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柳村曾发生过一桩怪事，这桩怪事如同一个无底之谜，让柳村的乡亲们猜解了几十年。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六日这天清晨，运河岸边的柳村被浓浓的大雾笼罩得严严实实。
　　 这天，贪睡的人们还未起炕，可村前任村支书的遗孀王春香却早早起来了。打开街门的王春香到院外去抱柴禾，脚下被台阶上的一个软乎乎的东西绊了一下。她正诧异着，忽听脚下的包裹里传出来一个婴儿的啼哭声。她伏下身子，急忙把包裹抱起来奔回了屋里，她打开来一看，裹在小棉被里的竟然是一个面庞黑红的胖小子。在裹着孩子的夹被里有一张字条，上面写道：“这孩子是柳旺大哥的骨血，就让他的儿子骨肉还家吧。”字是用铅笔写的，除了几滴水样印痕外，上面再无任何可以资考的线索了。
　　 说起身体壮实、脸膛黝黑的柳旺走马上任柳村支书的时候，正是柳村人穷得叮当烂响，寻遍满条街也找不见一根擦屁股棍儿的困难时期。
　　 这年的夏末秋初，接连月余的天旱少雨，使得运河、凉水河等几条河流都已干涸见底了。烈日炎炎的晌午，地里的玉米秧皱巴巴的打了卷儿，干枯得划根火柴便能点着。熬盼了一年的庄户人看到这副景象，大伙儿的心里都清楚，要是再不下场救命的透雨，今年的收成恐怕是没多大指望了。
　　 屋漏偏遭连阴雨。地里的庄稼眼看着黄了不算，就连村里的当家人也跟着一块儿蔫巴儿了。
　　 要知事情的来龙去脉，还得从头说起。
　　 柳旺的前任支书叫马永峰，是个三十多岁的壮年汉子。和现在的村官比起来，这个人的身上几乎全是优点：没有老百姓厌烦的官架子，村里的苦活累活总是冲在前头。可是人无完人，形象高大的他却与村里有个叫翠兰的年轻女人暗地里偷情相好。想想，这样的男女之事要是搁在灯红酒绿今天，顶多不过是生活小节问题。可那时不行，生活作风是做人的头等大事，是坚决不可饶恕的大是大非问题。哪儿像现在那些权势在身的官老爷们，有几个不是出门是宝车跟随美女相伴？人们是怎么形容时下的当权者来着：一顿饭吃掉一头牛，屁股底下坐栋楼。国家的工资基本不动，家里的老婆闲着不用。现如今，谁还把男女这类事情当回事？哪儿像那会儿的人呀，谁要是偷了人家的老婆，那可是比盗窃抢劫更丢人现眼的事。更何况马永峰被人家抓了现行，裤子给摔在了队部的桌上呢。
　　 说起来，和马永峰偷情的这个张翠兰也是个有男人的女人，可是，她的那个男人只是摆在她面前的一个牌位，徒有虚名而无其实。她名誉上的那个男人叫刘来福，在京城的一家工厂里做事。在他们刚结婚的头两年，每隔上十天半月的刘福来还能回来一趟。到婚后的第三年，刘来福就开始很少回家来了。偶尔回家一天，也是直奔他父母的屋里而不去自己的家。听同在京城里做事的人回来说，刘来福和厂子里一个刚死了男人的女人好上了，两人在城里早已过上了夫妻生活。如此一来，脑袋上顶着高粱花子的张翠兰就被甩在了一边儿。男人变了心，张翠兰心苦却没处倾诉，只得守着五岁的儿子在家里过着寡居的日子。
　　 在柳村几十个年轻媳妇当中，三十岁不到的张翠兰算是最标致的。再加上她这个人又比较喜欢打扮，她要是在那些结了婚的女人堆里一站，衣着得体的她就有些不同凡响。听村里知情人说，当年马永峰还是小伙子的时候，经人介绍，他曾和这个张翠兰处过对象。后来，因为张翠兰嫌他家兄弟姊妹多，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苦日子太穷才没分了手。后来，张翠兰还是嫁到了柳村，只不过这人不是马永峰，而是在城里挣工资的刘来福。文化大革命中，马永峰领着一帮人起来造反，老支书范希文被打倒之后，他便篡夺了柳村革委会主任的位子。马永峰当上村支书后不久，张翠兰便被刘来福冷落了。见到张翠兰整日里愁眉不展的一副神态，勾起了马永峰的恻隐之心，于是便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接近处在被冷落境域中的张翠兰。他先是把年轻力壮的张翠兰安排当了库房保管，随后，又利用他手中的权力给她谋取了诸多好处。没用多长时间，在寂寞和冷清中度日的张翠兰心照不宣地和马永峰一拍即合，渴盼甘霖滋润的张翠兰顺顺当当地和马永峰续起了前情。此后，他们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即使在阴冷潮湿的库房里，一条麻袋铺在地上，他们也能高高兴兴地干上一回。一个响晴白日的中午，吃过晌午饭后，马永峰和他媳妇说要到大队部去研究点事，丢下饭碗便出了家门儿。绕过直通街里的大道，马永峰拐上了去后街张翠兰家的羊肠小路。当来到张翠兰家门口时，他见四下里没人，便贼似的偷偷闪进了张翠兰家的院门儿。张翠兰的五岁儿子搁在娘家让她母亲带着，家里就她一人儿，这会儿，吃过午饭的她正歇晌儿呢。进了屋，马永峰也不说什么，把鞋子甩掉便直扑在炕上眯着的张翠兰，在两人三招两式的挑逗之后，剥去衣服便狼奔豕突地忙活起来。他们哪里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在这对男女忘乎所以渐入佳境的那一刻，早有捉奸预谋的张翠兰公爹和大伯子提着棍棒突然闯了进来，把这对儿赤条条的男女给摁在了炕上。当时，两人都给吓坏了，赤裸着的身子蜷曲成两个肉团儿，除了叩头求饶之外，再也做不成别的了。蓄谋已久的这父子岂能善罢甘休，他们把两人的衣裤往一块儿团巴团巴搂在怀里，一路吵嚷着抱到队部去了。当时正是下午上工的钟点儿，队部门口的大槐树下已经聚集了不少等待派活上工的男女社员。经这爷俩在众人面前抢天呼地的那么一咋呼，马书记的这桩风流丑事便风儿似的刮遍了全村。接下来，刘来福从城里回来和张翠兰离了婚。由于再没脸见人的缘故，张翠兰找了个大她十几岁的老光棍儿远嫁他乡走了。村支书马永峰羞臊得老长时间不好意思走出家门，只得躲在家里装病。再后来，公社革委会派了个调查小组下到村里核实情况，原来，这个马永峰不但乱搞男女关系的作风问题，他在经济上也不太清白。两罪并罚，马永峰村支书的职务很快就被上面来调查他的人给撸了。
　　 马永峰被开除了党籍。他这一倒台，由谁来挑起柳村村支书这副担子，自然也就成了调查组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
　　 当时，有着七百多口人的柳村总共才有四男二女六位党员。其中，有两个上了岁数的老党员牙都没了，眼下，一个在生产队的菜园子里看着菜地，另一个在队牲口棚干着饲养员的活计。除这两人之外，还有两个女党员，一个是土改时期当妇女主任时入的党，如今早已弃锄在家，专职干起了烧火做饭看孙子的家务事。另一个女党员，是刚从外村嫁过来不到两年的新媳妇，对村里的情况两眼一摸黑不说，还是位一脚踹不出个屁来的窝囊肺。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马永峰这一垮台，村里的党员中能接任支部书记一职的人，除去四十出头儿的柳旺外，就再没有能挑起这副担子的第二人了。
　　 从来也没想过要当村支书的柳旺，就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时刻被推上了柳村村党支部书记的位子。
　　 有着一百多户人家，吃粮人不过六百的柳村就坐落在京杭大运河的西岸。村子西面，是一条将近五十米宽的凤岗河，村北则是与大运河相通的凉水河。一条由水泥筑成的京津公路把这一百多户人家从中间隔成了东西两瓣儿。村南村北的一千多亩黑土地不但土质肥沃，而且是涝能排，旱可浇。打多少年前的老辈儿人起，河西柳村便是远近闻名的富庶之地。
　　 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来了，丰衣足食的柳村人不再满足吃饱穿暖老婆孩子热炕头儿的安逸日子，跟着马永峰和刚从部队复员回来的“小林彪”黄五群折腾了起来。村子里的男女老少分裂成了好几个帮派，各自拉起了好几支造反战斗队，每支队伍里都有一位自封的造反司令。一时间，屁大点儿的柳村被折腾得乌烟瘴气乱成了一锅糊涂粥，上上下下老老少少没了可循的规矩和章法。学校、场院到处是阶级斗争的批斗会，田间地头也成了玩儿人于股掌之间的批斗现场。收了秋的土地撂荒着没人种，堆在场院里的老玉米被鸡啄狗挠猪拱羊啃也没人搭理。
　　 几年下来，好端端的一个柳村走了样儿，家家户户的日子是越过越穷，可阶级斗争这根弦儿却是越绷越紧。到马永峰上台当了村支书后，村里的一百多户人家连穿衣吃饭都成了老大难问题。
　　 柳旺正是在柳村最困难的时候走马上任村党支部书记的，你说，他肩上的担子重也不重？他的日子会好过吗？
　　 说到柳旺这人，还是把他的出身历史作个简单交代吧。
　　 北京解放不久，二十出头儿的柳旺便离开柳村去京城里闯荡。在北京那几年，他在工厂里干过杂活儿，也曾在火车站做过搬运工，后来跟着一个建筑公司干过一段时间的泥瓦匠。一九五八年，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开展起来后，他便回到了村里。在深翻土地、整修水库等多项艰苦战役中，担任突击队长的柳旺一直都冲锋在前。在这期间，表现突出的他在火线上入了党。在三年自然灾害开始那年，他挑起了柳村第二生产小队队长的担子。
　　 柳旺这人不但体格健壮，而且干活时不惜力气，还吃得了苦，更主要的是他肯动脑子。以往，只要是他认准了的事情，他不但说干就干，还能豁得出自个儿去。由于他有在外闯荡过几年的经历，所以在眼界和阅历上要比其他人开阔、丰富。
　　 柳旺的性子有些犟，干事雷厉风行，说话直来直去，从不拐弯抹角儿。村里人这样形容他们的生产队长的：柳旺这家伙，甭说他冲你发火儿，就是他把那张黑脸蛋子往下一拉，就够十五人看上半拉月的。
　　 柳旺的一张国字脸黑了些不假，不好玩笑不苟言笑的为人也是事实，但他的为人并不拐孤，即便是大权在握时也从不横行乡里办事霸道。在他当生产队长的那些年，看他和谁真正发火的时候并不多。也许正因为如此，他麾下的那些社员们总觉得有些摸不透他的脾气。平时遇事的时候，只要他把黑脸蛋子不高兴地往下一拉，那些短理炸刺儿的人便闷气不说话了。他干了十三年的生产队长，没见他和哪个社员激烈的冲突过，但却有不少人从心里怵他三分。
　　 犹如一座黑塔似的柳旺，身子骨结实得赛个实心碌碡。但不知是谁的原因，他成家都十几年了，可他媳妇王春香的肚子一次也没见鼓起过，至今也没个孩子。就为这事儿，只有他这一个独子的老娘急得愁瞎了一只眼睛。老实巴交的王春香因为生不下个一男半女的，心里很是苦闷，总觉着自己对不起男人。
　　 在柳旺担任第二生产队队长期间，他在全队村民大会上曾发布过这么一条戒令：凡是私人的猪羊啃吃了队里的庄稼，糟蹋一棵庄稼罚十个工分，年底扣掉一斤口粮。此类事情一经查明落实，不管是谁，严惩不贷。也是事有凑巧，在柳旺发布这条戒令后没几天，村支书马永峰家的一头肥猪把圈门拱开后跑进了村西的一块红薯地。一百多斤的大肥猪连拱带踩一通大嚼，几十棵刚爬蔓儿的红薯秧子成了一滩烂泥。这事恰好被看青的山猫看见了，他挺较真儿，把队长柳旺拉到地里看了现场。这个柳旺也不含糊，他是照章办事取信于民，吩咐队会计记罚了马书记家三百多个工分，在年终分配时，还扣掉了他家三十多斤口粮。就为这事儿，好说不好道的马永峰书记吃了个哑巴亏，为此和黑包公柳旺还结下了芥蒂。
　　 柳旺接手了柳村大队书记的挑子，但他从马永峰手里接过来的是个破烂家当。当时，库房的粮囤空着，趴在生产队帐上可供他调配的资金只有十七块六毛钱。明眼的人谁都清楚，即便你柳旺再精明能干，看你怎么收拾这个破烂摊子。
　　 柳旺书记在上任伊始，他便把全体村民召集到场院的空场上开了个大会，在全体村民面前，他先是把队里的所有家底儿悉数袒露给了自己的社员。他说：“乡亲们，今年的大秋我看是没有多大指望了，咱们要是再不把冬小麦种好，到了明年麦收，全村六百口人的日子可就没法过啦！”说到这儿，他把话停顿住了，拿眼扫视了一会儿坐得东一疙瘩西一块的麾下社员们，他又说，“大伙儿知道我这人的脾气，我也没多大本事，可我不能占着茅坑儿不拉屎。我要么不干，要干，我就把这差使干好，不能让乡亲们跟着我受穷矮饿！”新官上的柳旺在二百多号乡亲面前拍了胸脯儿。
　　 虽说当时的柳村并非是太平天下，但“阶级斗争”的残酷性远没有前几年那么激烈火暴了。尽管什么“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说辞还在，但总的来说，人们的参与热情已大不如前了。凡是有些头脑的人们谁不想想，什么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已经批判了好多年了，可在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制度下过活的“劳苦大众”生活得究竟怎样，人们并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但是，有一样东西却是瞒不过自己的眼睛，单说那每天被人们硬强塞进肠胃里的东西，一天不如一天总是不争的事实。即便再激昂再富有鼓惑性的口号也都是虚幻的，只有不争气的肚子最实在。久而久之，被折腾疲塌了的人们早就厌倦了这场不知目的为何的残酷斗争，热切巴望着自己那糠菜半年粮的穷苦日子尽早的结束。
　　 当柳旺书记提出搞好生产多打粮食解决肚子问题的倡议后，就连在文革中闹得最欢的“小林彪”黄五群，也知趣儿地没提出什么反对的意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