个大人分别领着仨孩子，跑了几家医院，打针吃药，也没见效。因为当年几乎各家都有孩子长这个病，大人都在发愁，到处想办法弄偏方，但也没见多大效。
　　 有一天，有邻居家传来了好消息：她家孩子吃了新弄的偏方，病好了。这方就是：鸡蛋炒蛇皮。
　　 一时，蛇皮紧张了起来。我母亲赶紧去药铺买蛇皮，跑了几家才买到。炒了鸡蛋；大姐、三姐吃了，很快基本就好了。我吃了一点也没见轻，病更厉害了。
　　 这段时间，我在铺上躺了十多天了，因为呕吐的厉害，一点体力也没有，几乎连走道的劲都没有了。整天的躺在铺上难受的呻吟着。
　　 父母看我这样，很是着急，领着我跑遍了青岛的几家大医院，打针吃药，一直没见效。因为我得的是双面痄腮，病的很厉害，把他们愁坏了。
　　 为了跑我这病，他们就顾不上我大姐她们了。我大姐后来全好了，而我三姐一直有炎症，因为没顾上她，就给她耽误了，后来给她治了一年多，才给她治好了。可我没想到，她这件事，后来长期给我带来了很多难处；当我炸腮好了以后，给她在医院查出了肾炎，母亲就到处说：就是为了光照顾我，给我看炸腮，就给她耽误了！从此以后，挨打挨骂受冤枉，什么好东西都给她们吃了，一点也不给我吃。我在身体上、心灵上受了许多难以忍受的历练。
　　 一天，晚饭后，母亲说：“老头，我想着，你头些年有胃病，咱们在云南路药铺，找了个朱大夫，给你看了，吃了他几副药就好了，你的胃病多厉害再也没犯。咱们去找找他试试？”
　　 朱大夫，中医世家；据说，云南路药铺就是他家解放前开的。五十年代归了工，他一直在那里当大夫，现在文革了，也不知他还在不在那里了。
　　 母亲领着我来到云南路药铺一打听，那里的人说：他被下放了，到二院诊所去了。
　　 旧青岛有十大院，是民国时期，有一位青岛市的市长，沈鸿烈先生，做的公益事业。他为青岛所有无房贫民公费盖了十个大院，让他们有地方住。二院就是其中的一所。
　　 二院相当大，居民不下千户。在院的中心街道旁，有一排三间外墙粉刷的洁白，中间门上挂着有红十字门挡子的小房。母亲领我进了屋，有两个大夫坐在那里说话；见我们进来，问明我是炸腮病后说：“怎么不去大医院？这里哪能看了？”母亲说：“我们来找朱大夫。”其中有个大夫说道：你们坐下吧。他接受批判，正在外面打扫院子。
　　 过了一会，挑门帘进来一个小老头，白发白胡子，干瘦干瘦的，带着眼镜。他放下扫把，就到墙旮旯的桌旁坐下，收拾着桌面。一看他坐下了，刚才两个说话的大夫中的一个朝他说道：“老朱，她们找你看病。”他指指我们。朱大夫赶紧起身弯弯腰，朝那个大夫客气的点点头说道：“好，知道啦。”然后客气的把我们招呼过去，问道：“怎么啦？”
　　 母亲回道：“他长炸腮！”母亲还要说话；他拿出一个小枕头来，放在桌上，示意母亲别说话，让我把手伸过去，他静静的号了一会脉，然后开了药方，抓了一副三包药，花了不到六毛钱。
　　 晚上，母亲把药煎好了，我一喝，那叫一个苦；不想喝。母亲逼着我把药喝了一半，再喝又要吐，母亲就没再逼我。
　　 第二天一早，我醒来就要吐，因为肚子里没有饭，顺口呕出了两口鲜血，呕完后，我就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姐姐过来问我：“你不好受吗？”我看看姐姐，有气无力的回道：没有，我就累的慌。”姐姐问我：“吃饭吗？”看看身边的饭，我也吃不下几口，就又昏昏的睡了。
　　 当我再睡醒时，已是半夜了；屋里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我叫了几声也没人答应。我坐起来，浑身抖的都坐不住，赶紧摸着灯线打开灯，一看；全家都在睡觉。父亲大声的打着鼾。我哆嗦着下地来到大锅前，拿开锅盖一看，里面有饼子、黑面馒头、还有几个白面馒头；我拿了个黑面馒头，坐在锅边，一会就吃了。然后喝了两口水，这时发现，我手不抖了，身上也不抖了。才知道刚才是饿的直抖。
　　 你想呀，半个多月，又经常呕吐，吃不了多点饭，现在好了能不抖吗？
　　 看到锅里的白面馒头，我就忍不住想吃，但不敢；那是给父亲留着的。但还是馋的忍不住，我就过去到炕前，使劲把母亲摇醒，问她可不可以吃白面馒头。她一看我，吓了一跳！问我怎么了？我告诉她我饿了，想吃馒头。她问我，不难受了，我告诉她不难受了。她爬起来往锅里看了看，说道：你吃一个吧。然后又睡了。
　　 我吃了一个白面馒头，不够；又吃了一个黑的，然后又喝了些水，就睡了。
　　 第二天早晨，我对母亲说：我昨晚上饿的吃了一个白面馒头，两个黑面馒头。没想到母亲笑着对我说：你怎么不吃俩个白的呀，真傻！我这后悔！我当时吃的时候想问她啦，但没敢。心想：忘了当时吃俩个白的了。过后就别想了！
　　 从那以后，我的病就好了。
　　
　　 2011年3月1日于青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