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已经九十一岁，母亲也七十多岁，父母亲五个儿女九个孙子女，个个勤劳善良，奉公守法，诚信做人。特别是九个孙子孙女，大的读大学，小的读幼儿园，在学校都是当地首屈一指的好孩子。这个家没有尔虞我诈，只有互相帮助；这个家没有消极懒散，只有勤奋努力；这个家没有黄赌毒和暴力，只有公平透明的竞争和友好的比赛。这个家没有刻薄的指责，只有温暖厚道的笑容。我想，这就是父母亲的家风吧。
　　 说起父母的家风，还得从那艰苦卓绝的年代说起。
　　 父亲是南下干部，共和国的缔造他也流下了血汗，父亲也是抗美援朝志愿军的一分子，而且因为有文化，进入部队就是排级干部，文化教员。父亲有一个好嗓子，唱《英雄赞歌》的时候让儿女觉得余音绕梁。可是战争不会放过任何善良的人，父亲在抗美援朝的战斗中，被美国人的飞机炸得七窍流血，负了重伤。部队让父亲在东北洮南医院养伤四年，那时的父亲，已经三十余岁，没有娶妻。
　　 因为父亲有严重的脑振荡后遗症，组织上把他下放到江西设计院。下放的时候，组织上考虑到父亲的身体很衰弱，给了他十斤东北上好的人参和营养品。那个时候，共和国正遭受严厉的制裁和严重的自然灾害，物价飞涨，生活困苦。父亲将所有的人参和营养品全部给了带着伯伯等一大家子人口的爷爷，爷爷就将这些贵重的东西全部廉价卖掉用以补贴家用。因为得不到应有的营养和医药，父亲的脑震荡后遗症折磨着他，消瘦，苍白，一个堂伯甚至说他就是短命的相。由于不能用脑，父亲再度下放到万年县务农，帮那里的农民种甘蔗，种花生，种水稻。父亲在那里带着纯朴厚道的村民，种出了最好的甘蔗，为此，村民们送给父亲一大堆甘蔗，帮父亲熬成了一大缸红糖。父亲就是用这一缸蔗糖，招待那时才十七岁的母亲的。
　　 母亲才十七岁，是江西第一批邮电中专生。由于家穷，外公把母亲许配给父亲，然后把她从学校拽回来，不让她读书了。母亲比父亲小得太多，不愿意，为此，外公就不让她进家门。父亲见母亲的状况，觉得对不起她，就对母亲说：既然这样，我们就分手好了。父亲说完，默默地垂泪。从来没见过男人掉泪的母亲，突然改变了主意，没再提分手的事情。
　　 为了照顾母亲，父亲毅然向组织提出要求回乡务农。组织上多次挽留，最后批准了父亲的请求。父亲回到家乡，过起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残酷的生活很快就露出了狰狞的面孔。回到家乡的父亲，因为是旧式知识分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因而饱受了村民的白眼。父亲接受了旧式礼教，对辈分小的人总是以长辈相称，因为这个，粗鲁的村民们就给父亲叫了一个绰号：书魔。这个绰号，让母亲抬不起头来。可是父亲遇到那些楞头青当面叫他的时候，只是淡然一笑，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因为这样，那些素质不高的村民，觉得父亲软弱而胆小可欺，所以，这个绰号传到了十里八乡，从此以后，即使是父亲很正常的话语或行为，经过大家的胡编乱造，也会当成笑料传遍十里八乡。父亲挑担超过三十斤就会累得气喘嘘嘘，所以在生产队里挣不到工分，挣不到工分，自然买不到口粮，父亲和母亲常常是有上顿没下顿。因为没有营养，母亲和父亲结婚十多年都没有生育，这在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影响深刻的农村，更是给了人们莫大的话柄。人们对待父亲和母亲，是什么恶劣的话都敢说，什么没良心的事都敢做。父亲有两个堂兄曾经轻蔑地当着他说：一看就晓得你是个没有福气的人！耳朵薄如纸，又没有血色，还想有什么盼头！就连自己嫡亲的侄儿也不叫叔叔，而是直呼其名，帮着其他人欺负我的父亲母亲。
　　 生产队里收获红薯的时候，将最偏远最坑坷最贫瘠的地方分配给父母亲。母亲是最有志气的人，也非常有力气，因为艰难的环境，容不得她也孱弱。挖红薯的时候，母亲总是天不亮就出门，把红薯挖好装好，然后一担一担一点一点地挪回家，一担红薯一百多斤，母亲在最忙的时候，要从五里之外挑回上千斤红薯，回到家的时候，母亲总是无法动弹，用破布包着双脚睡觉。她对父亲说：观音菩萨修行的时候，三十五里桩槁路，四十五里吊藤桥都走过来了，她也要把生活当作修行，什么苦都忍，什么累都受，什么白眼都不在乎，她要和父亲一起，创造一个幸福的家，用行动来回示别人的轻蔑。父亲本来挑不过三十斤的，他就天天在挑担的时候加重，每一个月加五斤，慢慢地也能挑七八十斤的担子。但这无济于事，在农村，男人推车能推五百斤，挑担能担一百多斤，父亲还是个弱者。
　　 母亲快三十岁的时候，居然怀孕了。接连生下了我们五姐弟。负担重了，生活就更加艰苦。尽管父母勤劳，日以继夜劳作，可是生活越来越困苦不堪。因为营养奇缺，孩子们病痛很多，家人个个脸上菜青色浓厚。三天两头得上医院。就是这样的时候，父母还是把不满六岁的孩子送进了学堂。
　　 大女儿长到十三岁的时候，父亲快六十岁。母亲也已经四十多岁。联产承包田地自耕，父母亲经济上丰收了，可劳作的担子更重了。邻人们的孩子都不怎么读书，见母亲让十三岁可以帮忙干活的孩子读书，冷嘲热讽的有之，好心相劝的也有之。几个堂叔堂伯就劝母亲，说：孔夫子暂把眼前论，自己都捉虱子不够了口，干嘛不让女儿回来帮着种田？父母亲听见了，憨厚一笑，什么都不说，因为说了，也是惹人讥笑。
　　 那年，大队的鱼塘丰收了，水库里的鱼捞起来放在小鱼塘中，白花花的满塘鱼。大队找守鱼人，找来找去找到了父亲。母亲满心欢喜。因为那时鱼是非常珍贵的食物，家里常年累月见不到肉星。如果能有一条鱼来安慰我们馋涎欲滴的喉咙多好啊！父亲睡在鱼塘边上，守了那鱼塘一个星期，鱼一条都没少，当然，父亲也没带哪怕一条小柳条鱼回家，当时把母亲气得半死。母亲和父亲吵了一架，骂父亲蠢得不可救药。父亲只说了一句：不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心安。
　　 父亲六十多岁的时候，母亲也四十多岁了，种红薯的时候，父亲可以挑一百多斤的猪粪，他的肩上也起了厚厚的茧。五个儿女，依然在读书，大的读大学，小的读初中。村民们开始改变对父亲的看法。有的人说人还是忠厚的好，看他，这样的书魔，儿女们个个长得好，还会读书。十里八乡的村民们，开始到处说母亲好，说她能干，能吃苦，有良心。
　　 父亲七十岁的时候，儿女们全部参加了工作，各自在工作岗位都很争气，个个都抱着奖状回家。儿女们目睹了父母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历程，大家脚踏实地，干得有声有色。父亲也因对共和国曾作出的贡献而得到了离休的待遇，生活更有保障，日子更加宽裕起来。而在这个时候，父亲的堂兄堂弟们，日子却渐渐不如意，有的六十多岁就病逝，有的七八十岁过着很贫困也很无奈的生活。
　　 父母亲似乎完全忘记了过去所遭受的白眼，歧视，折磨。村里修路的时候，平日里一件三百元的衣服都舍不得买的母亲，一次就拿出几千元；平日里谁家有困难，母亲总是伸手相助，从来都不计较；父母亲还说，村民们过去之所以这样对待我们，是因为我们自己站不起来，自己不争气。现在我们好了，要多多帮助他们，提高他们的素质，让他们也过得好起来。为了覆行对父母的承诺，我们总是想方设法帮助村民们，出钱，出力，争项目資金，引企业来发展。
　　 父亲现在九十岁了，母亲也七十多岁。母亲牵着父亲的手，每天要外出散步四个小时。所有见到的人都羡慕，羡慕他们的健康长寿。所有的人都说，父亲母亲真能干，真有福气，身体真好。好像现在的父亲，与三十年前的父亲压根就不是一个人。父亲的那些堂兄弟们，都已经作了古，他们临终的时候，父亲都去看望过他们，他们拉着父亲的手，依依不舍。村子里有家中碰到困难的妇女，总是把母亲作为榜样，坚信困难会过去的，将来也能像母亲一样。
　　 父亲的同辈没有几个了，他很孤单。除了母亲的陪伴，儿女们会回家陪陪他。在平常的日子，见到他的时候，他的脸上依然是温暖厚道的微笑，从来都没有什么怨言。儿女们都喜欢温暖的父亲，他虽然个子不高，也没有多少言语，但从他的微笑里，大家都得到力量。
　　 父亲五岁的时候，曾经提过名过继给我们的三爷爷，但只是刻了一个名字在墓碑上，除了父亲，三爷爷已无后人。现在，九十岁的他，有个不好意思提起的心愿，那就是，他想把三爷爷的墓也整得富丽堂皇。母亲悄悄把这事儿透给了儿子，儿子们工作非常忙碌，结果提着提着就忘掉了。父亲就失落，但依然没发火，依然微笑。后来女儿也知道了，几个人七嘴八舍一番讨论，三爷爷的墓定在清明节修整，泥水师傅已经请好了。父亲的笑更灿烂了。儿女们的笑也更舒心了，父母的幸福，为儿女们的幸福添了砝码。
　　 父母亲的儿女，已经基本定型。父母亲的孙子孙女，已有三个大的考上重点大学，其他的孩子都爱读书，而且成绩不俗，这是父母的家风带来的。
　　 现在想来，什么是家风呢？家风应当是长辈深厚的德行带出来的一种家庭发展定势。善良勤劳，不畏艰辛，奋发向上，淳朴厚道，团结友爱。
　　 非常感恩父母，他们用自己艰苦卓绝的努力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奠定了幸福的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