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小镇
　　
　　 九年前，我因政策缘故从局机关流放至一个边缘小镇地税所。当时地税系统尚未进行机构整合，仍然是以行政区划设立征收机构。那个小镇离县城四十多里，我在那里一住就是一个礼拜，周末才回家。虽然我只在那里呆了一年零两个月，但小镇却给我留下了鲜明记忆，在我心灵的硬盘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每每忆起，就像电视画面，淡入的如诗如画，闪回的如梦如幻。
　　 刚到小镇，众家兄弟热忱地欢迎我，说我是“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分配我的工作是负责一个小集镇的税收征管。那里也就只有几十家个体户，每月税款区区5000多元。但这里民风剽悍，基本没有纳税意识。除去几家大户纳税态度尚可，其余都是软硬不吃的难缠户。去那个小集镇收税每一次都像打仗，说不上硝烟弥漫，但也是险象环生。数月后，我发现了一家新开业的加油站，院子里还兼修摩托车、小四轮。我自然要通知老板办理税务登记并申报纳税。可是那位姓权的老板梗着脖子，气冲冲地说生下来就不知道啥叫缴税。于是我开始一遍遍下通知书，纳税通知书、限改通知书等等。一切繁文缛节都履行完了，权老板置若罔闻。甚至所有通知书的回执他都不愿签字。现场围观的不少，没有一个人愿意证明我把通知书送到了，大家都抱着膀子作幸灾乐祸状。我就感叹：战火纷飞的年代那种鱼水关系现在已成鱼网关系了。汇报给所长，他也束手无策。从法理上说，税务机关只是一个准执法机关，没有直接的执法权。所谓直接执法权就是搜查抓人的权利。要采取强制措施，没有当地派出所的配合，那就只是一句空话。弄不好，乡民们群起而攻之，让你去再多的人最后也得落荒而逃。陪所长请公安吃了几次饭，人家被我们的诚恳打动，答应随时可以为我们出警。腰杆硬了，我和所里的几个兄弟骑着摩托车去查封他的加油机。行动前，我到县局借来了摄像机。这台机子过去一直扛在我的肩上，我就是它的主人，但如今我只有“借”了，心中不禁有些怆然。权老板见我们要封他的加油机，大怒，光着膀子，拎着一根铁棍就冲了出来，高声言道：奶奶的，谁封我的机子我就砸烂谁的狗头。接着就是一通污言秽语的谩骂。他见我扛着摄像机，又穿着便衣，以为我是电视台的，就冲我发狠道：你别装模作样的在那拍，有种把我说的话也拍进去。围观的乡民七嘴八舌，都站在权老板一边说话。事情弄到这一步，只有搬救兵了。派出所的哥们儿还算够朋友，只10分钟就赶到了。如今的人们只怕两种人，一种是警察，一种是小痞子。警察屁股后的手枪，衣袋里的手铐对他们极具威慑力，弄不好戴上洋手表，那不是好玩的；小痞子的横行不法也令人胆寒，稍有不慎，轻则拳脚相加，破皮流血，重则腿断胳臂折，弄个生活不能自理。在这里的农村，像税务这样的部门，大家基本上不放在眼里。权老板见来了警察，态度就软了下来。警察们说让权老板到镇里去一下，把情况说清楚就回来。老板娘让他穿上一件上衣，他不愿穿，说是到镇里就回来了，大热天穿上褂子不爽。到了派出所，警察们把他从车里拽下来，不由分说，三推两搡就把他关进了水塔下的小屋里。派出所长说，典型的暴力抗税，最起码给他弄个治安拘留。可是,当警察们去那个小集镇取证时，乡民们没一个愿意作证的，都说没看见，没骂人也没打人。派出所长唉声叹气对我们说，不是不帮你们，没有证据我也没办法，我的权利，不能超过24小时就得把他放了。我说你要证据呀，我有。于是我把摄像机与他们的电视连接，权老板的一切言行顷刻再现。所长兴奋地一拍桌子说：我的乖乖，这证据再形象不过了，治安拘留不行，得弄他个刑事拘留。有了那盘录像带，县公安局当天就批准对权老板刑拘。警车送权老板去拘役所，他在车上唉声叹气对我说：哥哥，这点小事，真的就把我弄进去了？我隔着铁栅栏递给他一支烟，点上火后说：兄弟，这事一到公安手里，我们就插不上手了，你好自为之吧。据说，当时公安局抓人也有任务，抓到权老板就不愿放手，很快就报到了检察院批捕科，检察院下达了正式逮捕手续，就将案卷移送到起诉科，准备以国家公诉人名义起诉，权老板面对的将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后来听说，权老板花了不少钱，硬是将案卷从检察院掏了出来。六个月后，原本黑黑的权老板，面容白皙的走出了看守所。自从权老板被逮后，小集镇的纳税环境有了质的变化，好像大家一夜之间都读懂了税法，见了我都说国家税收当然该缴，抗税不是闹着玩的云云。我就坚定了自己原来的观点：税法宣传的最好过程，就是强制执行的过程。
　　 半年以后，我在小集镇外面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发现了三家屠宰场，以宰牛为业。据反映，此乃兄弟三人，每天每家都宰杀十几条牛。动刀使斧的地方我一个人去还真有点底气不足，于是请所长和我一起走上一遭。走遍了三家大院子，主动和他们打了招呼，人家对收税的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对我们带搭不理，拒人与千里之外的冷淡。我们去的时候，人家正用压水机往宰杀的牛身上注水，高压水顺着死牛的动脉血管汩汩流淌，原本耷拉的牛腿慢慢地就伸直了。我真是开了眼界，原来只知道注水肉，不知道是怎样注进去的，这回有了感性认识。因为人家不理不睬，我们俩就显得很尴尬。正在骑虎难下，外面走进一位古稀老者，见了我们就热情地称我们同志，问是税务的还是工商的，邀我们到他家里坐坐。我们正好就坡下驴，打破尴尬局面，就和他一起来到一个整洁的小院。他和我们说话间，时不时从衣袋里掏出一个酒瓶，对着嘴喝一气。我心里就有点打鼓，别碰上了一个酒晕子，等一会儿借酒撒泼，到那时逮不住黄鼠狼还落一手骚。他热情地请我们坐下，同时进行着对瓶喝酒的动作，我忙掏出烟想敬他一支，他说你们来我这里是客人，哪能吸你们的烟。他掏出一包玉溪分发给我们，我这烟和他比就显得不上档次。落座后他说，前面三家杀牛的是我儿子，凡是公家来人他们都不问，别管要肉的还是要钱的，都由我来管。我一共五个儿子，有一个还是你们税务的，在国税。于是就说了那个儿子的名字。那人我和所长都熟，还在一起吃过几次饭。我说真不好意思，不知道这儿是他的家，大水冲了龙王庙了。老者说没事没事，你们算算该拿多少就开票吧。然后冲外面喊，孩他娘，给我拿三个茶杯来。我们说您别麻烦，我们不渴。然后开了三张票，恭敬地放在他面前。杯子拿来了，他像变戏法一样从另一个衣袋里拽出一个酒瓶，满满一瓶酒均匀地倒在三个杯子里。把税票小心翼翼地放进衣袋,他满嘴酒气地说两位同志咱爷仨每人一杯，喝酒。我和所长傻了眼，三两多酒，一气喝下去，连摩托车也骑不成了。见我们迟迟不肯碰酒杯，老者有点生气，便把税票掏出来，用一叠钱压在上面，严肃地说，喝了酒，钱是你们的；不喝酒，税票你们拿走。没办法，我们端起酒杯分三次喝了下去。老人哈哈大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我说老人家你是海量啊，他用手抹了一下嘴说，我不吸烟，每天两瓶酒。我心里就有点羡慕，夸他说您不是酒神也是酒仙。他说神呀仙的谈不上，老伴都叫我酒鬼。你知道我五个儿子春节回家，我们年三十喝团圆酒咋喝吗？我问咋喝？他就有点沾沾自喜，很兴奋的样子，自夸地说把团圆饭在堂屋里摆好，爷六个在门前每人发一瓶酒，喝完了这瓶酒再进屋坐桌，正式开喝。
　　 晕晕乎乎地骑着摩托车行驶在乡间的小路上，我羡慕老人的潇洒。人生难得几回醉啊，而此老每天都在神仙境界，无忧无虑，这是很高的境界了。与他相比，像我这样每天疲于奔命、劳心伤神的后生小子真是惭愧得很。
　　 这个小小的地税所总共只有六人，家住县城的除去我还有两位女同事，其他三人家都在本镇。女同事家里有小孩，平时不经常来上班。每当夜幕降临，整个院子就我一人。守着空旷的楼房、寂寞的院落，一股强烈的孤寂和苍凉经常将我紧紧包裹。特别是阴冷的隆冬，浓浓地夜暗将这里挤压，听无情的西北风在外面摩挲脚步，敲打窗棂，我就有一种天涯漂泊的感觉。于是，摊开稿纸，将自己埋在那部未完稿的中篇小说《旋涡》的故事中，肆无忌惮地安排那里面人物的命运。有时兴致所至，第二天兄弟们来上班，我就把头天晚上编造的故事告诉他们。唯独有一个故事情节招致大家的反对。小说里，我把主人公地税分局局长的老婆写跑了，此老婆红杏出墙，和一个纳税人燃烧激情。兄弟们对此情节大为不满，一定要我更改。可是他们不懂，小说的故事情节一旦展开，人物的命运有时甚至不受作者指挥。但我还是设计了一个情节，让刚上班的一位女大学生爱上了这位分局长。跑了一个黄脸婆，来了一个红粉知己，对这位分局长来说应该不算吃亏了。只是这个情节明显的游离于整部作品的情节之外，画蛇添足，非常别扭。小说发表时，编辑果然对此提出修改意见。只是我怕兄弟们不依，一再坚持不愿修改，责编还是勉强接受了。
　　 小镇的夜很漫长。有时心绪烦乱，不想看书，因为书是一团乱麻；也不想写字，因为字是一片模糊。于是，穿上一件军大衣，踱上空荡荡的大街。走进一家酒馆，坐在临街的角落，一支无家可归的歌，浅浅斟满我的酒杯。邻近的桌子边，坐着满满的人，他们推杯换盏，吆五喝六，场面热闹非凡。他们的热闹映衬着我的孤寂，我有一种强烈的被边缘化的感觉。飞快把酒喝完，逃也似的离开这个热闹的地方，站在霜天下遥望星空。很快就有人出来蹲在街边“现场直播”,又有人抱着电线杆说着情话。这就让我感到，原来边缘也有边缘的好处啊。置身世外，至少没有身在江湖的压力，没有互相轻视的倾扎，没有名利的纷扰，没有费尽心思的勾心斗角，与所有的事物保持等距离，不会成为别人垂青的对象或盯视的对手。就像我在酒馆里，是一个独来独往的散客，一碟花生米，二两老白干，在一个别人不屑一顾的角落里自斟自饮，无人捧场喝彩，也无人拉扯灌酒。或许，人生本来就不是赶大集，不是逢庙会，不是大会堂的喧哗，不是舞台中心的灯光。就像我站在这里，只是黑暗中的守望，黎明前的曙色，星光下一个模糊的影子。
　　 如今，小镇地税所已经合并，那个院落连同那座办公楼也已经拍卖，人去楼空，往事已非。但每当我下乡从这里路过，我还是忍不住要打开车窗，眺望那座灰蒙蒙的楼房，忆起在这里曾经有过的“税月”。记忆小镇，我把它当作对自己一段生命的检阅。在我生命的音响演奏最低沉音符的时候，是它陪伴了我。感谢小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