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有所思——我与史启祯
　　
　　 （一）
　　
　　 少小上学时，和同学相处融洽，其乐无穷。或与其相伴，研习课题，或与其唱歌跳舞，玩耍嬉闹，一派天真无邪的样儿。谁也不会去想：以后的路子会怎么走？倘若分手了，何时才能见面？中年工作期，只忙活自己和公家的事，也好象未曾想过，某某同学，他在哪里，有何公干？只有到了老年，才会回顾过去，不断寻思那些不知去向的“小伙伴”了。可这时，尽管绞尽脑汁，死劲回忆，却怎么也想不起他们的眉目是什么样儿。
　　 前年，有朋友告知，西北大学的史启祯教授到处在打听我的下落，他是听原西大党委书记、作家董丁诚先生说的。因史问过董：“你常与文化界打交道，有位叫雷达的认识不？”董答曰“认识”。这事由我那位道听途说的朋友传入我的耳朵，使我高兴得象喝了“西凤”一样的兴奋。我明知史启祯是我初中时候的同学，可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形象来。突然，一位腼腆、少语、勤学、老成、聪颖而又与我十分要好的“少年”闪现在我的面前。“没错，肯定是他！”我坐不住了，四处打听他的电话。我们终于见了面，那是时隔五十二年后的一次难忘的见面哟！
　　
　　 隍庙同窗影，象山稚友情。
　　 长安重聚会，絮语庆相逢。
　　 炙酒飘香韵，乡音荡美声。
　　 分别时已久，白首戏髻童。
　　
　　 这是被我命题为《感分别五十二年长安重聚》的一首诗。他抒写了我与他见面后的真实感受。
　　 1948至1949年我们在韩城城隍庙的简易师范读了初一、初二两年，因“合校”的原因，于1950至1951年又在象山中学读了初三一年。毕业考试，按三年平均成绩，我俩都荣获了“免试生”的特殊待遇。他在母校继读高中，而我因家境贫寒，考入了大荔师范。从此就分手各奔东西，再未曾见面。
　　 五十二年后的重逢，有多少心里话、别后情要向对方倾吐啊！在“炙酒飘香韵”的环境、气氛中，我们说着地地道道的家乡俚语，唱着优美中听的韩城秧歌，全都浸沉在孩童时的欢乐声中，竟然忘记了一切，连我们苍老的脸庞和那花白的头发似乎未曾注意。都是在漫不经心地“白首戏髻童”啊！
　　 但已进入髦耋之年的我与他，毕竟还是“事业型”的哥俩，交谈、交流别后的深造、就业、成果，终还是落脚的话题。他自象中高三毕业后，上了兰州大学化学系，从事了高教工作；而我大荔师范毕业后，却上了陕西师大中文系，步入了文化艺术界。有意思的是，我们在大学毕业后，都各自留校作了助教。只是我半途而废，由从教转道从艺，非驴非马地混迹多年，而他却在化学领域里，成为一名享誉国内外的著名学者。我真为他的辉煌成就而高兴！
　　 九月底，我们又在欢庆母校象中八十华诞之际见了面。经大家推举，由他代表所有各届毕业生在庆典上登台讲话。虽然他是位化学学者，但其讲话（见下篇《车过英山》），却极富文采和浓郁的诗意，博得了满堂喝彩。我又为他的精彩发言而兴奋！
　　 他既是一位在国内“有突出贡献”、且荣获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称号的高等学府的著名教授，又是一位多次出国讲学、在国际上享有很高声誉的著名学者。
　　 他与我同令，现在也是七十二周岁的老人了，由于研究、教学工作之需，经国家有关领导部门审批，继续留任。我更为他的老有所为而感奋！
　　 于是，我有所思：一个人，从出生，到上学，到深造，到就业、到创造，再到获得成果、服务于社会、造福于人民，再到终止服务，是一个说起来漫长，然而却也是十分短暂的人生流程。作为人类，有生，有少，有老，有逝，这是一个自然规律，是一条任何欲求“长生不老”的采药者们所无法变更的规律。重要的是，不可因老丧志，而应老有所为。这于己、于事、于国、于民，都是有利的。这就是我的“老年观”。我极敬慕被我青年时就敬称为“学贤二林”的北京大学的季羡林和陕西师大的霍松林。最可贵的是，这些“老者”或继续坚守岗位，或退而不休，总是以不伏老的心态，仍在继续顽强地干着他的未竟事业，其志不灭，其情未减，其力未衰，其心坦然,其学术研究和对人类文化的探索与追求，是无止境的。他等如此，我的同窗史启祯也是如此。这是多么令人尊敬的“老老师”和“老同窗”呵！
　　
　　 （二）
　　
　　 象中校庆下午，启祯约程宝山和我同去薛峰川登山，我们一边玩儿，一边闲聊。说得最多的还是“老有所为”的事。同小时侯一样，他是一位谦虚随和、斯文少语的人，但却也是一位思想深邃、思维活跃的人。整整一个下午，他未曾说起“化学”上的事，而关于我和宝山从事的民间艺术一事倒说得很多。说起他小时听老人讲故事、看秧歌和参与民俗活动的事来，津津有味，头头是道。他期望我们把民间文艺的研究，继续深化下去，说这里面的学问很深，说那是我们民族文化之根，之源，之本，之魂。可见作为一名化学学者，他涉猎的范围很广，其爱好和兴趣也是多方面的。比起初中时的他，其稳重、多思、温和的本性并未改变，只是苍老中多了些言语、大智和极度的深沉。
　　 我们相约拜会了丁绪成、高武生等几位我们上小学、初中时的几位老师。他们都是八十大几的人了，能见到他们，心里分外高兴。每当老师们赞扬启祯取得的重大成就时，他总是这么一句话：“没有小时候老师的栽培，就没有我们以后的成长！”是啊，尽管我们后来也成为老师了，但我们这些七十出头的学生，也都是今天已九十岁左右的“老老师”们教出来的哟！
　　
　　 (与我们的86岁的老师高武生在一起)
　　
　　 “老师”一词，之所以在“师”字之前冠一个“老”字，这只不过是一个尊称而已，与年龄有关，也无关。如今在各类、各级学校教课的不也有好多中、青年教师么？他们也冠了一个“老”字，不是说他们也已“老”了。可见此“老”字之尊贵，有着何等的分量！我在我的大学老师霍松林先生家里，见到墙上挂着一幅髭须髯髯的“老”者肖像，他是霍松林老师的老师——于佑任先生。论班辈，我该称他为“老老老老师”了，因为霍松林老师的学生马家骏，就是我们“写作课”的老师，还是我们的“辅导员”（相当于“班主任”）。从香港卫视台一个专题节目里，知道享誉世界的数学大师华罗庚先生的中学老师有王维克，清华大学的老师有熊庆来；世纪伟人毛泽东的老师，有徐特立。就是三千年前被称为“至圣先师”的孔夫子，能没有老师么？“三人行，必有我师”嘛！再往远古追溯，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文之祖炎帝、黄帝，能没有老师么？所谓农神、医神、灶神、音神、戏神以及土地爷、龙王爷、马王爷，还有天王星、海王星、文魁星之类，都是包括世世代代广大劳动者在内的无数智者——“老师们”的代名词而已。于此，不仅可以看出这个“老”字之尊贵，而且也可看出其“知识承传”的意义了。正因于此，祖国文化、人类知识，才可代代相传而不断丰富、发展并不断积累和延伸。为此，真正的“老师们”，都是为“知识承传”而不断创造、追求，并殚精竭虑，奋斗终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很少有半途而废的。
　　 上一代一代的“老老老老师”如此，今日健在的“老老老师”如此，“老老师”及我与启祯以下的这些“老师们”也是如此。
　　
　　
　　 （三）
　　
　　 象中校庆之日，见到《象山中学历史资料汇编》发表了我的回忆文章——《艺路始足在象中》，写了我由初中、高中到大学的经历。某日，启祯由西大打来电话说：“你的文章我看了，咱俩的经历还真的有点相象哩！”他说得很准，确实是这样。
　　 其一，我俩都生于1935年，同属“猪”；其二，由于我俩的家庭都较贫寒，都上了韩城简易师范，因两校合并才转入象中；其三，毕业考试，都是“免试生”待遇；其四，1954年考入的都是师范大学（他最初考入的是西北师范学院），毕业后还都留校作了助教。
　　 所不同的是他去了兰州，而我却到了西安；他所学的专业是化学，而我却学了中文。他留助教后一直从事的是高等教育，而我在陕师大只呆了三年，就到文艺界工作了。
　　 一个令我们分手的转折点是，初中毕业后他继续在象中读高中，而我却上了大荔师范，从此就断了线，一别就是五十多年。这是在不同地方、不同岗位上“自我奋斗”的五十多年啊！当我俩再度重逢之时，都已是七十来岁的的老头子了。幸运的是，我们在头发花白之时，又相见叙旧了，谈心交流了，而且还都在干着“老有所为”的事，干着代代延续的“知识承传”的事。尤其是他。
　　 我非常赞赏他在校庆盛典时说的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今年72岁了，在高校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49年，也许是在座年龄最大的在职人员了。……祝愿我们的母校，多出人才，出好人才，为韩城人民，为陕西省和国家的发展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还有：“学做人”，“学知识”。“少索取，多奉献。”
　　 他要求大学生要有““智能１号”粉身碎骨的奉献精神”，“既要像“海绵”那样，在大学这种文化氛围尽情地吸纳，也不要忘记努力建立自身净化机制”（见《西北大学著名教授史启祯在二００六年新生开学典礼上的发言》）。
　　 这些，是他“老有所为”的宣言书，也是他“知识承传”的心头语。相信他一定会在由他带头从事的科研、教学中，为祖国续立新功的！
　　 我是从他的成就、言谈和举止中有所“悟”而发此“感”的。这就是我的“老有所思”。想来，与我俩岁数相当的同令人以及我们的“老老师”们，也会有同“感”、同“思”和同“为”的吧？
　　
　　 从艺始足在象中——庆祝母校象中建校80周年
　　
　　 雷 达
　　
　　 离别母校象中，已56个年头了。每每念起，犹入梦境：或漫步于校园大道，或听讲于高台教室，一切都是那么的清晰，又是那般的安静。老师们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从眼前匆匆掠过；同窗们一张张稚气的笑脸，影影绰绰地四处晃动……
　　 哗哗涺水，滔滔奔流，倾泻着我们青年学子的朝气；青葱象山，巍然屹立，俯视着我们崇高的理想。我们终于进一步深造，步入于社会，开始了服务于人民、回报于母校的种种工作。
　　 难忘啊，那华北兵团浩浩荡荡向西进军的人群洪流！
　　 难忘啊，那西工团崭新革命文艺的精彩演出！
　　 校园里拉拉队此起彼伏的呼喊声，大街上红火热闹的秧歌舞，殿前高台上的新歌剧，城隍庙古老戏楼上的新秦腔……这一切，都是终生难忘的啊！
　　 我是唱着红色歌儿逐渐步入文艺之路的，而为我铺平始足之道的却是我十四、五岁求学时的母校——韩城象山中学。
　　 耕读世传家 初识强仲廉
　　 说起来有缘，亦有趣。我是最初考上了象山中学而并没有入学却改上了韩城简易师范的人，至1950年初象中与简师合并，才又步入了象中。
　　 我出身于韩城雷许庄村的一个贫寒家庭。祖父是个清末学子，精通四书五经，长期从事小学教育，打的一手好算盘，写的一笔好字，精于诗文，尤善对联，长应酬于村上的红白诸事，颇得乡民敬重；但他也是一位常年耕作于田间的行家里手，犁地、摇耧、播种、扬场、赶驴卖炭，拉土垫圈，样样能干。至30岁时，还白天干各种农活，晚间从师攻读经书，真可谓韩城盛行的“耕读传家”之风了。他是我幼年时期的启蒙老师，是对我学前教育最有影响力的老者。我四岁跟他认字识数，后来一直跟他学习，先后在许庄、寺庄、周原、孝义读初小。1947年，经他的选择，送我到韩城简师附小——姚庄高小上学。记得校长是薛云峰。一个深刻的印象是，他身为校长，已经是教我们读书的老师了，但每到清晨，总见他在“八卦楼”上大声诵读古书，是那样的聚精会神，几乎天天如此。这也许只是“韩地文风盛”的一个普通的画面吧。记得薛的爱人叫强云霄，是给我们教算术的，为人和善，教学认真。
　　 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了我曾经崇拜过的强仲廉先生。听说他在“象中”任教，其思维敏捷、智若神仙的传说早已在同学中广泛流传。传得最多的是，说他精通数学，教学有方，每每出题考学生，其题的得数，不是一，就是零，弄得应考者疑惑不定，不得不再算一遍，说这是既为了锻炼学生智力、判断力，又可促进学生细心、耐心和树立信心的有效做法。因他是姚庄人，又在这儿教过书，免不了常来姚庄高小看看。也许是受薛云峰校长的邀请，强仲廉先生为我们讲了一堂数学课，讲得细致入微，有声有色，自然照例有个小考试，不过题的得数不是0，也不是一，而是三。第一次见到了我早就渴望见到的强仲廉先生，还听了他那灵巧、坚实、生动、活泼的讲课，自然也领受到了他那出题考试得零和一、二、三得数的乐趣，心里实在高兴。戴副黑圈眼镜，目光炯炯有神，讲话流利清晰，慈祥机智敏捷，这是他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
　　 也许是因了我崇拜强仲廉先生的缘故，我决心高小毕业后就考强先生所任教的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