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00五年六月初，我借调来秦城为旅游区撰写材料。报到的那天下午，安置好住处没别的事儿了，就想去看望一下熟人周头儿。认识他是在五年前，那次全国人口普查中，我们同时从郊县上来，在一起工作过四十天。
　　 周头叫周作尘，是个刚出校门不到两年的年轻人，清新而阳光，第一眼见他，我不由得想起当年纯真年月里的那些精神追求和向往，暗叹时光真的能消磨人，仅仅出校门十年的光景，我就像河滩上的卵石，被打磨得圆圆溜溜，当年的激情已经荡然无存了。小周是我们这一组的头儿，他原本是清县统计处的，又是电脑高手，轻车熟路地带着我们几个人把工作干得卓有成效，人口普查结束之后，他和另一个女同志王卓被留在了市局，其余的人全回到原单位。自那次分别，我还没有见过他。
　　 踩着梧桐树叶间漏下斑斑点点的人行道，我向三百米以外的青灰色统计局大楼进发。铸铁片联成的透视墙内，楼前面新增了一座美女雕像，她穿着白色连衣裙，袒露着肩膀和半个胸脯。雕塑家分明是十分用心地塑出了两个乳房的起伏，还有美得炫目的肩膀和脖子，但是在这个大楼前竖起这样一座雕像，还是有种可憎和亵渎的感觉。
　　 统计局一般属于故事不多的地方，比如时下小说故事里面写到腐败官员，大多寻个局长来开刀，有写到公安局长、城建局长、文物局长，鲜有拿统计局长来说事的；再比如，国家统计局年年发布的统计数字，CPI（物价上涨指数）或是低于百分之三，或是接近百分之四，总是围绕着三和四打转，这样的数据，老百姓觉得随它便好了，反正统计局用专业术语告诉你的，跟市场上物价上涨的快慢根本就是两码事。人家李敖早就讲过一个笑话：这个世上有三种可恶的谎言——谎言，谎言，还有统计局的数字。
　　 整幢大楼是寂静的，楼道里充满了隐秘，十几个处室和中心分布在八个楼层，每天早晨，人们像鱼群一样涌进电梯，再分散在每一层的每一间屋内。每一个门里，都是个隐蔽和独立的世界。在我这个局外人眼里，它一点没变，看上去还是那么沉稳和庄严，里面盛满了数据和秘密。
　　 上了四楼，找到原来呆过的那个房间，这房间现在挂着“能源统计科”的牌子，敲门进去，见屋内窗下对摆着两张办公桌，右首那张桌子后面坐着个我没见过的女人，她已经不年轻了，看着有四十多岁，精心修饰过的脸上露着化妆的痕迹，穿着灰色的套装，胸前露出浅驼色的、皱褶熨得很平的衬衣。见我进来，她把两条腿在桌子底下往前探，用脚找到脱下来的鞋。这女人诧异地看着我，这种诧异的目光，我已经很习惯了，我鼻梁上架着的眼镜像两个瓶子底，却长了一副老农民的面皮，估计她心里一定在琢磨：这个满脸土气假装斯文的家伙，不像是个好人。我没敢跟人家呲牙笑，我怕她报警。
　　 她问我：“你有什么事情？”
　　 “我问一下，周作尘在哪个房间办公？”
　　 听到周作尘三个字，她的眼神里有了些戒备，盯着我眼镜又问：“你认识周作尘？他是你亲戚还是朋友？”
　　 “都不是，我跟他是上次人口普查时认识的，我们在这间屋子里一起工作了四十天。”
　　 “哦，是这么个关系呀，你找他，是见个面叙叙旧，还是另有其它事？”
　　 我说我是来秦城办事，顺便看看他。
　　 她听我这么说，眼神就淡了下来，说了句：“周作尘四年前就回清县了。”说完拿起笔在一张纸上写起字来，不想再搭理我。
　　 这女人先是把我问了个底掉，当她弄清楚我与周头儿非亲非故，只是顺便看看他，又来个一百八十度急转弯，一句话都不想跟我多说了，她的冷淡和敌意把我扔进了云里雾里。周头儿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看这女人架势，人家不愿意再跟咱多说一个字，我只好出来了。
　　 越这样云山雾罩的，我越想探明究竟。我又敲开第四个门，总算找到一个认识的人，他也记得我这副尊荣，我向他问起周头儿，总算了解了一个大概。
　　 “你问周作尘？可惜呀，那人你是知道的，脑袋瓜子好使，还有那么一股子锐气……。年轻人嘛，锋芒太露，呵呵。他跟我们张副局长扛上了……”
　　 “为什么?”
　　 “傻呗！为了跟他毫不相干的王卓，他跟张副局长闹翻了，人家姑娘没管他，辞职回清县了，他留在这儿又耗了半年，灰头土脸的，那段日子，全局的人都看他热闹。”
　　 “周头儿到底是陷进个什么样的泥坑？我真的担心起来。“那他现在怎么样？你有他消息吗？”
　　 “他在荒山野岭种花呢。”那人说。
　　 “种花？”
　　 “是啊，他回清县统计处，人家那里早没他的位置了，他一气之下就跑个荒山上蹲着去了。唉，可是名校毕业的高材生啊，听说，是最有优势的后备干部，要不也不会把他留在市局，唉，年轻人啊，毁了！”
　　 看来，周头儿的处境简直糟透了，我得看看他去。
　　 “知道他在清县什么地方吗？”
　　 “听说是县城东边，有个叫董杖子的村北头。你到那一片一问就知道，老乡们都叫他‘周技术员’。”
　　 “周技术员？”
　　 “是的。呵呵。”
　　 周日一清早我就上了开往清县的汽车，在一处河滩旁边下车的时候，太阳刚升起一竿子高。司机告诉我：沿河边往北走，别过河。这是一片真正的荒沟野岭，抬眼四顾没有一个人影，河面上汇集着一层淡蓝色的雾气，流水发出的“涡涡”声听得真切，河那边村子里，隐约有鸡啼狗吠，河两旁高的矮的柳树杨树默默地摇动着枝叶。四野里静悄悄的，只有风拂过耳边的呜咽。我的心沉甸甸的，郁郁的就像是河边没有散尽的雾气。
　　 我走了有半里地，才看见迎面来了个老头儿，他黑瘦的颌下飘着花白的山羊胡子，扛着把搂镐，一窜一窜地往前走。我问他：“往周作尘的荒山怎么走？”
　　 他呆愣愣地看着我，抿着嘴，两条眉毛交替着挑上去，再耷拉下来，身子往前倾着，似乎随时都要走开。这神态，让我想起家里养的那只大公鸡，它总是侧过头瞅人，然后高抬一下左脚，再高抬一下右脚，咯咯叫着跑开。
　　 这老头冲我摇了摇脑袋，“不知道，说不好。”
　　 我忽然想起来周头儿还有另外一个称谓，“技术员，周技术员，知道不？”
　　 老头的两条眉毛一下子全耷拉下来，笑纹随即在那瘦脸上铺开，他咧嘴一笑，露出一嘴的黑牙：“找咱周技术员？早说呀，走，我领你去！”
　　 沿着河边往前走不远，他带我拐进一道沟里，沟的一侧是两米来高凿过的石壁，另一侧是高低不一的土坎，石壁下沿路长着一溜绿苗，每一棵苗旁边都插着一根干树枝，看样子是引着它往上攀爬。认不出那是什么苗，不像是倭瓜，也不是豆角，老头儿见我盯着看，跟我说：“不认得吧？这叫瓜蒌，是药材，可是个好家伙呀！根、秧棵、果，全是药材，都能卖好价钱。”
　　 出了沟往东一拐，出现一片空地，有一幢三开间的旧瓦房，能看见瓦房后面还有一层房子，一溜红色的彩钢瓦顶在阳光下闪着亮，房子对面有两棵大楸子树，它的枝干尽力的向上伸展，也把树荫留在了地上，树荫里停着一辆黑色桑塔纳。我走得气喘吁吁的，那老头扯开嗓子喊上了：“技术员！周技术员！”
　　 一个人从瓦房中间的敞开的门里出来，他抬起右手，扶了扶眼镜腿。没错，是周头儿，这是他的习惯动作。“天哪！老赵！”他大声喊着，向我跑过来，伸开双臂将我抱了个满怀，我俩紧紧地拥在一起。带我来的老头儿嘿嘿笑着，转身走了。
　　 “怎么会是你？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我去过统计局了。”
　　 “哎呀老赵！你可是老朋友里头一个来看我的人！”他的眼镜后面似乎有了些雾气，“老赵，你还是那样，没有变化，是谁说你？蔫呼呼的土匪相，哈哈……”他笑着把我让进屋里。
　　 堂屋里，一张长条案两旁是两把椅子，条案的东半截摊着电动玩具火车和轨道，西半截摆着一盘没有走完的军棋，有一个二尺来高的奥特曼立在椅子上。
　　 我问：“你有孩子了？”
　　 他说：“怎么？奇怪吗？”他又说：“这混小子，摆得太磨叽了，来，屋里坐吧。”把我让进了西屋。
　　 这是个书房，四个书柜顺着西边墙一字排开，窗前是个大书桌，桌上有纸有书，有烟灰缸，还有一盆苍绿的剑兰。电脑开着。落座后，他递过茶，问：“上统计局都遇见谁了？
　　 我简单“汇报”了在统计局遇到的情况，我跟他说起原来那间办公室里的女人，她戒备和敌意的态度让我不理解。周头儿没有插嘴，静静地听着，听到这儿他解释说：“她呀，是张副局长的后老伴，火车站前地下商场卖饮料的，搭上张副局长以后就调进统计局来了。你还记得张副局长不？秃顶的那个？就那形象的还想啃嫩草，人家也不怕塞牙。”
　　 他又问：“他们告诉你，我在这里当山大王？”
　　 “他说你在这里种花。”
　　 “他那是对我有看法，成心埋汰我，我穷愁潦倒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他们才称心。”他无所谓的笑着说。
　　 一个年轻的农妇提着一篮子青菜从门前走过，周头儿出去跟她说：“我有客人来了，一会儿帮我弄两个下酒菜吧。”那农妇痛快地答应一声走了。
　　 “这人是谁？”我忍不住问他。周头儿变换身份的传奇让我受了点刺激，引出来一个模糊的猜想。
　　 “你别瞎想，这是我在村里找的做饭的，山上总有人干活，我中午管一顿饭。”
　　 喝着茶，我突然觉得没现成话可说了，一小阵的沉默。山居安静，只有楸子树的树叶沙沙响，轿车的一半已经在树荫外，太阳照着它闪着亮光。
　　 “老赵，有什么想问的你就问吧。”周头儿低头吹吹杯子里的茶梗，说。
　　 我不自在起来，也不知为什么在他面前感到不自在，“你跟机关彻底拜拜了？来当这一方的诸侯？”
　　 “老赵你在玩词句，你想问的应该是：为什么从市局回来了？为什么会闹到脱离单位？闹到占山为王的地步？是这样吧？”他像论证一样，有些咄咄逼人。这还是原来的周头儿，思考和表达方式没有改变。
　　 周头儿低头喝了一口水，“你去统计局，听他们说了以后，没少琢磨我吧？”
　　 “也没琢磨挺多，只是替你觉得可惜了。”
　　 “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的。五年过去了，我现在……”他嘿嘿一乐，“真该感谢当初的不顺或者磨难，压力都是一点一点压上来的，苦闷也是真够人受的，可是一旦离开那个环境，心情也就随即改换了，我现在活得滋润，写意，感觉精神上从来没有这样放松过。”
　　 他又喝口水，抬头直视着我的眼睛，“想想在单位的日子，争名逐利，患得患失，还要把年轻人都有的棱角非给你磨圆了，这个打磨的过程，真是折磨人啊！”
　　 “谁不是这样？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
　　 周头儿缓慢地摇了摇头，“老赵你知道我，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从小努力读书，毕业后一心把工作干好。可你要在职场上立足，不是把工作干好了就行的，尤其是留市局以后，工作之外的事情更难缠，憋得你喘不上气来，你依着自己的良心说话，就会冲撞庙里的住持，你所有的努力和真话都会被看成另类，都会成为敌视你的祸因，人家认为你是在装，假装正统，恃才傲物，摆不正自己的位置，而且满身都是刺。”
　　 他从书桌上拿过烟来，递给我一支，自己也抽出一支点燃。“单是某个人这样看待你还没有什么，可恶的是鲁迅笔下那些围观的看客们，集体无意识啊！他们把有些人有悖道德、伤害他人的行为，跟你斥责这些行为的举动等同看待，都看成是机关沉闷生活里的调剂，他们添油加醋编芭造模，看热闹的可是不嫌热闹，越热闹越好，唉，人性的低劣，真是让人无语。”
　　 我从他平静的诉说中慢慢清楚了他跟张副局长矛盾的全过程。人口普查工作结束后，市局留下他，是因为他在工作中的表现，是看中了他的才能；留下王卓，则是因为张局的私心。王卓，这个刚从师范院校毕业一年的姑娘，模样靓丽，青春逼人，让丧偶的、当年四十九岁的张局心里蠢蠢欲动。他把王卓安排到局办公室，把周头儿安排到工业统计部门。两周以后，张局安排了一次小范围的聚餐，点名邀周头儿参加，说是给新人接风。
　　 在周头儿的诉说声中，我眼前是这样的情景：张局端起杯子对办公室主任说：“老弟，我可把最珍贵的宝贝搁到你那儿了，替我好好照顾着，真要是委屈了，我可要打上门去啦！”
　　 一桌子人全愣了，等到反应过来又不约而同的笑起来，惊喜地看看王卓，再看看张局。主任也眉开眼笑地端着杯子表起态来：“张局放心，哪个敢冲撞了宝贝，我先替你敲断他的狗腿！”
　　 一桌子人笑得东倒西歪。
　　 王卓坐在那儿，强自镇定的把属于她的那份餐具摆开，筷子从包装袋里取出来放在碟上，她抬起头来看看主任，挤出一个笑容来，然而这不是寻常那种欢畅快活的笑，而是尴尬的、战战兢兢的，她那激动、打着颤的声音里显示出慌乱和无助，“你们说什么呢？这玩笑开得可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