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科书对于国内的学生来说是枯燥乏味的，世界历史部分尤其如此。但是袁腾飞所著的《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则一改通行的编写方法，比较侧重于用文学的语言，生动地描述那些对历史进程有深远影响的事件，力图情景再现，娓娓道来，在知识性、真实性的基础上，增强了趣味性，适合作为普及型历史读物。
　　 个人感觉，书中对年代的连贯，及中外历史的横向比较相对较弱。
　　 （一）
　　 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纵观世界历史，贯穿始终的主线只有两个字：“战争！”史上所发生的战争以纯粹的占有人口和土地，扩大势力范围的征服居多，而以报仇雪恨，讨还“公道”的征讨为少。为了无休止的占有资源，奴役劳苦大众，权贵们弱肉强食、尔虞我诈、残忍无耻、贪得无厌，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在人类社会发挥得淋漓尽致。代表正义的和平成为深埋在大众心底的奢望。统治者自有一套正义，那就是在他们的奴役压迫、任意宰割下的“和平”。
　　 在中国古代中原地区，军队出征还要找个师出有名的借口，强者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弱者以求和、投降，势均力敌者以媾和、纳贡来降低社会成本。天下一统时，朝廷为了巩固统治、稳定社会，也要通过宣扬儒教理学来禁锢、愚化人们的思想，也会让民众在战争的间隙得以喘息。总的看来中国人还讲点“斯文”，不像西方或者异族人，“我强你弱”就是发动战争的充足理由，动辄杀戮、屠城，草菅人命。
　　 无论如何，统治者从来就没有把他人的生存这个最大的正义放在眼里。历史上那些揭竿而起的领袖，嘴里说的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心里想的却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最终目的还是要改朝换代，成为统治新贵。越是底层出身的起义领袖，得势后对待底层的百姓越是残暴，如张献忠、洪秀全之流。
　　 “.......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里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二）
　　 每个乱世英雄都想戡乱反正，由自己来一统天下。历史于是“在悲剧性的‘二律背反’中前进。一方面是战争只能用战争来结束；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结束战争，人民必须饱受战争的苦难。”（易中天）。是人民付出的惨重代价成就了那些乱世英雄。
　　 纵观历史的发展，尽管曲折坎坷，但是人类社会的确是在向着进步的趋势发展着的。社会的进步主要体现在如何对待在对人的生命，对待公众的权利上。然而，任何一点进步都不是当权者良心发现而赐予的，而是公众抗争，平民与权贵博弈的结果。
　　 有记载的最早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抗争，是公元前494年发生在古罗马的一次“撤离运动”。当时的平民不堪忍受贵族当政者的压迫，在外敌即将来犯之际，准备集结到一起，一同脱离罗马城，到几英里之外的圣山上去过自给自足的生活。因此，那些贵族不得不做出缓和压迫、承认民权的承诺。于是，民众团结一心，共同击退了来犯之敌。但是，贵族们事后食言而肥，背弃了承诺。民众忍无可忍，共同行动起来，集体搬迁到圣山实行自治。这立即引起了贵族们的恐慌。
　　 且不说罗马城外的强敌依然虎视眈眈，就是贵族们的财富积累，乃至日常衣食住行，哪一样能离得开平民的劳作？他们只好派代表屈身去圣山谈判，做出实际性的妥协让步，达成和解。但是权贵们的这种委曲求全，让权与民是极其不情愿的，所以撤离运动从第一次到最后一次历经两个多世纪。罗马平民因此争得了一系列政治权利，提高了社会地位，建立了贵族-平民共和国的社会基础，当然也捎带产生了一批新贵族。
　　 这种撤离运动是一种非暴力的抗争，只能发生在天高地阔，人们能够找到栖身之地的古代，“誓将去汝，适彼乐土”。随着社会的发展，统治阶级完全控制了土地、矿产、工厂及其他生产资料资源，建立起强大的国家机器，迫使劳动者的抗争就基本上只能以暴易暴，通过武装暴动来实现了。20世纪初，印度圣雄甘地曾经领导过“非暴力、不合作”的民族解放运动，来与英国殖民者抗争，付出了沉痛的牺牲，整体来说抗争是不成功、不彻底的。
　　 在近现代，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公众的平均生活水平比不发达国家高，然而贫富差距却大得多，这体现了劳动者受剥削的程度其实更深了。而公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最终也是靠建立工会，游行、罢工、谈判等种种劳资双方的博弈争取到的。
　　 （三）
　　 陶渊明《桃花源记》里所描写的田园生活，是平民大众逃避战争，安居乐业，福生寿终的美好梦想。
　　 20世纪初，欧文依据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在美国建立了一座3万英亩土地的“新和谐公社”，公社成员的生产、生活条件十分优越。公社内少有所学、老有所养、青壮年有所作为，人们安居乐业，劳动积极性空前提高，产值翻番。这与当时血腥的资本主义腐朽社会形成了鲜明而强烈的对照。
　　 然而仅仅4年，“新和谐公社”就宣告破产了。究其原因，这个公社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重重包围中，成员的思想受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影响；实行计划经济，生产仅满足成员的普通生活需要，生产缺少消费的刺激，社会经济缺乏发展动力；抑制人们的消费欲望和实现个人价值欲望，也使个体的发展受到阻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致使多劳不多得，不劳也得，致使人们失去生产积极性，没有人愿意劳动，和研发先进的生产技术、设备，个人精力用在懒惰和钻营上，导致管理人员越来越多于生产人员，坐吃山空，整个社会死水一潭，极端脆弱。
　　 这些现象我们似曾相识。已经被证实是失败的做法，后人为什么还乐此不疲？难道那些实践社会主义的伟人们，站在历史的高度都未能明察吗？还是受限于历史条件、国际环境、具体国情、理论发展等等，才做出的必然选择呢？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愿景着重强调了人民的道德水平极度高尚，共产主义不仅是一个无处不均匀的大同社会，而且还是一个无人不饱暖的富足社会！但是人和自然界大多数动物一样，本性是唯我的，自私的。同时，人类又是社会性的动物，每个个人或团体都随时随地地与周围的人们发生着各种形式的关系纠葛，包括情感恩怨、利益冲突等等。自私导致财产私有欲望，私有化产生利益矛盾冲突，矛盾激化于是发生战争。
　　 人是有欲望的，人的欲望应该疏导（而不是“存天理、灭人欲”），所以就必须制订一系列符合共同（或者大多数人）利益的法律（而不是“刑不上大夫”）。凡是严重侵害公众利益的个人、团体都是人民的公敌，人皆可得而诛之。要在统一的法律框架下，用教育、奖励、威慑、惩罚的手段，来引导人民提高整体觉悟，控制人欲的破坏性，利用人欲的积极性，通过为他人服务来满足谋求个人利益和社会尊重的欲望。
　　 （四）
　　 放眼当今世界，二战后由于各国之间的制衡，全球进入了一个军事相对稳定的时期，但是大大小小的区域冲突此起彼落。据联合国统计，二战后60余年来，世界上没有战争的日子累计仅有区区数十天。
　　 军事科技发展到今天，各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足以毁灭全人类数十次。因此，中国在与各强国进行势力制衡的同时，也务实地参与军事、外交合作，致力于维护国际和平，防止毁灭性武器扩散到无法控制的国家，甚至极端分子手中。
　　 自从清朝末年，国门被西方的大炮轰开后，中国与列强就结下了“世仇”，但是我们还应理智地认识到，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共同的利益，要以务实的态度处理国际关系，一味地愤世嫉俗是无益于国家的根本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