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一条纯净的河流
　　 ——访谈吴昕孺
　　 梦天岚 访 吴昕孺 谈
　　
　　 梦天岚（以下简称梦）：昕孺兄好！最近在忙些什么。
　　 吴昕孺（以下简称吴）：天岚好！我的生活基本上还算有规律，白天工作，晚上读书写作。白天工作之余，也能读读书、写写字。我很享受这样的日子。
　　 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每天总会习惯性地到你的天涯博客“昕孺阁”里去转一下。看看你最近在读什么书，写了什么东西，又到了哪些地方游玩，最近见了哪些朋友，收到了哪些书刊等等。感觉那是一个真正属于你的世界，丰富而自足。如今，这个点击逾三百万的天涯名博显然已成为很多人的必读。曾经自己在打理博客的时候也有过类似的想法，但最终还是放弃了。不知你是如何做到的。
　　 吴：呵呵，名博谈不上，对无实之名一定要有足够的警惕。“昕孺阁”是2005年底在好友欧阳白的促动下开的。我平日不事收检，写的、发的，乱扔一通，开博客的初衷是想当仓库使用。我也没太注意过那个“总访问量”。还记得有一天，有人打电话向我道贺，说你博客的访问量到一万了！我才注意到，觉得挺有趣。不过，我从不把这个数字当真。因为我知道，“昕孺阁”的铁杆兄弟（姐妹）也就是那么几十位，谢谢天岚，你就是其中之一。
　　 “昕孺阁”之所以访问量较大，是因为它博杂的缘故。我对“昕孺阁”的定位是：“文学与日常生活的交融”。这个面就大了。较之“梦天岚私人作坊”的纯粹与清雅，昕孺阁就像一个大杂烩，是文学的满汉全席，只是烹饪水平不高，做不到色香味俱全。昕孺阁能如此坚持它的博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有写日记的习惯。纯文学写作毕竟不是天天能做的，写日记可以练手，可以储备素材，可以保持自己的状态。博客的好处是有人看，它不仅储备，还展示。展示就会督促自己写好一点，写勤一点。
　　 梦：在我的记忆中，当我还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时，你已是新乡土诗派的代表性诗人。那时你发表的作品皆署名为吴新宇，后来不知因什么原因改用了现在的笔名吴昕孺。
　　 吴：改名有一些游戏心理。一是“新宇”这个名字特别多，我毕业的湖南师范大学就有五六个，他们戏称要成立一个“新宇协会”。二是世纪之交我的生活出现了一些问题，流言蜚语弄得我焦头烂额，我当时有两个想法：A，离开长沙；B,改名，做个隐身人。后来，我选择了B。
　　 “昕孺”，拆开是我最喜欢的两个字，昕代表明亮，孺喻指婴儿，我觉得作为一名诗人，就是要像婴儿那样纯真而明亮；合起来，“昕孺 ”的长沙话读音与“新宇”相谐，所以就用了这个笔名。2001年，我在《青年文学》第12期发表了一组散文《生活秘笈》，署名“昕孺”，标志着我个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梦：新乡土诗派的灵魂人物江堤辞世后，这个曾辉煌多年的诗派宣告解散。时隔十年之后，湖南又出现了新的“三驾马车”，试图重举大旗。令人不解的是，一批原新乡土诗派的代表性诗人和骨干成员很多不在其列。其中，就没有兄的身影。后来，我在你的博客里读到了一篇你阐明态度的短文，但总觉得没有写透。除了情感上的因素之外，是否还有诗学主张或者其他方面的原因。
　　 吴：谈起“新乡土诗派”，总是百感交集。我很感激这个诗派，我的青年时期在这里成长。我很感激龚鹏飞、彭国梁、江堤、戴海、田地、张书绅、叶延滨、于沙等我诗歌道路的引路人，没有他们的点拨和鼓励，一个政治系毕业的乡下孩子要成为一名诗人很可能只是一个梦。2003年，江堤遽然去世让“新乡土诗派”失去了灵魂，诗派自动解散，我也从此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拿起过诗笔。
　　 至于后来出现新“三驾马车”，再次拉起“新乡土诗派”大旗，我的态度是：不反对，不参与，不争论。这里面既有上面提到的感情因素，也有自己对诗歌的理解。我觉得，诗人可以因为投缘而结成自发的民间团体，但不要扯出一个什么“派”来，也不要奢谈“主义”。湖南的“6+0”、“滑动门”、“二里半”，包括“诗屋”，都是这样的团体，很好。“诗屋”掌门欧阳白提出“好诗主义”，我非常赞成，它其实是幽默地消解了主义，是一种反讽。诗人的使命是写好自己的诗，主义呵、派别呵，那都是评论家的事。诗人不要去抢评论家的饭碗，你抢了人家的饭碗也没得好果子吃。当然，这个只是我狭隘的一己之见。无论诗歌创作还是理论，我都还要好好学习。
　　 梦：2002年，你主持的《大学时代》杂志曾一度想以思想性和前瞻性引领大学生，后来不得不因生存问题而屈服于市场，这显然与你当初的理想相差太远。《大学时代》停刊后，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我猜得没错，这种变化最终由精神困境落实到了你的阅读和写作，是阅读上的日益丰富和写作上的突飞猛进成就了现在的你。现在回想起来，这与你的某些性格特质是有关系的，能否说说这些年来的一些心路历程。
　　 吴：又是一言难尽的话题。说起《大学时代》，天岚你是很清楚的，因为我们曾是并肩战斗的同事。对你，对郑艳，对浩淼、小雷等杂志社员工，我内心一直深怀愧疚。这份愧疚将陪伴我一生，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它会慢慢转化为文字，转化成我越来越坚定的内心力量。我说到了“战斗”这个词，那些年对于我和我们来说，就是在作战，与人作战，与市场作战。只不过，我战败了，从此沦入诗山文林，欣然为寇。《大学时代》那五年，让我看清了自己，看清了人；也看清了时代，看清了事。那是非常值得回味的五年，是我职业生涯中最让人铭心刻骨的一段。就像童年一样，《大学时代》那些年也将是我日后写作中的一座富矿。
　　 性格，你提得好。有两个字、一个词最能说明我的性格特点：隐、忍，或隐忍。说来让人难以置信，这一性格特点大多是我修炼来的。我父亲脾气暴烈，他将自己的名字“吴自强”改为“吴烈焰”。呵呵，你看，我家有改名的传统。我少年时发现自己遗传了父亲这一毛病，非常担心，因此告诫自己，凡事隐忍。如果隐忍得不够，我会严厉地进行自我责备。我像教育孩子一样教育自己。大学期间我苦读佛经禅书上百本，于心性之学略有所得。我发现隐忍的一个重要法门就是不争。“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的话，字字打中痛处。坦然接受既有的一切，就像海洋包容河流的脏污，海洋必得辽阔，才有如此胸襟；就像大地储藏万物的尸骨，大地必得深厚，才有如此怀抱。再通过心智的力量，通过汉语的锤炼，将它们一一演变成石油、矿藏和海底奇观。当然，这是我所追求的，不是我现在能够做到的。做不到也没关系，至少我自己终将被大地所接纳，成为石油或矿藏的一部分，成为泥土和春天的一部分。
　　 梦：当一个人进入中年写作之后，很容易形成一种惯性，难有突破。这种惯性对于你而言好像作用不大。无论是你的诗歌、散文还是小说，尤其是近两年，你一直处于求变求新的状态之中，从而写出了一批颇受读者和圈内人士所关注的作品：如散文《一个村庄的消失》、《母亲的河》、《父亲的清明节》、《生活秘笈》、《日常物事的诗意》等；如小说《刺客》、《桃花煞》、《锅巴黑了》、《牛本纪》、《广告牌下的女人》等；诗歌写作方面也是有目共睹，除了大量的短诗之外，你最近定稿的长诗《原野》，以情感为动力，角度新颖，视野开阔，将繁杂的世相纳入到思想的较深层面进行打量和剖析，发人深省，也显示出了一个诗人的野心和抱负。说到这里，我想知道你是如何保持这种状态的，你的写作理想是什么。
　　 吴：我看足球，发现进攻是最好的防守。于是想到写作，创新是保持状态的第一法宝。创新一是要有毅力，能够坚持，不怕失败；二是要有办法，我的办法是尽量让自己保持一颗童心。人的年岁自然会走到中年，但心可以不到，或者迟到。我认为，童心是一切文学的源头。如果心态老了，作为一名作家，他基本上完了；作为一个诗人，他彻底完了。孩子的特点是什么？好动，善变，贪玩，求新，对自己喜欢的东西却十分专注。我写作颇孩子气，我偏不只写诗，偏不只写散文，偏不只写小说，我偏偏要串连各种文体，到处玩，到处寻找自己喜欢的东西。
　　 不过，年龄的增长真是一种自然规律，毕竟我们已是中年了。前些时候，我发现自己有中年的焦虑，老是计较自己“年近半百”的得失，有时艳羡同龄甚至更年轻作家的业绩——嫉妒心抬头，乃童真的终结。我对自己进行过毫不留情的“斗私批修”，以正本清源。天岚，我之所以喜欢你和你的作品，就是因为你的纯净。我希望自己的写作是一条纯净的河流，它有自我整治、自我清洁、自我提升的能力，它能成为我的一面镜子。这就是我的理想。
　　 梦：据我所知，你几乎每年都会抽出时间有计划地外出旅游，并写下大量的游记。这样的旅游经历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或者说，你从中获得了什么，它跟你的心性和写作有着怎样的关联。
　　 吴：喜欢出游，仍是孩子贪玩的心性使然。游记，依然是日记传统的一种延伸。我每游一地，当天晚上必记下流水账。我出门从不带相机，去西藏也不带。这一点震撼了拉萨诗人李素平，他专门为此写了一首诗。试问，还有比眼睛更好的相机吗？哪一种光与色能媲美我们瞳仁里绚丽的虹影？
　　 再有，因为你要写这个地方，写这处风景，便逼得你看出这个地方与这处风景的特异之处来。有人说，游什么游，到处都一样。我要说的是，没有哪个地方是一样的。万物的奇妙在于，哪怕同一片树叶，不同的眼睛去看，都是不一样的。我明白为什么古人说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了，其实这根本不是两件事，而是同一件事。
　　 如果有人提出快乐写作这个概念，游记一定是最好的标本。何况，旅途中将会发生很多你预料不到的情况，碰见你根本想象不到的人和事。这种拥有无限可能的、全开放的行走方式，就是我的小说“老师”。我的中短篇小说《一路平安》、《天堂的纳税人》、《西藏寻梦录》、《去武汉》等，都是行走的副产品。
　　 梦：当下，有不少诗人除了写诗之外，还写散文和小说，各种文体并驾齐驱。以你自己为例，你是如何看待跨文体写作的。
　　 吴：诗歌、散文和小说的话语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拿写诗的办法去写散文，或者拿写散文的办法去写小说，都会砸锅。威尔士诗人R·S·托马斯说，一个诗人要写到40岁才得其皮毛。我深以为然，因为我正是40岁以后才找到自己的诗歌语言。有趣的是，这种“找到”，颇得益于散文与小说的创作实践。有时，写诗上不去了，遇到瓶颈，去写写散文和小说，返回来又能找到诗歌的门路。文学的各种体裁仿佛一栋院落里面的房子，各间房子相对独立，由围墙隔成互不侵犯的单元，但每间房子都是相通的。如果你长期呆在诗歌那间房子里，也许会觉得胸闷气短，精神不振。这时去小说和散文的房间里溜达溜达，可能会意外地发现一条通往诗歌的曲径。我以为，跨文体写作的关键是，以诗意为核心，分别掌握各个文学体裁的语言形式，方能登堂入室。
　　 梦：就诗歌而言，我很认同诗人杨小滨关于好诗标准的说法，他说：“好诗绝不迎合标准，它本身就成为标准。” 但真正落实到对一首诗的评判上来，这个标准仍然是模糊的。你能具体地谈谈你评判好作品的标准吗。或者说，你认为好的作品应该具有哪些品质。
　　 吴：杨小滨说得非常好。时下诗坛十分热闹，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诗歌缺乏标准。诗歌缺乏标准又有两个原因，一是诗歌标准本来难以制订，历朝历代皆如此。好小说争议不大，好诗歌总是众说纷纭。好到杜甫那个程度，也要到宋初才确立名头。二是时下好诗太少，所以标准建立不起来。我看一首诗好不好，有三要素：节奏，意境，语调。节奏是诗歌之气脉，意境乃诗歌之神韵，语调最为难得，它是诗歌的个性所在。这三要素说白了全是语言的事。语言不讲究，不要谈文学。
　　 梦：在国内，不仅仅是诗歌，散文、小说、评论都深受西方各种文学思潮的影响，而对于自己传统文化的关注度却远远不够。有人为此表示了深深的担忧，这里关涉到继承和借鉴，也直接关涉到中国文学的未来走向。你认为我们需要对内继承什么，对外借鉴什么。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如何才能成就属于自己的文学。
　　 吴：从2007年2月至2011年初，我写125首十五行诗，这期间我读得最多的是《诗经》，出差都带着。从2010年下半年到2013年6月，我写了3000多行的长诗《原野》，期间我把《离骚》和《红楼梦》重读了一遍，通读了楚辞和汉乐府。当然，这还远远不够。我认为，继承与借鉴没有区分，所有借鉴都应该是继承。如果你仅仅是借鉴，那就只会是模仿，得其皮毛而已。如果你能把借鉴上升到继承，你就有魂了，也有根了，就能开辟出自己的领地来。
　　 梦：“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你是如何看待湖南本土作家的创作的。
　　 吴：湖南能出大诗人、大作家！以前出了，以后还能。
　　 梦：能否对你自己目前的创作做一个比较中肯的评价。
　　 吴：能读能写即是福，此生夫复何求！
　　 梦：对于目前的阅读和创作是否有自己的计划，能简要地谈谈吗。
　　 吴：阅读方面，妄想通读世界上所有文学经典，这当然是白日做梦。一本一本读吧。写作方面，长诗《原野》完工后，松了一口气。 最近，将写些中短篇和散文自娱。
　　 梦：记得你曾在自己母校一次关于阅读的演讲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浮躁的时代对沉潜的人来说是种巨大的机遇”， 当然，这句话更多的是说给大学生听的。但在我听来，似乎更有自勉的意味。其实，在一个浮躁的时代做一个沉潜的人不是一件易事，你是如何去做的。
　　 吴：天岚，后来我想通了，没有浮躁的时代，只有浮躁的人。我们不要自己浮躁了，就归咎于这个时代，让时代蒙受不白不冤。中国人喜欢推卸责任，怪时代，怪社会，怪体制，怪天气，怪老婆孩子，就是不怪自己。当我敢于自责的那一天，敢于面对另一些自我（如懒散的、嫉妒的、愤怒的、失衡的等等）的那一天，我就沉潜了。
　　 梦：兄是大忙人，你我虽在同一座城市，却鲜有见面，偶尔见了，也鲜有长谈，总是来去匆匆。不知兄每天是怎样支配时间的。有没有清闲下来的时候。若是清闲了，最想干的事情是什么。
　　 吴：呵呵，忙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最近几年，工作上的确事情多些，我办的学生杂志一个月要出三本，还要负责一个网站的博客版，担任电子期刊《博采》的主编……但我依然觉得，如果要读书写作，时间不是问题。你清楚我的底细，烟酒都来不得，也不喜应酬。除了打乒乓球，出行，陪老婆散步、看“快男”，和孩子一起打篮球，我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花在读书和写作上。偶尔也发呆，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望着天空，不知道那是哪里。
　　 如果清闲下来的时间稍长，我会计划出游；如果是零碎的时间，那当然是看书。前者求而难得，后者俯拾皆是。
　　 梦：待哪天兄空闲一点，再与兄长谈。谢谢！
　　 吴：感谢天岚！这对于我也是一次非常有价值的思想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