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队长50多岁，大高个子，背有点驼，长着一副很长的鹰钩鼻子。冬天天冷时，鼻尖上就常常挂“灯泡”。惹得我们小孩子一阵发笑。他年轻时到甘肃天水修过陇海铁路，是村里见过世面的人。说话办事都高人一筹。从土改到文革，一直在村里做事，当了多年的生产队长，因此落下了“老队长”这个尊称。
　　 老队长本名杨文治，在杨家门里排行老五，族里人就“五哥、五哥”地叫。小时候他家里还算殷实，爷爷当过乐善里的里长，家里有几十亩地，雇着几个伙计，光景在村里算是上乘。但后来他父亲吸大烟上瘾，逐渐把家业卖光。到土改时家里地已所剩无几了，遂划了个中农成分。这让他后来暗中庆幸了几十年。
　　 老队长年轻时，这一带社会秩序混乱，偷鸡摸狗、打家劫舍成了当地一些年轻人的职业。村里有一个人叫小蛮子，是老队长的远门堂兄，就专干劫路抢人的勾当。年轻人一旦没有正事干，就很容易学坏。小蛮子夜里出去劫路抢人，就拉上老队长帮忙。有一次，小蛮子在红石崖截住一位过路的女学生，窝藏了十多天，强迫女学生和他结婚。老队长跟在小蛮子屁股后面，跑来跑去，帮助堂兄协迫、看管女学生。这女学生很聪明，僵持了一段时间后，她看看情景不对，就故作欢喜状，假意应承愿意和小蛮子结婚，但需要回家一趟，好好准备一下。小蛮子信以为真，放走了女学生。谁知这女学生的父亲是陕州专署的官员。女学生回到陕州后，把这事告到专署法院，专署严令本县揖拿凶犯。小蛮子被抓捕入狱。老队长杨文治闻讯跑到山上藏了几个月，躲了过去。
　　 “跟上好人学好人，跟上巫婆子下假神”。经过这件事后，老队长的母亲认识到，不能让儿子再在村里晃荡了，就逼着儿子随一位远房堂舅到甘肃天水修铁路。当时陇海铁路向兰州延伸，需要大量民工。老队长的堂舅是一个小包工头，专为大包工头招揽工人。堂舅在附近村子招了不少人，许愿说到甘肃做工，那里工资高，每天还能吃上“大米洋面”。大家都很高兴，就随着老队长的堂舅去了。但上工不久，堂舅就把带去的几十个人卖给了大包工头，自己弄了一把钱跑了。
　　 老队长和村里同去的年轻人，干得是最出力的石工活，每天放炮打眼，很是危险。吃的也不是当初许愿的“大米洋面”，而是包米渣子，而且很长时间不发工钱。每月仅给发少量的生活费。他们怕发多了，工人有钱作路费逃跑。远离家乡，生活苦躁燥，许多人感到无望，于是钱一到手就拿去赌搏了。工头看管很严，才从农村出来的老实巴脚的农民，没有见过世面，也不敢逃跑。这样，两年时间就连病带累，死了十多个人。
　　 老队长是个有心人，他把每次发下的小钱悄悄积攒起来，慢慢凑够了路费，暗地里串通了两个老乡，有一天，趁着看管的工头大意，趁夜色逃了出来。
　　 他们披星戴月，时而坐车时而步行，几百公里的路程半个月才回到家。到家那天是夜半，喊门声引来一阵狗吠。仔细一看，还是自己在家时逮的一只小狗娃，现在已长成大狗了。等到喊第二声时狗就不叫了，它记起了主人的声音。是母亲开的门，一见儿子，母亲激动的抱住儿子大哭起来：“治子，我的治子呀，你可回来啦！听说你们干的是石头活，死了好些人，娘夜夜梦见你死啦，你可回来啦！”
　　 在老队长出门这两年多，父亲卖掉了十多亩地，甚至把政府寄放在自己家里的铜质电话线，都拿去卖掉吸了大烟。仅乘下两间小房和一眼窑洞没有卖，供一家人居住。二弟已长成半桩小伙子了，但家里这个样子，哪有能力给他找媳妇？
　　 两年多的外出打工生涯，使老队长见识了不少世事，磨砺了性格意志，也懂得了许多人生道理。父亲吸大烟成了废人，作为长子，他有责任挑起生活的担子。于是，他租了别人几亩地，辛苦劳作，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后来，又给弟弟娶了媳妇。
　　 由于他出过门，见识广，村里人有什么事，都请他出面调停。经一位堂伯举荐，老队长还在联保里混了个保队副的职位。每天跑来跑去，总之是村里有头有脸的人了。
　　 战乱年代，世事如同万花筒。一九四五年日本人投降，一九四六年新四军中原突围来到本县，一九四七年县城第一次解放，国共两党拉锯，今天你杀我，明天我杀你。形势错综复杂，老队长始终保持着不左不右的态度。他利用在联保里混事情消息灵通的便利，今天给这一方透个信，明天给那一方送个情报，使地方上减少了许多厮杀。解放了，许多镇长、保长都成了革命的对象，而他人缘好，还继续当着村干部。
　　 土改时村里来了两位干部。一位是县城附近姓李的年轻人，叫李奎，工作积极，热情很高;一位是从山西老区来的五十多岁的老革命，姓王，办事稳妥老练，一切按政策来。
　　 这时，上边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每个村至少镇压一个人，这个人还必须有血债。
　　 村是个穷村，划成份时，算到骨头缝里也只划出两户地主，一户富农。这些人都是老实巴脚的庄稼人，哪有什么血债？
　　 开会讨论，三天三夜不睡觉，采取熬鹰式的办法，必须找一个，否则完不成任务，过不了关。老队长杨文治也得参加会议，他和大家一样闷着葫芦不开口。最后一夜，年轻干部李奎提出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当了两年联保书记的杨文学。
　　 老队长一听，心里暗暗叫苦，文学是他的亲伯叔兄弟，刚从学校毕业不久，当时联保里找不下识字人，就让文学暂时代替保书记，帮保里写写划划。他个青年学生，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呀，更谈不上有血债。但老队长不敢吭气，他知道自己虽然干着村干部，家里不是地主，但祖父当过里长，名声尚存;自己干过保队副，更要命的是，不知什么时候，在集体加入国民党三青团的册子里，有他的名字。虽然知道的人不多。土改了，若不是自己平时八面光四面净，眼窝头高，会来事，哪里还能留在革命队伍？现在人家提出要杀杨文学，自己敢保他吗？人家会问，那不杀他杀谁？杀你？难道要杀自己吗？老队长暗自警告，忍住，千万不敢吭声。弄不好保不住自家兄弟，还会搭上自己性命。
　　 会已开了三天三夜，大家实在是累极了，明天早上就是最后上报期限了。这时年轻干部李奎采用启发式，提问大家，“保书记是国民党党员不是？”大家说，“是。”李奎又问，“那么国民党杀的那么多人有没有每个党员的份？”大家都不吭声。于是李奎就说，“就这样决定啦，国民党杀的人就有他一份，咋能说他没有血债？”
　　 就凭这一句话，第二天，年轻的保书记杨文学，就成了刀下鬼。老队长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押着杨文学年轻的妻子搜家里，让她偷偷给还在襁褓中的女儿吃了两口奶。
　　 土改该分的分了，该没收的没收了，土改胜利完成了。老队长至始自终都是角落里的沉默人物。
　　 尽管他小心翼翼，谦虚谨慎，但到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时，他还是未能幸免。整罢大队干部整小队干部，小四清、大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老队长和所有的队干部都被集中到距县城十多里的寨上，经受名目繁多的整治，什么“背靠背、面对面”，什么“上楼、下楼”，弄了一个多月。最后实在查不出丁点问题，才让他回家。
　　 老娘在家里哭肿了眼，死活不让他再当队长。但村里实在找不下合适的人选，除了几户地主、富农外，剩下的不是瘸子就是跛子，有几个精精灵灵的贫下中农，又死活不上套。没法，工作队长找着老队长说：“你还继续干队长吧，你若不干就是有问题。”老队长只好又接着干队长。
　　 通过土改、三反五反、大跃进、四清等，老队长对搞“运动”那一套，算是理解透彻了。平日里他从不得罪人，对下面是“挣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上面，他是能哄尽量哄。每年交公余粮时，总是推推拖拖，尽量少交些，给群众多留一些。他知道“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因此从不当先进。本队也比其他生产队的群众日子好过一些。大家就更拥护他。
　　 那时搞大集体，物质奇缺，什么都稀罕。庄稼成熟季节，总有许多人偷。偷棉花偷玉米偷红薯偷豆子，无所不偷，全民都是偷儿。他们提着篮子装作割草，瞅势人不见时，钻进庄稼地里弄一阵，然后上面盖一层草，下面藏着玉米穗子或棉花、瓜果梨桃等。有的人偷一点就走了，而有的人偷起来简直不遮眼。没办法，生产队就组织人轮流值班，看庄稼。
　　 一个大晌午，老队长在后堂庙地转悠，忽听得玉米地里“忽拉、忽拉”响，他屏声敛气悄悄近前一看，原来是三婶。三婶是村里的“惯偷”，摘棉花时，她把棉花藏在裹腿里，割豆子时又把豆角藏在大裤裆里。村里谁提起她都摇头。这次终于撞到枪口上了。三婶一看是老队长，腿都软了，低眉顺眼等着挨训。谁知老队长不但没有斥责她，还转身帮她掰了几穗大玉米，塞到她篮子里，悄声说，“赶紧走吧，顺着村后背坡走，小心让人看见！”三婶讪讪地走了，从此不再偷东西。
　　 还有一次，村里一个叫小痦子的，偷红薯，让工作队老曹抓了个现行，老曹抓住小痦子的领子要往大队带。当时阶级斗争搞得正紧，工作队正要抓几个典型。老队长听说后，立马赶到现场。按辈份小痦子得给他叫“叔”。老队长二话没说，上前照住小痦子的屁股狠狠踢了两脚，破口大骂：“妈那个B，社会主义让你吃的饱饱的，你狗日还偷！走，今晚开社员大会，斗死你个婊子养货！”说着把小痦子带走了。老曹听老队长要开斗争会，也没啥说。走了一截，看着老曹看不见了，老队长就说：“滚吧，开个球会！都不容易，以后不要让工作队再抓住！”这场事就算了结。从此小痦子对这个“叔”，自然是感激不尽。
　　 老队长恩威并施，治队有方，这只是一方面。关键是在他的任上，还为大伙办了几件大好事，这让大家念嘬了好多年。其一就是开通了一条30多里的贯通全村的水渠。那年月，修渠筑路可没有什么机械，全靠人工一镢一锨挖。老队长带着大伙苦干三年，穿岩凿壁，硬是把大西沟的水引到村里。清清亮亮的渠水，从家家户户的门前流过，浇地洗碗灌竹园，使队里多半成了水浇地，粮食产量提高了一倍，还大大改变了村民的生活条件。这条渠一直使用了十多年，直到后来有了自来水才废弃。
　　 第二件事是修水磨。村里一百多号人，吃粮全靠两台旱磨子推，还是忙得排不上号。建一座水磨，就解决了村里人的磨面问题。而建水磨，到外村找木匠打水磨轮子，要花400多块钱，队里哪有这么多钱？而若是本队人干，只用400个工分就行了。可队里没有这样的木匠啊。正在这时，他听表弟说，县城有一个木匠，手艺高强，在城里缺粮吃，想落户到乡下来住。但这个木匠成份不好，找了几个地方都没有人敢接收。老队长听说后，亲自上门找着木匠，问，你是真心要下乡么？木匠说，是真心。老队长说，那好，你先去给咱队里干活，我随后让大队给你开准迁证，你的婆娘娃子我队下都要了。木匠大喜，给队里打了一盘水磨，还修了一座轧花车子，以后又带徒弟，徒弟又带徒弟，给村里带出了一大群匠人。木匠、泥水匠都有了。从此队里盖房做家俱就不缺人手了。
　　 俗话说，见好就收。老队长在干的最红火、威信最高时，嘎然而止。他找了一个叫和尚的人替自己当队长，他自己退了下来。在退下来之前，他已给自己找了一个好营生：看水磨，轧棉花。
　　 同时，他还安排好了两个儿子的前程。正是拥军优属的年代，当兵光荣，就把大儿子送去当兵了。逢年过节，大队都要带着学生娃子，敲锣打鼓给他家送肉送面送春联。大儿子转业后，在县供销社里当了一名售货员。那时物品紧缺，售货员是最吃香的职业之一。村里人需要减面、洋火，都托他儿子给买。大儿媳结婚后，就在小学校里当了民办教师;二儿子很聪明，先是在大队干，看看没前途，也送去当了兵。但在部队里就是提拔不上去。原因是部队派人来调查后得知，老队长在解放前入过三青团，老队长的父亲民国初年曾当过里长。就这一个“污点”，断送了二儿子的军官梦。二儿子没有提成干，但回来后也被安排当了民办教师，以后又转正成了正式教师。
　　 老队长给儿子盖房子时，全村人倾巢出动争相帮忙。房子盖在村中间最好位置，高大气派。在以后很长时间里，村里光景过的最好的，还属老队长的两个儿子。
　　 我记忆中的老队长，就是50来岁时的他，大高个子，头扎羊肚手巾，嘴上戴着口罩，鹰钩鼻子把口罩顶得老高，弓着腰，整天在水磨背后的轧花间里，不紧不慢地往冷轧花机里入着棉花。有问磨面的人，他给你排个号，安排时间，或白天或夜晚。伴着“哐当、哐当”的踏箩声，不紧不慢。
　　 村里人有什么难事，依然找他出主意，“五哥、五哥”地叫。天大的事，经他一说，没有解决不了的。他说话不紧不慢，一副哲人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