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省学习班期间，接到公社两封汇报信，我也写了两封回信。我很惦记全公社的工作，尤其惦记省里形势对公社的影响。回到嫩江只3天就急匆匆地往回赶。
　　 形势和愿望恰成反差。２号下午到达黑河。到县里看望几位领导，探讨工作。先期从省城返回来的邵英杰同志时任县革委会常委兼负政治部主任。他告诉我，县里决定我“停职反省，交待家庭问题”。多滑稽！家庭问题还要停职反省交待！我包庇家庭问题了？我隐瞒家庭问题了？心里好笑。这分明是小题大做，分明是一种政治恶作剧在演出。我脑海中立刻浮现出郑某人的骄横，浮现出陶秘书的挑衅。邵见我沉思，说了一句“想知道过程吗？”那话音里是讲什么也不要问，什么也不要说。
　　 过程，我不能不知道。就是死，也要死个明白。后来，在我听到的诸多说法中，还是武装部同志在细节上讲的是“原版”。原来，郑某人一直为弄虚作假被纠正耿耿于怀，要报一箭之仇。他多次向政委谈思想，谈想法。散布的观点，集中起来讲，“卡伦山经验”这件事不仅是他个人的耻辱，也是武装部的耻辱，是黑河军分区支左以来的最大耻辱；说我不仅攻击了他，也攻击了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又说我军内外都有后台。
　　 说来凑巧。政委的小姨子恰好是黑河比翼齐飞的两个女青年之一。政委多次电话中和我商量，单独树立他的妻妹。我感到不合适。没有恭维。“文革”以来，他在不同场合，曾有过微词，认识颇为自私，有些不满的基础。这时，他从情感上接受了郑的宣传。
　　 无巧不成书。这时有两件事提供给郑某和政委结合的整人条件。首先是军内受清理阶级队伍影响，忽然飞来一封检举徐子亮部长岳父问题的匿名信。政委为这封信，多次到军分区汇报，声称武装部因为这封信已经没有办法正常工作。徐部长听到这个消息后，请分区搞调查。外调期间，他离开武装部。分区真的同意了徐部长意见，调他临时到分区抓中心工作。他离开，武装部的健康力量顿时处在矮半截的地位。
　　 另一件事是本书前两章讲过的小学同学邵某。他写了一封检举我父亲历史问题的检举信，直邮县武装部。郑某人如获至宝，喜出望外。两件事几乎同时出现，令这些人找到了机会。武装部党委决定撤销我党内外一切职务，调离四家子公社，安排在西岗子公社任助理员，并停职反省，交待全部问题。
　　 当时，武装部虽然左右地方一切，但终究是“三结合”的一方。他们不能直接下令。“决定”提交给县革委会常委讨论时，邵英杰介绍了军分区政治部张主任对我的看法，当即被县武装部政委驳回，认为军分区“不了解情况”，“不要听那一套”，“不用和他们打招呼”。当时军队内部也“斗”的异常残酷，大体同全国处在一个形势下，一个水平线上，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原县委书记张玉峰此时任县革委会主任。他支持邵英杰意见，没有理会政委的“三不”建议，采取和稀泥的办法，确定我停职反省，交待家庭历史问题；由四家子公社成立调查组，查明情况后再说，把事情拖了下来。
　　
　　 就这样，我回到公社。但公社还没有接到我停职的通知。他们打电话请示。县里告诉，“不要向群众宣布，也不要让国华同志主持工作”。我心中明白，县领导们对当时武装部几个人的飞扬跋扈也毫无办法。我在“两不”精神下，当天写出《关于我的家庭和父亲》、《我所知道的我当飞行员时的外调情况》，请公社送达县革委会，并抄送给公社一份。
　　 张玉峰同志在14日看到我写的材料，当即和邵英杰等同志研究，解除我的反省。15日，公社两位在职领导代表县革委会到我的办公室，宣布解除我的反省。他们传达了县革委会领导对我的“希望”。
　　
　　 我“反省”不胫而走。好在群众都知道我的档案材料，都知道那些材料不影响我当飞行员，也都知道“反省”的政治背景，纷纷来看我，络绎不绝。卡伦山大队班子集体来看我。民兵连长偷着说：“我们早就知道你要有今天！郑部长咬牙切齿下茬子，要和你干到底。你还得小心呢！胳膊拧不过大腿，没完。”
　　
　　 祸从天降的“导火线”来源于我小学救济的一位同学邵某。此公，1952年春，随祖母改嫁到嫩江城一位中医家。这位老中医一眼也看不起老伴带来的孙子，不时地拳脚相加。每当放学的时候，他不敢回家，坐在校园内一株大榆树下抹眼泪。我知道此事后，仗义把他带到家中。母亲收留了他，一住就是三年。我家困难，他和我一样吃土豆，夏天一块扒树皮，冬天一起拉小爬犁检柴，一样没有皮帽子，一样冻伤手脚。小学毕业后，他回二站农村种田。学的不务正业。社教时，他是“勇敢”分子。文化大革命，他故伎重演，拉起造反团造反。为了邀功，进入大队革命委员会，丧尽天良地检举他姨表姐夫李某。说李与李父在解放前，一次用日本战刀砍死几个新四军战士。李被检举时，是四家子公社派出所所长，正在参加县军管会学习班，在万人大会上，被逮逋。可怜这位老公安，当年“杀人”时虚令仅11岁。假设让那几个人躺在地上，由他父子举刀砍下去，该用多长时间？该用多大力气？有何胆量？黑河地区上上下下，哪个地方曾经集中过几个新四军战士？我的同学就这样，依靠政治上“制假”，依靠政治上的昏馈，坑害了亲属，把他姐夫深挖出来。军管会把这件事当成辉煌的业绩。李被关押三年之久，才无“事”释放。我的同学当时因功而进入二站大队革命委员会。
　　 李某因“杀害”新四军大案被捕消息传到二站，那里的群众大哗，纷纷写信，指出这是假案。二站地区从未见过“新四军”。群众造起反来，把我的同学撵出革命委员会，大会上“罢”了他的“官”。
　　 政治野心也是一种“理想”力，一种驱动力。他这时候想到我。他知道我在四家子公社参加了三结合班子。假设检举我能够成功，含金量更大，价值更高，份量更重。他的身价也会更值钱。
　　
　　 我父亲1943年去逝前，只有几张照片，其中一张是穿一件劳动服，戴顶礼帽，依在照相馆布景中的一个“柱子”前；另一张是身着便服，戴一顶流行的日本战斗帽。他理发工人出身，经常受欺负，为了摆脱那种地位，和几个师兄弟赶到内蒙古巴彦旗报考警察学校，均被录取。经过半年学习，一年多工作，因伤寒病去逝，虚令仅25岁。在我当飞行员的档案中，写的清清楚楚。沿着这条线索，我的同学在两张照片上大加畅想，写信检举我。武装部个别人闻“腥味”而出击。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在我虚令25岁时，我去逝25年的父亲有了职位，还逐步升级，直至让他当上伪满洲国省长。我被推到“三特一叛”的深挖席位，推到“清理阶级队伍”的清理对象位置。
　　
　　 7月中旬，外调我父亲问题的同志返回来。他们悄悄地告诉我，查过来查过去，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没有突破我当飞行员时候的外调档案。我父亲的同事和我们家的邻居都为我们问好。这个结局，在武装部一位副部长主持的公安军管会那里没通过。他们分析原因，把责任甩到外调人员和我的关系上。认为外调人员从中作梗，要求重新调查，一定要查出个水落石出，查出几个问题。
　　 第二次外调要求很严格，保密程度高，特别强调不准让我知道，更不能让我插手。军管会掩耳盗铃。纸里包火，哪里能保的住。新去的两位同志，一位是造反团头头，一位是武装部干事。他们并不回避我。只是外调回来，我不再单独和他们往来，免去瓜田李下之嫌。36年以后的2003年端午节前一天，外调中的一位同志告诉我，我父亲当警察不到两年，没有任何问题，“评价挺高”；我家人缘好，助人为乐，人们记忆犹新；凡调查过的人家或个人，都打听我们母子情况，给我们代好，邀请我和母亲能够去作客。这迟到的消息，一时也让我心中流泪。
　　
　　 清理阶级队伍的浪花
　　 停止工作，交待问题。在政治上是一种过程，常常带给人们以负面影响。“反省”过去，我继续主持工作。县里让我别背包袱，大胆工作。我所处的形势，已经不适宜主持工作。干好了，只是为他人做嫁衣；干出毛病，正中端枪准备射击者的下怀。我何以不冷静分析客观存在的形势和阴影！？心中不知苦辣酸甜为什么滋味。恰在这时，我的老领导张振鹏院长带人到公社以搞调查为名来看我。
　　 他和所有公、检、法的同志一样，都被集中起来军管学习。但军管会同志全是白帽子，几乎无人懂业务，只好从学习班中抽调一批人当顾问，当参谋，直至办案。他被抽调出来，首先当组长派到孙吴县。那里正是肆无忌惮地抓人，创造全国扩大化“典型”的时候。
　　 晚间，只有我们两人的时候，谈些心里话。孙吴县已经群众看管、拘捕近700人，没有一个人可定案，没有一件事以事实为根据。他们抓人就是靠一封信、一个揭发、一个交待等。武装部长李文祥当了革委会主任，不学习，不研究政策，抓人不问青红皂白，将是历史的罪人。他没办法帮助“深挖”，找理由撤了出来。他断定，孙吴县所有案子都是冤假错案，都将平反，时间不会太长；这个县肯定是扩大化的典型。
　　 事实上，清理阶级队伍阶段，这个人口不足１.6万人的边境县，看管了846人，拘捕106人，两者占总人口７％。其中，非正常死亡49人，致残百多人，成为全国第一个扩大化典型县。李文祥和造反派战某、“文革”前新提拔副县长赵某（女）被群众和官方均称为“李战赵”，罪恶累累，罄竹难书，是孙吴县人民的罪人，永远钉在被告席上。振鹏从孙吴利用权力胡作非为的现实，嘱咐我，没有事实根据，没有法律或政策依据，千万不要抓人；要对历史负责，对老百姓负责。“老百姓生活的不容易”。
　　 振鹏已经知道我的全部近况，说我成熟了，有节制了，表现出人格第一，政治品质第一，胸怀第一。对小青楼事件，他肯定我由节制，再节制到反击，到针锋相对的过程；肯定我在武装部检讨的态度，“回敬”“叫号”的态度；也赞成我对郑某人道歉时的胸怀和作法。他从武装部那些人的构成分析告诉我，准备迎接这个档次人的挑战，甚至准备对付他们无中生有的迫害。
　　 第二天，他和一块下乡搞案子调查的同志坚持步行回黑河。我送他很远很远，一直到公社“边境”五里桥。我有说不完的话，说不完的感情，也有说不完的愤怒与感叹。他嘱咐我，叮嘱我，希望我，祝福我，对人生和形势说了又说，讲了又讲。回到办公室，我把他讲的思想归纳为“五个学会”，即：（１）学会发展自己。他唯恐我在武装部一些人的纠缠中浪费时间，浪费精力，浪费才华；“不要把自己和这些人等同起来。”要我在顺利中不骄傲，总结经验发展自己；在失败中不气馁，在总结教训中发展自己；在被歪曲、被打击、被迫害中不消沉，在奋发图强中发展自己。（２）学会保护自己。（３）学会“健康”自己。（４）学会安慰自己。（５）学会快乐自己。
　　 清理阶级队伍没有办公室。我15日再度主持工作时，清查办（武装部长挑头）提出要对五道沟大队关彬忠实行群众看管。我按振鹏的观点，询问看关的事实依据。
　　 关的两个弟弟关彬双、关彬则在春节前的一个夜晚，把棉被拆开，用棉花包鞋，身披白被里子越过黑龙江投修（当时流行说法）。两个人都很年青。但他们感到深挖运动要对他们家“开刀”。群众中有人检举其父是修特。他们兄弟俩承受不了这个压力，做出了投修决定。但苏联很快把两人遣送回来。有关部门以关氏兄弟为靶子，用大汽车载人，在沿江村屯游斗，进行反修斗争宣传教育，随后公开宣判。
　　 关彬忠是“二关”的哥哥。有关部门认定他参与了叛逃预谋；如果“二关”在苏联得逞，他是第二批叛逃人员。但“二关”矢口否认，均无此证。我建议再进行调查，手中有事实根据再办不迟。
　　 我这个观点恰好撞在枪口上。当时兼任北京市革委会主任的谢富治在北京市第十三次全体“阁员”会议上，就清理阶级队伍讲话，强调以反右保证清队。其文件很快由中央转发，全国各地掀起一个反右高潮，清队高潮。县清查办的地方干部鉴于关的问题具有涉外性质，商量了一个保护我的办法，决定由县里直接处理关彬忠，但希望我能出面。我深知这些安排的良苦用心，从心底感谢他们。
　　 关彬忠当时正在出民工建勤，在西岗子公社参加修建阿凌河大桥。我陪同县清查办的同志赶到那里；在帐篷里给四家子公社民工开会，讲大好形势之后，讲阶级斗争复杂性的表现，把关的问题列在新动向条目中，然后宣布实行群众看管。关彬忠站起来，在问明他就是其人后，县清查办直接把他带走。
　　 这是我参与的唯一一次群众专政活动。在谢富治讲话精神传达以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各大队上报10几个群众专政对象，要看管起来。我和公社清查办同志商量，在没有可能叛逃过江和杀人报复等情况下，进行内查外调；对确实有些反常的人，暂时采取居住监视办法，把事情拖了下来，没有再出现扩大化问题。
　　 事实上，全国性的“深挖”、“清队”一直在反“右”中进行，在“狠抓阶级斗争”中进行。后来知道，深挖，清队开始于1967年３月16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的自首叛变材料》，全国刮起“揪叛徒”黑风。随后，中共中央于1967年６月28日发出《关于“抓叛徒”的通知》。江青于当年11月27日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讲，“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都要逐渐地清理队伍”，“党内的，就是要清理叛徒、特务及犯了严重错误死不悔改的人”。江青第一个喊出清理阶级队伍的口号。上海跟的最紧，形成运动，“推动”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