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根子姓仝，大名根生。他本是城市户口，随父亲下放到农村的。本村阴姓大户是他母亲的娘家。
　　 文化革命前，小根子在洛阳地区上艺专。他喜欢读书，很有写作才能。但他父亲不让他干这一行，说文人最危险，弄不好就被打成右派。
　　 文革开始后，学校两派武斗，小根子所在的“井岗山”被另一派“红造司”打败，死了好多人。小根子拾了一辆破自行车，三天三夜没吃一口饭，骑车四百余里一口气跑了回来，从此不再出去。
　　 小根子的父亲叫仝家栋，是虢山最早的地下党。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家是永宁县的仝家栋，来到虢山，与人合伙在县城开了一家“八方饭庄”，作为中共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为地下党发展组织、联系工作、开会议事，提供了很大方便。那个时候，干地下党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事。一旦暴露，不但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还会连累亲戚家人的。
　　 有一次小根子的爹和妻子吵架，妻子在气头吆喝道：“你打我，再打我，就把你干的好事捅出去！”不久，仝家栋的妻子神秘死亡。据说是仝家栋觅人把妻子打死的。对妻子娘家人的说法是，她不守妇道。事实上，仝家栋是怕暴露党的机密。妻子死后，留下一个不满两岁的儿子，就是小根子的同父异母哥哥木生。
　　 两年后，仝家栋又和小根子的母亲结婚。小根子的母亲是个家庭妇女，比丈夫小十多岁，平时不过问丈夫的事，只要有吃有喝就行。这很符合仝家栋搞地下工作的需要。
　　 终于有一天，“八方饭庄”被破获，仝家栋作为嫌疑分子被逮捕。他和三十多位同志一起，一条绳子上拴七、八个，一路颠波，押送到国民党叶县集中营受训。在集中营里，仝家栋受尽了折磨，但他坚守党的机密，死活不承认自己是地下党，只说合伙办饭庄是为了赚钱。两年后，日寇逼近中原，在撤退途中，仝家栋趁乱逃了出来。
　　 解放后，仝家栋又找到党组织。他被安排到一家新华书店当经理。仝家栋兢兢业业工作，把书店办得红红火火，还在乡下办了几个分店。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老仝被打成叛徒。斗争会上人家质问他：“国民党为什么把你放回来？你为什么不英勇就义？你为什么不在敌人监狱里组织暴动？”一连串的为什么，让这个在敌人面前足智多谋，从容应对的老共产党员，百口莫辩。随之一家人除了木生外，全部下放到农村。
　　 小根子在学校里，是造反派头头，一心保卫毛主席，领住那些走资派戴高帽子游街，回来一看，人家却在批斗自己的老子，感觉这世事真有点滑稽。从忠心耿耿到消积颓废，小根子似乎一下子醒悟了。
　　 回到村里，大队干部动员他入党，小根子说，“去球吧，我老爹解放前就入了党，啥下场？往后你就是把锣敲烂了，老子也不上杆！”
　　 仝家栋下放到农村改造没几年，就得肝癌去世了。临死前告诫儿子，以后就当个农民吧，公家的事万万沾不得。
　　 小根子上过艺专，文化高，但干农活不在行。锄地，男人们领三行，他只能锄两行;挑粪，人家挑满筐，他挑半筐还摇摇晃晃。队长说他，他顶嘴道，“火车不是推哩，牛皮不是吹的。咱真挑不了，这也不是装的。”等到晚上记工分时，队长说，“小根子你不能算全劳，只能算个半劳，和妇女记一样的工吧。”小根子说，“那不行，毛主席说了，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你就得给我记十分。”队长气得说，“你真是个日牙鬼！”
　　 外号“日牙鬼”的小根子，肚子里装满了故事。在地里干活喷起来，那真是景德镇的瓷器－－一套一套的。大家都爱听他说书，一说一笑，一天的乏累都消了。有时一群人围着听他喷，把干活都耽误了。眼看太阳落山了，该干的活还有一大片。队长日骂他，他就说，“唉，咱是吃球饭，看球脸，干球活，受球管！”社员们哈哈大笑，把队长气得脸煞白。
　　 不久学校缺老师，经生产队推荐，他当了民办教师。小根子给学生上课，眉飞色舞，抛开课本乱讲一气。他讲郭沫若的剧作“卧薪尝胆”，让学生记“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讲“长征”一课时，他说红军那时候实际上是让人家打得落花流水，往西逃哩，后来才叫“长征”……总之是离谱了。很快，学校就以他向学生灌输大毒草为由把他辞了。
　　 小根子教不成书，又回到生产队。他依旧是稀里晃荡。队长领不住他，就推荐他到大队当民兵排长。
　　 那时民兵的枪早已被收回，但小根子不知到哪儿弄了一根小口径步枪，背在肩上。用他的话说，这是“咋唬老百姓”的。每天领着人看管四类分子，维护社会治安，倒也象模象样。
　　 小根子表面上对四类分子态度恶劣，实际上很有同情心，时不时还保护他们一下。
　　 有一次，生产队又开会斗争地主分子贺先容。社员们坐在下面，围着一堆火，纳鞋底的纳鞋底，吸旱烟的吸旱烟。贺先容一个人站在台上子，冻得清鼻涕长流。
　　 小根子看着他怪可怜，就高声吆喝道，“社员同志们，咱们开斗争会，得有个气势不是？大家围个圈，围个圈，让地主分子贺先容站到中间来，狠狠斗他一家伙！不能让他一个人站在台上，老清闲！”
　　 过后他对贺先容说，“叔，我是怕把你冻着了。”老地主连声说，“理解，理解。”
　　 时间长了，那些坏人见了别的民兵瑟瑟发抖，见了小根子，倒觉得亲切。
　　 那时大集体，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社员们吃不饱，经常偷庄稼。麦熟了偷麦，玉米熟了偷玉米，甚至育红薯苗的红薯母子，只要是能吃的，也有人偷。大队就安排民兵下夜，巡逻看庄稼。
　　 一天夜里，小根子和另一个民兵巡夜。走到一棵柿子树下，发现一个人正在偷柿子。小根子上前拉住小偷的腿把他拽下来，但小偷捂住脸死活不让小根子看。越不让看小根子越要看。他扳住小偷的脸仔细看了，原来是邻村的表哥。小根子说，“你咋不吭一声，你吭一声我就不拉你了，看这多危险。”表哥说，“真是肚子饥呀，不然谁来干这事。”小根子说，“我也是肚子饥呀，不是想挣一块加班馍，我管这事做球哩。你赶紧背上口袋走吧，不要让别人看见。”表哥背上柿子起来就跑。
　　 不久大队给小根子派了一项光荣任务，让他押送地主分子老曹回原藉。原来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了，上边来了一条政策，凡不是本地的地富反坏，一律谴返回原藉。于是决定把老曹送回原籍接受批斗管制。
　　 大队经过研究，挑选了两个可靠的民兵，一个是小来子，一个就是小根子。
　　 老曹的老家在六十里外的北湾公社。第二天天蒙蒙亮，两个民兵就押着地主分子上路了。不到中午，两个民兵就从后沟的大路上无精打彩地回来了。一个背着被子，一个腋下夹着胶鞋。
　　 刚走到沟口，碰上大队干部老崔。老崔一见两人就问：“你俩把老曹送到地方啦？”小根子满不在乎说，“送到后岭上啦。”小来子胆小，正积极要求入党，这一下放跑了人，愁得要死。他苦丧着脸说，“跑啦，这是他的被子和胶鞋。”老崔一听说人跑了，气得两眼瞪多大，“好啊，你俩是老赵送灯台，一去不回来。你们把阶级敌人放跑了，看你怎么对上边交待！”小根子说，“你又没有说把人绑起来送嘛，不跑说球哩。他比我俩跑的快多了，比兔子还快。他跑上山，我还在喊‘老曹，你不要跑，八路军优待俘虏！’可他就是不回头！”老崔气得指着小根子说，“你不要油腔滑调的，党组织相信你们，才派你俩去的，谁知你竟把人放跑了。这可是严肃的政治问题！”小根子说，“去球吧，你别给我上这种洋条子，这些我比你懂得多。跑了就是跑了，我俩也不能替他顶命。上边能把我球咬了，蛋吸了，鸡巴啃了？”老崔气得连声“你，你，你太不象话了，等着处理吧。”
　　 第二天公社开一个批斗大会，决定把小根子、小来子也拉去陪斗一家伙。两人在会场外，从上午十点一直等到下午四点，肚子饿得咕咕叫，就是没有人理睬他俩。小根子说，“走球，啥鸡巴了不起的事！”
　　 后来大队办学习班，让他俩在学习班里呆了一个月。每每开会，都要把两人日骂一顿。小来子胆小，一被日骂就哭，而小根子象没事人一样，说，“哭个球哩，该吃吃该喝喝，遇事不要往心里搁。”
　　 运动过后，老曹回来了。两人成了忘年交。
　　 这件事后，小根子的民兵自然是当不成了。他又回到生产队，白天和社员们一起磨洋工，夜里就和老曹，还有右派老余混在一起，他还把《参考消息》偷偷送给他们看，在一起议论“国事”。
　　 冬天的夜，小根子和地主分子、右派坐在窑里，几个人凑在一起，烤着玉米芯子火，谈论尼克松访华、基辛格来中国，还有毛泽东和斯诺谈话，还有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等，几个人谈得热火朝天，忘记了寒冷，忘记了饥饿。
　　 有夜巡的民兵报告给大队，说小根子和地主、右派混在一起。大队干部找小根子谈话，提醒他注意阶级阵线。小根子说，“淡球，我一不党二不团，就是一个烂社员，你管不着！人家关心国家大事，你们懂个屁！”
　　 本村的舅舅看着小根子是稀泥糊不上墙，帮他娶了媳妇后，就不再管他。
　　 小根子在学校当红卫兵头头时，从图书馆弄了许多书。小时候我就看了他许多书，一本一本的，很是过瘾。村里人提起他，都称他是“流逛锤、二流子”，我倒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
　　 后来听说小根子又找到“八方饭庄”另一个地下党的后代，还有一个解放初期被地主还乡团打死的农救会长的儿子，三个“红二代”，成立了一个什么秘密组织。那时候，上边对社会不明组织非常敏感，不久他们一伙被捕，主犯判了十年刑，小根子被判了六年。
　　 小根子被判刑后，妻子和他离了婚，留下一个女儿由老母亲照料。
　　 八十年代初期，拨乱反正。地下党仝家栋被平反昭雪。小根子姊妹几个进城的进城，接班的接班，老母亲也进城当了市民。小根子出狱后，就成了光棍一条。村里给他分了地，但他不会种，交给舅舅料理。他自己东跑西窜，开过矿，倒卖过古币，但都没有弄成事。
　　 他又找了第二个女人，两人同居在一起。那女人花钱太大方，小根子没有什么收入，有一阵子还卖血。养活不起，只好散伙。
　　 直到五十岁上，小根子才在右派老余的帮助下，入赘到邻县一户人家屋里。那个妇女土地多，家底厚实，对小根子也实心实意，小根子才老老实实过开了光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