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感时忧国”的杰作
　　
　　 ——评蒋廷朝长篇小说《死胎》
　　 蒋廷朝的新作《死胎》是一部奇异诡谲的作品，它就像一面哈哈镜，照出了夸张了的现实，也照出了扭曲了的我们自己。这是一部篇幅不长的长篇小说，但是对于读者来说，阅读过程却像是一次漫长的奇幻之旅。在叙述者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一个全然陌生却又似曾相识的国度，目睹那里的风土人情、奇闻异事。在这个国度里，所有的人、事都被涂上了怪异的色彩，一切的常理、通识、秩序、规则都扭转了方向，变得非同寻常、荒诞不经……在这个作品中，我们窥探到的是一个民族的隐秘与羞耻，同时，也感受到作者沉郁的忧患与焦虑。
　　 学者夏志清在《现代中国的感时忧国的精神》一文中，认为“感时忧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特质。在此文中，他将老舍的《猫城记》、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记》相提并论，称赞这两部小说“在其感时忧国的题材中，表现出特殊的现代气息。他们痛骂国人，不留情面，较诸鲁迅，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两部作品从情节模式来讲具有某种相似性，都是游历者在异域时空经历种种匪夷所思的“怪现象”。它们呈现出共同的讽喻性、奇幻性、以及寓言色彩。正所谓“托言奇境，投射本邦”，它们以奇特独异的方式针砭时弊，批判国民性以及民族根性，展开对现代中国的别一种想象。蒋廷朝的《死胎》延续了先辈作家开辟的这一文学传统，继续以虚拟奇境的修辞策略，展开穷形尽相的现世讽喻。有所不同的是，《死胎》在表达民族忧患意识之外，在民族振兴路径的探索上也在做着同样的努力。
　　 《死胎》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奇特的部落，这里有着奇幻优美的风景，然而贫穷却遮蔽了民众审美的目光。他们不仅对自己生存的环境之美视若无睹，对自己的贫穷与艰辛也是浑然不觉，他们活在虚妄的幸福里面。他们喜欢被感动，也容易被感动，因为感动是“幸福”的源泉。对他们来说感动就好，不管制造这感动的是真相还是谎言。这里有着形形色色的奇谈怪论，和名目繁多的迷信、禁忌。比如，他们认为偷看母鸡下蛋就会瞎眼，他们也坚信喝牛粪汤可以治病（当然，这牛粪不是普通的牛粪，必须是部落最高首领的牛拉的粪）。他们精通各种奇怪的咒语，并认为这的确能惩罚到他们想要诅咒的人。因为他们不喜迁移（“远走他乡”对他们来说几乎是一个废掉的词汇），鲜于外界接触，因此对外部世界有很多天真而又无知的想象。好比，他们认为“北方”必是一个寒冷至极的地方，在那里冬天在外面撒尿，尿液一经尿出就冻成了冰凌，落到地上哐啷断成几截。声音也会被冻得消失，因此人和人之间交流必须交头接耳。他们还认为“佛朗机”人（“佛朗机”在作品中是与部落相对的一个地方，类似外国）喜食幼童，因此对他们有着深深的警惕和敌意。这是一个有着优良的烧窑技艺的部落，烧窑的技艺也被“神奇的”应用于精神领域。教育、道德、思想……都是通过烧窑的法子打造出来的。因此，在这个部落里面，民众的思想、信仰、思维方式惊人的一致。他们崇拜领袖、信奉权威，奴性十足地过着贫穷的日子，但是精神上却无比“幸福”、“充盈”。
　　 与前面提到的两部作品在叙事策略上稍有不同，《死胎》不是设置一个外来闯入者高高在上的以批判眼光进行窥探，而是以第一人称“我”来展开叙事，“我”既是叙述者，又是部落当中的一员，是故事的参与者。整部作品以“我”的经历作为叙事的主轴，借“我”的目光打量部落世界。“我”在部落中长大，并在“京都大学堂”（部落最高学府）接受完大学教育。后来，“我”去“佛朗机”留学，学成归来想在部落办一所学堂，但历经挫折最终半途而废。这样，“我”就有了双重身份和双重的眼光。一个是作为部落成员的“我”，一个是后来加入“佛朗机”国籍的“我”。而后一个“我”无疑具有了前述二作品中“闯入者”的叙事功能，站在一个较高的文化制高点上对落后的部落文明加以审视。在这两个“我”的观照之下，部落政治、文化、风俗、教育、法律等种种荒谬、鄙陋处一一呈现。
　　 在这部作品中，作家有意模糊了故事的背景。从小说提及的汽车、网络来看，故事是发生在现在，而从作品中展现的原始、愚昧的生存方式以及古老的语言风格（如部落、学堂、随学等等古词的使用）来看，故事又似乎发生在遥远的从前。于是故事的空间坐标和时间坐标都有些游移不定。这样，作家便超越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转而上升为对国民性以及民族根性的反省。除此之外，作家也在探索让民族“站起来”的路径。在作品中有这样一个细节：“我”从小生活的村庄和外部世界唯一的通道是一座摇摇欲坠的“彩虹桥”，而“我”患有先天的“恐高症”，每一次过桥都无法站起来行走，只能匍匐着爬过去。在“我”从“佛朗机”留学归来后，有一次在梦中，“我”梦见自己在一个“佛朗机”老人的牵引下，飞过了“彩虹桥”。这个梦无疑是具有象征意味的。“佛朗机”成为部落落后文明的一个参照系，也成为照亮落后文明的一盏明灯。
　　 中国现代文学中“感时忧国”的作品，往往过于急切地表达沉郁顿挫的“忧患意识”，专注于国民性改造与社会政治批判，而忽略了文学审美的层面。无怪乎连老舍自己也不满意《猫城记》，认为其“幼稚”，艺术上不够“高明”。虽然这很大程度上是老舍迫于政治形势的自谦之词，但也或多或少表达出了他在艺术上的遗憾之感。从这点上来说，《死胎》算得上是一个美妙的“例外”。读这个作品，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马尔克斯的“马孔多镇”或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在创作上，作者无疑借鉴了这些前辈作家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将现实与魔幻交错，真实与荒诞相融，借助传说、咒语、动物、植物、梦魇、幻想等等创造出亦真亦幻、虚实相间的文学奇境。同时，作者将忧心忡忡的内心掩藏起来，将深沉的民族焦虑诉诸幽默、戏谑的叙述语调，用笑声和慨叹来完成文学的反讽，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修辞面貌和气质格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