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中的黑河一幕
　　 嫩江的形势催促我启程。这形势令人不能不想问题。我终究是公社的党委副书记，属于当权派，要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经过这场斗争的考验；但在这场斗争中，将遇到什么情况？经受什么样斗争形式？理不出头绪，思绪万千，真是“理还乱”。
　　 嫩江县当时尚未划归黑河地区，距离黑河镇近500华里。1月6日，我从嫩江县返到黑河镇，住在黑河大旅社。谁知道，那里几乎让生产建设兵团的造反派们占领。他们高声大嗓，讨论、酝酿如何从农村杀进城来，如何把农场头头们揪到黑河，如何把黑河地委、行署领导揪出来，如何单独批斗，如何地、场联合批斗，如何用“喷气式”，如何弯腰，以及如何在批斗会上让地委头头们满足他们的要求等等。他们吵吵闹闹，无休无止，有时几乎争论的动手打起来。整夜没安定。早晨六点半钟，有人洗脸，“夜战”才告一段落。
　　 我自然彻夜难眠，不仅想听听他们的“战略”安排，“战术”举措，心中却也不住点的嘀咕。这年月，当了头头就该随便让一些人指指点点，骂骂咧咧，背后盘算，拉出来就批斗，推出去就游街？
　　 黑河镇当时是中共黑河地委、黑河行署并中共爱辉县委、县人委机关所在地；座落在黑龙江畔，是中苏几千公里边境线上最大的城镇；隔江与前苏联布拉戈维申斯克相望，是中苏边境线上唯一相对的两座城市，一直是中苏贸易港口。《爱辉条约》签订之后，这里是中俄东部边境贸易中心，直到日伪时期才中断往来。建国后，中苏边境间通港通贸很活跃。但由于后来两国关系恶化，1966年夏季，黑河口岸停止过货，中断贸易往来。双方关系只维持在边防会晤的层次。
　　 我赶回黑河，那里已是风雨飘摇。国家担心涉外问题，对黑河采取一些特殊措施，例如军管，首先把黑龙江广播电台黑河转播台接管；在随后的革命委员会班子中，县、社（边境公社）两级一把手全部由军人担任。
　　
　　 我回到黑河，正是上海“一月风暴”冲击边境的时候。到处有红色海洋，到外是大字报或大幅标语，到处是海报、“号外”，到处有游街批斗场面。那种瞬息万变的形势，让我想起在军校学习气象课时讲的“飑相”。有“飑”相的这天，风速急剧增大，风向随时改变，气象极为不正常，是不能飞行的。当时的社会现象多么象异常的“飑”天气象！
　　 我从大旅社到爱辉县机关途中，遇到三批戴高帽的游斗队伍。其中一批正在街头批判。被戴高帽批判的是黑河地区供销系统一位科长。另一批正在街头游走，戴高帽的是地区林业局的一位科级干部。第三“批”，有点特殊性，确切地讲是单独一个人，没有“批”。他一个人戴着高帽，胸前挂一个牌子，上书“顽固不化走资派曹国相”，自己游街，没人跟随。我俩熟，他是爱辉县水利科长。见到我，挺高兴，点点头，笑一笑。我很奇怪，问了他一句：“游街还单干！”他习惯地回头看了看，见后面没有人，把帽子摘下来，夹在腋下，拉我进了旁边小饭店。他把高帽熟练地放到桌子上。服务员熟悉他，立刻沏了一壶茶，拿了两个茶杯，然后伸手接过曹科长递过去的“卡片本”，在上边签了字，又加盖饭店公章，交回曹科长。这一切动作迅速而又熟练地付于不言中。
　　 原来，黑河地区红色造反团在1966年9月份和11月份分别主持“炮打司令部——揭发地委问题大会”和“批判地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点火大会”以后，爱辉县也举行了两次大会，各科局头头们全是革命对象，全在“革命烈火”中烧了起来。曹科长接连交待五天问题，检查的很认真。但无论如何也过不了关。游两次街以后，造反团勒令他每天上、下午各游街一次，请沿途指定的几个单位造反团签字盖章，以示游到地点。最近几天，他已经游出经验，上、下午都到小饭店，利用要他向小饭店造反团“交罪”时间，休息一会，喝点水。他大声给我讲：“正经群众还是很同情人的。”是的，小饭店几个人组成的“千钧棒”造反团，从没有斗过他，没揭发他，没给他“颜色”看，还给他茶水喝，劝他往远看，别伤心。
　　
　　 我心里真是苦辣酸甜不知道什么滋味。告别他，赶到爱辉县机关办公的小青楼。巧的很，遇到几位在嘉荫县搞社教的同志。他们都临时分在爱辉县“文革接待站”，专管文化大革命情况。当时，这几位同志，正苦口婆心地动员一个叫“窝囊废造反团”改换团名，或者和其他团合并。原来，供销系统组建几个造反团的时候，有六、七个人没有被吸收。有人说他们都是窝囊废。这几个人大怒，单独组团，取名就叫窝囊废造反团。他们把建团喜报贴满了黑河城。这个造反团不想取消或合并，同“文革接待站”争论不休。
　　 我在接待站还遇见红色风暴造反团、红色造反团，以及卫东彪、风雷、缚苍龙等七、八个造反团头头。他们到这里，和接待站研究10号召开全县点火大会事宜。这些人，我都比较熟悉。有些同志平时表现不错，很能干，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造反。但有的人平时怪话连篇，那里有便宜就往里钻；下乡到公社怕苦怕脏，甚至怕吃百家饭，典型的落后层；如今成了爱辉县风云人物，当上了“司令”。“文革”给他们提供了舞台，提供了机遇。他们要主宰爱辉县，他们要“挥斥方遒”，他们要叱咤风云了。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县委正在开会，研究检查材料。他们已经接到10号大会的通知。这些已经在游街、批斗会上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同志，依然神态自若，以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认真讨论检查稿。他们见我从嘉荫回来，都很高兴。打了招呼之后，请副书记刘树文同志陪同我，介绍了爱辉县形势。当我问到县、社两级形势发展趋势时，他笑了，随手从办公桌上拿起《黑河日报》红色造反团散发的《新闻快报》。他说：这份快报，油墨未干，已经送到各个办公室。我接手一看，《新闻快报》刊登着上海《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在4号宣布接管该报；《解放日报》“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5号接管了《解放日报》；上海“工总司”等造反组织在6号召开“打倒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风暴”，并报道张春桥、姚文元几段讲话。后来才知道，毛泽东见到上海市“三件大事”的消息，当即肯定，高度赞扬，提出上海市的干法“要影响全国各省市”。全国进入夺权阶段。树文书记说：“这就是前景啊！”他眼睛里闪动着泪花，语调中夹杂着悲戚，夹杂着不明白、不理解，夹杂着无可奈何，夹杂着走走看，听天由命的情感。
　　 我告别了。似乎是庄严的告别，心中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他把我送出楼外，眼里泪水在滚动，拉着我的手，郑重地嘱咐我：“你年青，又是飞行员出身，放眼量，往远看，要经得住风浪，经得住考验！”这是一位县委书记的送别啊！
　　 后来才知道，当时的县委已经坐在火山口上，自身难保，没有人再去谈工作，谈思想，没有人看望他们。我是“一月风暴”前，最后一个进入小青楼的公社干部。这次和树文书记分手情景，后来变成他的一个罪状，也成为我的一个罪状。
　　
　　 “文革”大潮中的小浪花
　　 “文革”席卷全国，没有一处不在文革复盖之中。就在我返回工作单位途中，有三件事令我记忆深深，也从另一个侧面看到“文革”的闹剧性、危害性。
　　 四家子公社离县城8公里。城效幸福公社就在途中。我前去拜访。但一走进幸福公社，只见小院子里挤满了人。那里正在批斗群众临时戴帽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日本大特务。我定睛一瞧，原来是公社炊事员。他曾经当过国民党军队班长。平时爱喝点酒。几乎每次三杯酒落肚，“话匣子”自然打开，连编带吹，以人生为主题讲起来。讲他打过解放军，还编辑说他在伪满给爱辉县西岗子日本驻军少将司令官开过车。吹牛不犯罪，吹牛不纳税。但当时世道变了，吹牛吹出了罪。他平时的瞎嘞嘞变成了“罪行”。不管这位老师傅怎样解释，怎样骂自己五吹六哨，七诌八咧，怎样要求调查、说清楚，造反派们都不答应。他满头大汗，时而作揖，时而鞠躬，时而单腿下跪，都无济于事。这些动作，反而都让造反派骂为不老实，装相，企图蒙混过关。此公后来在军管会的监所里，体验了吹牛铁窗生活二年。可怜我要拜访的几位书记、社长，因为包庇重用坏人，也被拉出来作陪。我们唯有用眼睛“说”几句话，点点头示意。
　　
　　 第二件事是砖厂师兄弟“抢”厂长。四家子公社座落在黑河镇城南，中途要经过县东砖厂和幸福公社河南屯。我徒步走回公社，中经砖厂，正好迂见厂长戴着高帽，挂着牌子，被又推又拉，拽出厂子大门。那位厂长是工人出身，很认干。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也是钻进党内的“走资派”！高喊着“我是工人出身，不是走资派”！不停地拼挣。我驻足看了这个场面。他见到我，用手跟我打招呼，叫道：“这些外来的“狗揍”，恩将仇报！当年多余收留他们！”原来，搞社教时，我曾处理砖厂部分外地临时工人入厂及户口等问题，动员厂长收留他们。如今这批人斗他，他又见到了我，才讲了这样话。这几句话，也是向我解释挨斗原因。但他很快被推向右转，直奔黑河城。
　　 后来听说，这位厂长很“尿性”，一路同造反派们辩论，拼挣，拖延时间。在进城前，原来和他一同进厂的师兄弟们，拉着造反队伍赶来。为了壮大声威，他们从城里又请来几个造反团支援，和游斗厂长的造反派发生了冲突。几经“斗争”，甚至动了手，师兄弟们终于把厂长抢了出来，藏起一个多月。两派相互批斗了一个多月。直到公检法军管会出面调停，才结束了他们的争吵。
　　
　　 第三件事是当权派同造反派“合伙”“合作”“和平过渡”。世间事情，什么时候都有特殊性。我当年徒步路过河南屯大队时，只见大队支部书记正兴高采烈地带造反派贴大字块标语。那段时间里，原党支部书记这种动作很反常。这个大队就在公路两侧，以河南省移民为主体。大字块就贴在公路两侧。他见到我，立刻把大队主流造反派“千钧棒”造反团长介绍给我，说他们党支部和造反派同志们合作的很好。他指着路东围墙上的标语“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告诉造反派，“打倒的是北京的大官。”又指路西贴在篱笆上的标语“坚决夺走资本主义道当权派的大权”！告诉造反派，“这是指国家干部手中掌握的大权”。我听在心里，哭不得，笑不得，哭笑不得。这大半就是在移民新村的特殊文化氛围和特殊感情色彩条件下的产物。后来，这位支部书记按县里电话会议精神，主动交权，实行“和平过渡”。在春耕前，正式建立大队革命委员会时，他又当了主任。当人们问到这段经历时，他说：“夺权是夺共产党的权，交权也是交共产党的权；夺来夺去，都是共产党的权，玩那个‘里根扔’干啥！”一时传为“名言”。
　　
　　 四家子公社的飑天表相
　　 四家子公社变了。今非昔比，完全是一种咄咄逼人的运动态势，是政治上的飑相气候。这里已经是又一种新天地。首先是基层单位已经“乱”了起来。农机站当天正在召开“炮打”点火大会，邀请各大队机耕队造反团参加，口号就是“坚决揪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长利！”大标语是“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打倒李长利！”任务非常明确。农机大院门柱子上贴了一付黑字报纸底的对联：
　　 要革命的就站出来
　　 不革命的滚他娘蛋
　　 横批，因为大门没有空间结构，用水浇在地上，透过冰面，可见地上四个大字：自作自受。
　　 我驻足门口，想这李长利正在接受“洗礼”。他是一个农民出身的农机站长，能吃苦，任劳任怨，是位为农业机械化呕心沥血的好干部，如今是“阶下囚”，是革命对象！我脑子里那种勤勤恳恳的站长形象和“打倒”的形象，恰似黑白对比，反差太大了。
　　 学校就在农机站附近。那里标语略有区别，除了打倒校长关凤英之类标语外，集中在“坚决打倒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走资派！”“坚决揪出教育战线黑线人物！”“打倒反动权威！”“打倒学阀！”。大门上一付对联是毛主席诗词摘句：
　　 金猴奋起千钧棒
　　 玉宇澄清万里埃
　　 我想，这关凤英是一位风风火火，很能干的中年教师，是全区、全县的优秀校长，也是李长利的待遇！心中难勉七上八下。党委原来的认识全错了？他们为人师表的优秀品德全是演员般演出来的？心中涌出一种“莫须有”的莫明其妙感。
　　 我二个印象是运动进程的自我表白。农机站到公社之间约1公里距离，到处是用报纸或白纸，或包装纸写的大标语或大字块标语，用红纸写的海报、喜讯、最新消息之类。白纸黑字写的几乎都是打倒保皇派，打倒陶铸，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复盖在勒令、揪出、油炸之类标语之上。红纸是机耕队、学校、小三家子大队“炮打”之类的安排通报、告急之类。这些沿公路的“大路货”，宣告了四家子公社文化大革命进程。
　　 第三个深深的印象是公社大门和标语口号。公社小院的大门普普通通，是红砖堆砌而成，外面抹一层普通水泥的两个方垛柱。两垛间顶端，用几根钢筋弯成个半圆，上面用电焊条焊出“四家子公社”五个字。当我回到公社时，大门已经变成了红色，变成了象征革命，象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红色；在空间五个字的“人”字位置不伦不类地挂着用镜框镶嵌的毛主席像。两个门垛上，也贴了一付金色的摘句于毛主席诗词的对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