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在幼年时都有美好的梦。幢憬未来，盼望远大理想能实现的梦。
　　 可是，随着岁月的流逝，生活所迫，环境的变迁，社会形势的改变，年龄的增长，梦的结局却不甚相同。有的人的梦能随心所欲，得以实现美梦；有的人几经周折，艰难的努力奋进，到老来是黄粱一梦；有的人立志实现美梦，不断地追寻梦境，竟能如鱼得水，到日薄西山时才实现少年梦。
　　 叹人生：历尽沧桑空怀梦，不得春雨梦难成；但愿政通人遂愿，舒展胸怀梦圆成。
　　 我自幼酷爱文学，当一名作家或者是文学家，是我的“少年梦”。然而，在我正苦苦求学实现我的梦想时，不测的风云降下“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我含泪辍学北上荒原，我的求学之路断了，“作家梦”就此告一段落。
　　 在北大荒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奋斗，我的远大的梦，几经坎坷的经历，本以为今生已成黄粱梦。哪想到今生还能形势变得利于兴国，利于富民，政通人和得舒展，我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现在北大荒风和雨的调顺，竟使我退休后竟圆了我的少年梦。
　　 远大的梦难实现，退居眼前追小梦。
　　 1941年我出生在辽宁省北镇县，家庭贫困。那时我家很穷，五六岁时，父亲因积劳成疾而去世。解放后我对小人书、线装的绣像古典书爱不释手。对书中的人物形象，书中描写的故事境界，使我对爱书到了如饥似渴的地步。贫穷、苦难、沧桑中，开始了我对书的爱好，有了“爱书梦”。可是不是解放了，哪有我这样的孩子念书的机会呀？对于我的“爱书梦”也只是做梦而已。不能上学，看书不识书中字，只能是破碎的梦。
　　 是新中国给了我们姐弟三人免费上学的机会。那时念书的难处就不用说了！当时我哥哥比我大两三岁，姐姐比我大四五岁，刚解放学校就让我哥哥、姐姐到学校念书。我看哥哥、姐姐都能上学，就吵闹着也想上学。当时有位赵玉成老师对我说：“孩子你愿意念书是好事，可你还小，你也上学谁给你妈作伴呀？过两年我来接你上学好吗？”于是，我有了上学的“读书梦”。
　　 哥哥、姐姐上学了，每天晚上哥哥、姐姐在油灯下写作业，我便在一边翻看哥哥、姐姐的书。对小人书、课本我更感兴趣了，哥哥、姐姐有空就给我讲，教我书中的字。到我七八岁上学时，我已经学了不少小学低年级的知识，所以上课时经常边听课边看小人书。老师看我不专心听课，把我的小人书收走，出难题考我。我回答的问题老师都很满意，对我另眼相看了，把没收的书，放学全还给我。我有了读尽天下书的“求知梦”。
　　 然而，事情怎能如愿哪？我们姐弟三人读书面临新的选择。说句实在话，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农村，有几家三个穷孩子都能年到高小毕业呀？我刚进高小时，姐姐、哥哥为了让我能更好的念书，先后退学不念了。哥哥本来是学校保送到中学继续念书，可是他看家中没有劳动力，供不起我们两人念中学，说弟弟是念书的料，让弟弟念中学。就这样妈妈、姐姐、哥哥三人在社里干活，挣工分供我念书。
　　 我深深的记得，哥哥离开学校那天我没见到哥哥，想哥哥一定又去爸爸的坟上了，便也放下书包，向山坡走去。果然，哥哥剃光了学生头，正跪在爸爸的坟前痛哭失声。我也跪在哥哥身边哭，念叨着泪如雨下。
　　 “什么？你说什么？”哥哥听到我的念道声，突然厉声喝问我。
　　 我低声哭着说：“你和姐姐都不念书了，这书我还念个啥劲儿啊？我也不念了，回家给社里放牛……”
　　 “不行！”哥哥愤怒了，“这书你非念不可！我和姐姐下来干活，就是为了让你把书念得更好！”哥哥语重心长地又说：“现在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咱国家还一穷二白，哪有力量办更多的学校，让咱都念书哇？咱家没有男劳力，我不念书在社里干活争工分供你念书，就是为了让你圆你的读书梦！为国家，为咱家，为咱穷人读好书！读大学！将来做个文学家、作家，为咱家争口气！”
　　 “可是，饭都吃不饱，怎么念书哇？”
　　 “那你也得念！”哥哥语重心长地又说：“长山那我的弟弟！你别以为读书梦是你个人的事，是咱全家，全关屯，全国未来的大事呀！……你必须念，念好书为咱穷人争口气！啊？”
　　 哥哥的话令我震惊，让我感动，觉得读书责任的重大，我不哭了，使劲擦掉不争气的眼泪。果断地说：“好！哥哥你让妈妈和姐姐放心，让全关屯的人放心，再苦再难我一定把书念好，实现咱穷人的作家梦！”
　　 就这样，这个远大的“作家梦”，在我心里扎下了根。
　　 其实，这个梦的根源还是我在上四年级时，就在全家开始萌生了。
　　 读四年级时有一件事对我及全家震动很大，使我铭记于心，至今不能忘怀。也令妈妈、姐姐、哥哥对我读书抱有很大的希望，期盼我能为家里争口气：让我把书念成能光宗耀祖的人。
　　 那是大年三十，我的叔叔从沈阳领回一位我的太爷关书香，据说他是前清秀才、老学究。他看我们姐弟三人拿出一卷红纸说：“你叔让我写对联，听说你们三个书念得都不错，正好今天对联没词，你们就每人给我写一幅对联或者春条。看你们谁写得好，我给你们抄。”
　　 我叔一听这是想考考我们仨，便说：“好！你太爷想考考你们，拿出本事来，让你太爷看看。”
　　 我哥哥干什么都麻利，一听这话就说：“好！我是长门长子，我先来！”说着龙飞凤舞的刷刷写完了。太爷拿起一看：是一副春条“宜入新春过新年，母子四人大团圆，今年已比往年好，来年定会胜今年。”
　　 书香太爷一看笑了：“不错，这小子才思敏捷，有眼光，有你父亲的风范！”又看着我姐姐说：“丫头，你也写一副吧！”
　　 姐姐边思索边拿起笔来，写道“年好过节好过日子难过，出有门入有门找借没门。横批是：无法可想。”
　　 书香太爷一看说：“丫头记忆力不错，可是这副对太伤感了，应看到今后哇！”抬头看见我在看墙上的画一声不吭，见那画是岳飞的满江红，对我说：“你在想什么？可以写一副吗？”
　　 我接过笔，不假思索地写道：“立志读书穷天下，长成荡尽诸邪恶。横批：苍天为证。”
　　 书香太爷一看，一下子坐在椅子上，脸变得严肃起来，一声不吭。
　　 哥哥、姐姐向我偷伸大拇指；妈妈不满地剜了我一眼；我叔婶忙给我解围：“小三儿才上四年级，还不会写对联……”
　　 太爷突然打断别人的话，对我说：“孩子！你心高志远，是咱瓜尔佳氏的福哇！可惜生不逢时啊。你认真坚持读书，必有前程。但你乖戾性格，难与别人相处，切不可做官！你记住太爷的话：专心学习做学问，必有前程。”说完再不说什么，揣起我的对联稿走到妈妈面前，对我妈妈说：“小三儿是块读书的料，你要尽最大的努力，供他念书吧！”
　　 提起瓜尔佳氏，这里补充两句。瓜尔佳氏是我们满族的一个姓氏，历史的原因改成姓关。没想到这是几辈子前祖宗改的姓，在那动荡的年代，有的无知人物竟指证我，到北大荒隐姓埋名的罪证。
　　 梦好做，要想实现远大的梦，那有多难哪！我当年念书那难处就没法说了。平时白天上学，回到家还得帮家里干活。给猪、兔挖野菜喂它们，闲暇时间上山砍柴挑到城里去卖，这些东西换来的钱，供我念书填补家用，只有到了晚上点上油灯，才是我学习和作业的时间。
　　 记得在我小学毕业那年，为了能考上中学，关屯的学生们一到晚上，就到我家一起复习做作业，遇有不会的问题就让我给讲。这天我给他们辅导完功课，已经快半夜了，同学们走后我才开始写作业。
　　 这时我妈妈醒了，见我还在油灯下写个不停，便说：“仨儿啊！别再熬夜了，看你眼睛都熬红了，闭上眼睛睡一觉，好好歇歇眼睛。”
　　 我说：“妈你先睡吧！我的作业一个字还没写呢。我得抓紧时间把作业写完。”
　　 “你那眼睛不歇歇也够受的，闭上眼睛歇一会再写吧！”
　　 我一看妈妈唠叨个没完没了，便笑着说：“妈你看我那小白兔，眼睛比我的眼睛还红，一点事也没有；东院我五太爷，成天闭着眼睛，还是看不见东西，这闭不闭眼都一样啊！”
　　 “你这孩子，竟说话气我。兔子是天生红眼睛，你五太爷本来就是瞎子！可你！哎！不跟你说了。”妈赌气不吱声了。我又开始复习。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圆梦”苦读还真没有白费。当时有规定：农村升中学率占3%，城市占5%。我们学校有120多名小学毕业生，我不但被北镇一中录取，还被选进实验班。这实验班不分初高中，一直念四年中学，不参加考试，就是高中毕业。毕业后直接升入大学预科，再学习两年预科进入本科。我们的教材由教育部统一编写，大学预科在辽宁大学。当时辽宁省仅有我们四个班180名学生，和铁岭一中也是180名学生。我们这些学生可以根据个人的爱好与特长，进行文理分科，我被分在文科。
　　 实验班的学习非常紧张，音、体、美可以愿意上就上，不愿意可以不上。一切活动都可以免，为学习让路。据说我们是国家重点培养的栋梁。
　　 尽管不进行升学考试，可是平时的测验，阶段的验收，想过关可就难了。只要有一次不达90分以上，就给你警告；三次就把你调回普通班。再加上什么大跃进、大办钢铁、深翻等等。岂能让你在学校上课？我们的校长书记，甚至教育局、教育厅的领导，都顶不住那些运动风，被打成右派。说他们在培养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把我们赶到大跃进战场。我们就把参加跃进当成体验生活的实践，老师不忘指导我们学习，让我们深入跃进，深入生活，锻炼写作。跃进中我写了一篇散文《宁大爷心理乐开了花》，被选登在“辽宁青年上”；我写的诗歌《灾比灾》，被登在“辽宁日报”上。
　　 我们这些学生参加完跃进，回校后还得来个学习大跃进。走马灯似的上课，加上实验班的学生几乎都是书呆子。不少同学累倒了，我也得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坚持念了三年半，赶上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中学没毕业，休学离开学校来到北大荒，再也没有回到学校。我的“作家梦”只有深埋心底了。
　　 在北大荒参加工作后，我当过拖拉机手、驾驶员、车长、油材料保管员，教师、代理校长、政教副主任。退休后，又从事业余创作。
　　 到北大荒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没有结束，当时我在八五八农场小西山也是吃不饱，连队分给我们两三天的口粮，让自己推磨，自己做饭。这天，我端着可怜的几斤玉米到磨房磨面，看到满墙的白霜，想到夜间冻到炕上的被褥，看着磨盘上的可怜的玉米，觉得肚子在咕咕的响。我丢下磨杆捡起一块砖头，在墙上写道：“早知今日进磨房，何必当初进学堂！”写完后迎着漫天飞雪，漫步向荒原走去，躺在洁白的雪地里，失去了知觉。是连队领导看见墙上的字，把我扒了出来救了我的命。
　　 北大荒艰苦的生活环境，繁重的工作没有改变我学习的习惯，干什么专什么，干什么学什么！从我当上农机工人那天起爱上了拖拉机，开始钻研农业机械。做一名农机专家成了我的“专家梦”。工作之余写一些有关农机的学习心得，写一些通讯报导稿。
　　 天不遂人愿，在一次改装拖拉机夜间播种照明设备时，因工作中碰坏了眼睛，不得不改行当了老师。成天备课上课，写教学笔记，没时间再写其它了。顶多是写写教育教学上的论文。偶尔在“东北农垦报”上断断续续的发表通讯和散文。
　　 就是这样，我被聘任为“东北农垦报”通讯员，再也不敢做“作家梦”了。
　　 然而，就是这零星的通讯，却给我招来祸端。文革时因写的文章惹来麻烦，被批斗得九死一生。都是我这笔惹的祸！我焚烧了全部文稿，再也不动笔了。当教师后因评定职称，没有论文不行，这才又发表几篇教学论文。
　　 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少年时我一心奔着文学家、作家去奋斗，可是使我前途渺茫；不想当老师，可是命运捉弄我，使我因不能再干机务，却当上了老师；到老退休后无可事事，在孩子们的鼓动下开始写小说消遣，没想到这一写就不可收拾。竟被北大荒作家协会接收为会员，市诗词联协会会员，省楹联协会会员，无意中竟圆了我少年时的“作家梦”。
　　 前几年我给老年大学当电脑老师，看到与我同龄人的求知欲，心里十分激动，下课后打开电脑，我写的《我有了精神寄托的平台》，发表在《北大荒文学》杂志上。
　　 我看到改革开放后的大好形势，想到我们的国家不会有那动荡年代的事再发生，这才又重新拿起笔来，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时”，我想起我家的变化，想起少年时在“食不饱腹，衣难遮体”中，想起什么将来“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美梦时，我们却只能住“草拉房”，吃“瓜菜代”……看到我这个穷小子目前家中的巨变，感触颇深。写了一篇《我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征文，发到《退休生活》上，不但被采用，还被评为三等奖，被多家杂志社转载。一次我到佳木斯，受到作家郭亚楠的热情接待，还同老作家丁劲松等一起吃饭交流，老作家的风范和平易近人，执着的对文化事业的追求与奉献精神，令我感动，归来后写了《佳境夕阳红》，被刊登在“红叶”杂志上，这才使我到老来有了发挥余热的“奉献梦”。
　　 既然改革开放后，北大荒的变迁使我圆了少年时的“作家梦”，那报效祖国，感恩祖国难得到来的春天，尽管对我来说为时已晚，那还得对得起“作家”的名称。便抓紧剩余的时光写作，在报刊杂志上不断地发表文章。
　　 我是一名老师，又担任了农场关工委副主任，几十年的教坛生涯，我与青少年有了特殊的感情。我觉得把我的生活经历，坎坷的人生之路告诉青少年，启迪青少年走什么样的路？这路如何走？是有必要的。为此我写关于自己在北大荒的经历的文章，如长篇《坎坷风雨路》和《倒母沟》等，中短篇《一棵树的传说》、《被遗忘的英雄碑》等等，发表在报刊、网站上。用我的追梦的一生，启发教育青少年。在关工委我负责文档、报道、写计划、总结、调研报告等。这些日常事务那一样都必须去写。几年来光是发表的调研报告、论文难以计算；发表在管理局、总局《关工工作交流》上，每年都不少于十几篇。我还在纪念建国60周年时，收集老同志的文章，编写了青少年读本《岁月的献礼》和《岁月的笑声》两本书，和一期《乌苏里文化》创刊号。近几年我又办起了关工工作简报——《双阳之辉》，收到了良好的教育青少年的效果。
　　 从我圆梦的过程中，体会到青少年要热爱文学，应有个能交流写作知识的平台。我的想法一提出。立刻得到党委和各方面的支持，办起了《乌苏里文学社》，创办了文学社社刊《乌苏里文化》。一年多来同样效果良好。
　　 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深知“老牛已知黄昏晚，不用扬鞭自奋蹄”的道理。要圆发挥余热的“奉献梦”，近两三年日夜笔耕不辍，先后在报刊杂志上发表《难忘雪盖荒原时》、《八五八的路》等散文数十篇。在网站上发表散文、诗歌、小说等100多篇。据初略估算达几百万字。这“奉献梦”赶上祖国繁荣向上的好时代，是我在创作上最为得心应手的“子牙迟”的好时机，大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之感。
　　 从我圆“作家梦”的经历看出，一个人的努力奋斗，一个人的理想的梦，离开优良的社会环境，离开祖国的繁荣，离开政通人和，得有多少成难以实现的黄粱梦啊？
　　 我老来总算实现了自己的心愿，为国家做了些好事，也无愧于心，无愧于家族，无愧于祖国，也可以瞑目了。
　　 我的梦，家庭的梦，民族的梦，国家的梦，融入了兴旺发达的腾飞巨龙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