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婆，名叫陈阿花，家住在绍兴孙端姜家溇。它离鲁迅的外婆家安桥头仅一村之遥。两村鸡犬相闻，炊烟相望。
　　 外婆家从小就是我们三姐妹心中的圣地。自打我记事起，我们逢年过节，每年总会去几次。小时，我跟弟妹是骑着大人或亲戚的肩膀去的，等稍大一点时，就要自己走着去了。
　　 我村跟外婆家相距4里多路，其间要走过三个村庄，一座千疮百孔的烂木桥和1里多长的田埂。那座烂木桥人走在上面“咯吱”作响，左右摇晃，更可怕的是，一不小心，人会踩碎烂木，脚底漏空。若两眼从木板断缝中向下看的话，一眼就能望到桥下清澈的河水。好在河面不宽，只有7、8米宽的样子，而我那时总是爬着过去的。三个村庄中，过齐家溇村是最让我心惊胆颤的，因为这村有几条凶猛的狗，每次对着陌生的我们总会一阵乱吠，更可气的是这村有两只追着你乱咂的公鹅，活像现在那两个“人小眼大”的近邻，根本不把我这个地球的主人当回事。过了这两关，天晴的话，那田埂路就不在话下了，而怕的是雨雪天，泥巴总会黏过头顶，若遇下雪天的话，摔几跤那是家常便饭。饶是如此，但外婆家那时却是我心中的向往。
　　 每次去外婆家，总会见外婆系着围裙（一种干家务活时穿的裙，绍兴土话叫“身兜”）在那后门的竹园边瞭望。那竹园也是我盼望去外婆家的原因之一，骑在竹上左右摇晃，是我们那时候的最爱，也是最诱人的乐趣。有时再顺手牵羊地砍回一根细长称手的鱼竿，那是我在小伙伴中的炫耀，当然这个事是要背着外公干的，若被外公看到，连外婆也是要挨骂的。
　　 当然我还有几大法宝的，一是我用二毛钱的零花钱从我家大哥哥那里换来的装上火炮子能打得“啪啪”响的木壳枪，火炮子是奢侈品，而我就地取材大多用的是火柴的脓头。所以，家里或外婆家的火柴有时就会莫名其妙地失踪，被大人搜到当然是一顿好骂，但更大的原因是大人怕我玩火。若是遭了骂，我就会找外婆哭诉，外婆总会有口无心地护着我大声说：“啥人欺负咱家阿良呀，难道你们不知道外甥大于皇帝吗？”这句话是我一直最受用的，也不管外婆深究不深究人家。凭着外婆的这句“皇帝”，我总是欺负两个舅舅和小姨，受不了我折腾的小舅有一次终于挤出了一句：“外甥是大于皇帝，可是娘舅大于天神，你听过吗？”哦，还有这一说，我定定地看着小舅，一时语结。但我在外婆家“皇帝”的地位，并不因小舅的一句“天神”而动摇过。
　　 二是我从我家小哥哥那里死缠烂打磨来的大陀螺，这个大陀螺直径足有大人的手臂粗，做工精细，更绝的是陀螺底部的钢珠，我那时是想破脑袋也没弄明白小哥哥是如何安上这枚钢珠的，而且任我怎么抽打摔弄也不会掉下来。再看外婆村里那些小伙伴用破銅烂铁从货郎担那里所换来的小陀螺，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犹如现在的渔船之于航母。再加上我抽打大陀螺的精致带子，那是我从外婆精心珍藏的布带中剪下来的，每当此时外婆总是会眼开眼闭，任我剪下一截来，这奢侈也是小伙伴们没法比的。小陀螺碰到我的大陀螺，总会弹得老远，每当那时，我心里总会涌起一股外婆所封“小皇帝”的自豪感。
　　 三是连亲戚中的大人与小哥哥们都不得不对我低声下气折腰相求的那些一整套的《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水浒演义》、《西游记》等的连环画，每次我总会带上几本，并让他们留下悬念，所以他们总是巴不得我早早地来外婆家。等急了总会问外婆：“阿良什么时候再来呀？”席间我也会天花乱坠地跟他们胡侃一通书里的故事情节，每当这时，一向严肃的外公总会一边呷着自酿的米酒，一边眯起眼睛笑容满面地给我们讲些跟我所说有关的戏文中的情节，只有在这时，我才觉得外公是可爱与可敬的。
　　 每次去外婆家，那衣服我们几个小孩总是挑了又挑，倒不是挑衣服的新旧，而是挑一些口袋宽大的衣服，因为一到外婆家，外婆总会用她那粗糙的老手往我们的口袋里猛塞瓜子、花生、大豆等土产。每次去每次有，从不会落空。有一次五荒六月去，我想不会有了吧，想不到外婆从橱柜夹层的瓷釉瓶里竟掏出了鲜见的炒豌豆，那个味呀，又香又脆，以后几十年都再没吃过那个味。
　　 节日闲暇去外婆家玩，每次临走，外婆总会给我们几个一人一个煮熟的鸡蛋，让我们留在路上吃，而我们总是一路细心把玩，总要到家后或隔天才会舍得吃。记得有一次闲时去，外婆实在拿不出鸡蛋了，她一狠心竟煮了三个鹅蛋给我们三姐妹。鹅蛋在农家是稀有物品，鹅也不像鸡那么能下蛋，母鹅下蛋期间，农家主妇每天总会抱着母鹅找公鹅到处“讨水”受精，那时孵化出来的一只小鹅抵农家大约十天的花销，所以鹅蛋真像天鹅蛋，几乎是吃不到的。那次我看外婆手一哆嗦牙一咬，三枚鹅蛋就下到了锅里，我要阻止已来不及，也就那次，我们三姐妹是在半路上把这鹅蛋吃掉的，因为怕拿回家被母亲打骂。
　　 更令人称羡的是外婆外公那一手自酿米酒的绝活，药性、火候把握到位，入口甘甜、浓郁、清冽。四邻八村，只要哪家自酿米酒，以请得外公到场为荣，只要外公到场，这酒也就有了七、八分成功的把握。那会外公做酒品酒的声名远播，连当时叫东风酒厂现在叫古越龙山黄酒集团的酿酒师傅也跟外公称兄道弟，偶尔酒出问题，也会派人来请。一来二去，外婆、外公在酒厂也揽些缸盖、凉垫的杂活。这缸盖、凉垫是用农家的稻草所做，盖在酒缸上面保温、防尘用的。粗简的稻草经过外婆粗糙的手，竟能变得如此光滑精美，而代价是外婆的手一到冬天就粗糙得一遇西北风就皲裂，到处贴满小片的伤膏。但也因此，即使在最艰苦的年月，外婆家也家道殷足，吃喝不愁，还能接济亲邻朋友，所以外公外婆在亲邻朋友中口碑极佳、威望甚高。
　　 那时我们一到外婆家，平时不让我们沾酒的父母，或许是碍于外婆外公的威严，或许是他们自己本身就受这米酒的诱惑而早忘了对我们的约束，也或许是为了让我们称赞外婆外公的手艺让我们小尝一口。种种猜测，至今难明。但重要的是大人们每次都会热情好客地为每人斟上一碗，此时我们这些小孩也活脱像个大人的样子，像模像样地张开五指抓起酒碗品上一口。可是一口下肚，如中罂毒，怎能再罢口？！所以往往是不醉不归。
　　 外婆总是穿着一件洗得很干净的粗布蓝衣，头上梳一个罩着网兜的抓髻，我们绍兴俗称“牛乌头”，看上去总是显得那么的干练、整洁。她说话细声细气的，好像从来不会跟人起争执。就算是我闯了祸，被父母惩处得鬼哭狼嚎的时候，她也只是用她那特有的自言自语与有口无心为我拍去灰尘，并会当着我的面大声说：“为啥打咱阿良呀？！竟打得这么凶！”可我从没见她向“欺负我”的那些人郑重其事、义正辞严地抗争过，现在想来，外婆觉得是错在我又想安慰我而做的息事宁人的举动，可我也的确没见外婆跟人起过争执。
　　 姜家溇的人是热情的、好客的，又是勤劳的。每年正月初七前去，那些小伙伴都会一拥而上，以陪我玩为荣。这或许有我个人的魅力，但我想更多的是民风所致，我从外婆家所得到的礼遇，比当年相隔一村之遥的迅哥儿在安桥头的外婆家所得到的礼遇真要多得多。但过了初七，那些小伙伴只会远远地望着外婆家的门口转悠一下，然后又在父母的一声吆喝中跑回家放鹅放羊去了。而那些勤快的大人们早挑起粪担浇粪挑肥去了，每当此时也是我最无趣的时候，我也总会跟外婆借个故早早地回家去了。
　　 后来，两个舅舅各自成了家，小姨为照顾外婆外公方便嫁的是同村的一户金姓人家。两个舅舅分家时很和谐，房产由外婆外公口头讲定，以最原始的两根短稻草抓阄的方式划分，外公跟了大舅，外婆跟了小舅。外公外婆退居二线后，外公是每天上午去3里外的集市喝早茶，顺便再带回每天的蔬菜，下午一般是打打小麻将，喝喝自己酿的米酒，儿媳孝敬有加，用外公自己的话说“我的福气是自己创造的”，的确，儿孙媳妇对他都很尊敬，而外婆做了念佛老太婆里的头头，却仍是那么的和睦客气。
　　 外公后来活到八十四岁，去世的前一天下午还在跟村里的人打麻将，搓到一半觉得人不舒服，就不打了。结账时欠了人家几元钱，让人家跟着他回家取钱，然后他就洗了脚上床躺下了，想不到第二天竟去了，他一生无病无痛，也从没欠过人一分钱。
　　 外婆活到九十六岁，竟比我母亲还多活了两年。我母亲生前每年都会去看望外婆，不想却因病先她而去。为了避免外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悲，大家都瞒着外婆说我母亲只是因病来不了了，但从外婆的轻声自喃和从不与人抗辩的眼神中，她似已了悟了一切，让我无从遁形，所以我竟不敢再见外婆一面，直至外婆去世，我都无缘再见外婆一面，此事终成了我以后心中的一个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