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学生年代都会有同桌，整个学生时代的同桌，也不止一个。只是有的同桌对于你，就如同过眼烟云，或似夏日夜空里，偶然划过的流星，转眼即逝；什么也不会在你的记忆中保留下来。当然，也会有些同桌，永远都可以在自己深藏的记忆里，找到属于他的角落；甚至有些成为伴随你走过一生的伴侣。最后一种，终是少数。
　　 我做学生的时候换过不少学校，单是小学就读过3所，自然，同桌也会多几个。在我所有的同桌里，只有三个同桌，深刻地留在了记忆里。
　　 可以在我心里占据位置的第一个同桌，是我读第二所小学的同桌，那是我9岁读三年级的时候。
　　 1955年，我家从上海迁至北京。
　　 下火车的地方，是北京的前门老火车站。
　　 先期调到解放军政治学院工作的父亲，带着一部车子来接我们，把我们接到政治学院的大院里。以后，家就安在那里。到第二年我就读的第一所小学，是那里的西翠路子弟小学。
　　 57年，在北京电子管厂工作的母亲，从单位里分配到几间平房。我们举家从京西的复兴路政治学院，搬迁到了京东朝阳区一个叫驼房营的小地方。电子管厂临时修建的职工宿舍就在那里。
　　 我也就转学到了驼房营小学读书。
　　 那是一所城乡结合部的小学，就读的学生，既有我这样的工厂的子弟，也有附近农村的孩子。在驼房营小学读书的那两年，是我童年时代最顽皮、恶劣的时段。
　　 小时候，我的个子长得挺快，在班级同龄男生中，身高排位始终靠前，而且力气也挺大，很喜欢惹是生非欺负人。记得转学到那里的第一天……
　　 放学时在教室外面排队，有个男孩子欺生，故意装作不小心踩了我一脚。我居然毫不留情，上去就一拳，迎面击中对方鼻梁，顿时鲜血如注……结果当然是被老师扣在学校，然后派了一个同学去我家找家长。
　　 母亲在担任电子管厂厂办的主任，工作非常忙，完全没有时间顾到教育孩子。来学校接人的是好婆，以后很多年，都是我的好婆代表家长，到学校和老师打交道。
　　 那个被老师派到我家去的同学，就是我的同桌，一个家在农村的男孩子。他姓赵，叫衍生。
　　 他做我的同桌，完全是因为我的名字，给班主任老师造成的错觉。有些粗心大意，或者又有些想当然，这位老师很有理由地，把一个名字叫“晓燕”的学生，认定为一个小姑娘。于是，按照学校里排座位的习惯定式，我被当成一个小女生，在旁边安排了一个小男孩，他就是赵衍生。
　　 直到班主任走进教室上课，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错误，那个名字很像女生的孩子，恰恰是个男学生。
　　 赵衍生很憨厚、老实，而且在读书方面很有些笨笨的。其实，他很聪明，只是并不是表现在读书上。毫无疑问，这样一个老实孩子，在我这个“皮大王”边上做同桌，必定是个小跟班！赵衍生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而且言听计从。
　　 很快，我因为转到这里，当天就打人而出名，成了班级里的“霸主”。我挖空心思，玩出五花八门、惊世骇俗的“壮举”。
　　 有一次，把赵衍生帮我抓的一只小鸟，放在书包里。上课的时候，偷偷打开书包，打算给小鸟透透气。小鸟却趁机逃出生天，然后在教室里到处乱飞。惹得全班同学又笑、又叫、又跑、又跳的一起抓小鸟。我的遭遇不言而喻了，老师又把我的好婆找来了。做信使的自然是赵衍生。
　　 一天我去赵衍生家玩，在他们家菜园子附近，捉到一条小青蛇。我拔了它两颗大牙，装进一只小饭盒里带回学校。第二天专门找了女老师的课，在上课前。将活的小青蛇蛇挂在黑板上，居然把来上课的女老师吓得夺门而逃，直接跑到校长那里哭诉。校长当然又是找家长了。
　　 我曾经用橡皮筋做的弹弓枪，差一点，就打瞎了一个同学的眼睛！我成了孩子王，全班同学对我都有些怕怕的，和我最要好的，只有同桌赵衍生。只要我一闯祸，必定会躲到他的家里去。
　　 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农民，家里条件不宽裕。可是，只要我去了，总会想方设法弄些我喜欢吃的东西。其实，我不在乎吃什么，就是他家的棒子面窝窝头就咸菜疙瘩，我吃着都比自己家的白面馒头、大米饭来得更香！因为我喜欢他家那座温馨的农家小院；喜欢小院子里那棵常常坠满小白花的老槐树；喜欢院子外面一望无际的高粱、玉米地；喜欢离开小院不远处，那条清澈的小河；更加叫我迷恋的，当然是这里的淳朴、安闲、和谐的氛围。
　　 ……
　　 可惜，好景不长。
　　 我又因为搬家而转学了。我家搬进了电子管厂在酒仙桥盖好的新楼，我转学到了酒仙桥中心小学。
　　 不过，我和衍生继续保持着那份友情。我还是常常跑到他家去找他玩，甚至在暑假，住到他家小院里，一住就是十天半个月。直到我们都小学毕业，读中学了，还是会经常相聚……
　　 我们的友谊保持了很久。最后，是因为我1965年去了宁夏建设兵团，加上我们家又搬了，这次搬到了京西的公主坟，我们才逐渐失去了联系。
　　 第二个在记忆里留下深刻痕迹的，是我中学时代的同桌。她叫韩留香，是个女生。其实，她在小学时已经是我的同班同学，当然不是同桌。我们之间也并不很亲密，属于那种淡淡的关系。
　　 在我读四年级时，转到了第三所小学，那是酒仙桥中心小学，韩留香就是那个小学的同学。我在这所小学一直读到毕业，那是我少年时代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我从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儿童”，转变成为了一个品学兼优的少年。在这个转型中，我的老师邢思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这一生都不会忘记，自己有过这样一个好老师。以后，我会专门写一篇关于邢老师的帖子，这里就不多赘述了。
　　 小学毕业以后，我升入北京市94中学。
　　 韩留香进了同一所学校，还很巧被分配和我同桌。在以后整整三年时间，我都是和她同桌。
　　 小学四年级起，我在邢老师的教育帮助下，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仅仅用了一年时间，学习成绩已经在班级排名到了“前三甲”的行列。在小学后来的三年里，我每一学期都是“三好学生”，而且成了班级干部，中队长。小学毕业时，我是同年级成绩最优秀的。
　　 韩留香的学习一直很好，也一直都是三好学生和班队干部。进中学后，韩留香担任了我们班级的班长和中队主席，我是学习委员，并且被选入大队委员会。先是担任大队学习委员，初中二年级开始担任大队旗手。
　　 我和韩留香因为班级社会活动的交往，加上又成了同桌，相互了解多起来。我才知道，原来她的父亲就在我母亲工作的电子管厂，担任一个车间的主任，以后又调到了生产科任科长。母亲当时不仅是厂办主任，也是厂部机关的党支部书记，他们就在同一个支部。
　　 有一次，我去韩留香家玩的时候，正好遇见她的父亲。韩叔叔开玩笑说：“我和你母亲在一个党支部过组织生活，你和小香在同一个少先队委员会过组织生活，看起来很有缘啊。”
　　 我们在中学时代来往确实很亲密。我家住在酒仙桥的一街坊，韩留香家在三街坊，距离很近。上学走的同一条路线，每天早上，我都会绕到她家楼下，叫上她一起上学。放学的时候，我们一路回来，也必是送她到楼下后，我再回家去。星期天休息，我常会去她家里玩，或者约上她进城去诸如北海公园、少年宫之类的地方。
　　 韩留香是个在学习方面非常要强的女孩子，每次考试总是想争第一。
　　 当初在小学，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她在班级里独领风骚，占据着第一名的位置。以后，我的成绩跃居上来，曾经有几次抢走了她的第一名。为此，她偷偷哭过好几次。这也是我们在小学的三年同学，关系淡淡的原因之一。
　　 我们成为同桌以后，我渐渐发现了她这种性格。不知道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原因？我连续在几次重要考试中，总会有一门、或者两门，考不出自己的最好水平。不是数学考试中，出现诸如把小数点看错了位之类，不应该出现的差错；就是在语文考试中莫名其妙被扣分。总之，扣分不多，就是不能得满分。这样一来，成绩往往最多排到第二名，甚至会滑到前三名外面去。
　　 当然，那个得第一的肯定是韩留香了。
　　 开始，谁也没用看出什么端倪。韩留香有时还会很认真地安慰我几句。我很得意自己的这种“小阴谋”可以得逞，一点不会因为没有得到第一而不开心。
　　 这个秘密后来居然是被我们的小学老师邢思中戳穿的。
　　 我上中学后，邢老师还是非常关心我。还有巧的是，他的女朋友，就是我们的大队辅导员。邢老师经常会通过她了解我的情况，对我各方面情况，邢老师了如指掌。他从女朋友小于老师那里得知，我的学习有些退步，连续多次的主要考试都没有得满分。邢老师感觉诧异，到我们学校找科任老师查阅了那几份考卷。他很快就明白了，是我故意出现的差错。邢老师对我太了解了，那些小差错，是不可能出现在我卷子上的。
　　 邢老师把我严厉地斥责了一顿，我自然只好老老实实讲出了玩这个小把戏的原委。老师又好气又好笑，很严肃的批评了我。不过，还是答应，只要我以后不再搞这样的把戏，他会替我保守住这个秘密。
　　 在下一次考试中，我得了满堂红。
　　 不过韩留香一点不示弱，获得了和我一模一样的成绩。结果，是我们两个人并列年纪第一名。她和我都很开心，还有一个人也很高兴，就是我们的邢思中老师。
　　 其实，我和韩留香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我们之间只是少年男女纯真的友谊。那种纯净，就像大山里清澈的甘泉，没有丝毫的杂质。三年的中学生活，我们就这样两小无猜地度过了。直到我突然报名去了大西北……
　　 初中就要毕业，我们已经商量过一起报考清华附中。那时，我们两个都是数理化尖子，我们曾经畅想一起在清华园里读书，将来一起在科技领域报效祖国。我却突如其来的放弃了读高中，报名去了遥远的大西北。
　　 为了这件事，她很生气。可惜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她恰好那段时间去了老家天津，等她回到北京，我已经踏上西去的列车……
　　 刚刚到宁夏的时候，我们还一直有些书信往来，在信里她也曾流露出恋恋不舍的小儿女情怀。以后，她如愿考上了清华附中，再以后爆发了“文化大革命”
　　 ……后来听说过一些她的故事，却再也没有联系了。
　　 少年时候的美好往事，已经被深深埋藏在记忆的底层。我不知道韩留香的记忆里，会不会也留有一些残存的片段？也许，早已经把我这个同桌忘记？我却很想这样问候一句：
　　 一切都好吗，我的中学同桌？
　　 我要写的第三位同桌，是大学时代的同学。
　　 1977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就今年高等学校招生问题，教育部负责人答记者问》的报道，正式宣布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恢复。在这个答记者问中，关于恢复高考制度，以及招收标准，中央作出了具体规定：
　　 在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制度后，当年12月，全国共有570万青年考生，走进中断了10年之久的高考考场。第二年，也就是1978年7月，又有大约400多万青年考生，参加了高考。从1977年12月到1978年7月间，全国大约有1000万适龄青年，参加了两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高考。
　　 77年的高考录取比例大约为2.4%。78年稍高些，为6.8%左右。两届平均录取比例大约为4.6%左右。通过这两次高考，77年有大约12万考生被全国各类大学录取。78年略多些，有28万考生，最后跨进大学校门。
　　 我就是恢复高考后的1977年届考生。
　　 我参加的高考考场，设在泸州市的第四中学，属于泸州片区的考生。我所在的泸州长江起重机厂，共有99名往届青年与应届高中生参加了这次的高考。根据规定，是由四川省统一出的考题。
　　 以后，我被当时的泸州教育学院中文高师班扩招录取，校址在泸州市瓦窑坝。现在已更名为泸州职业技术学院。是经四川省人民办事处批准建立的、国家教育部备案的、一所综合性的、实施全日制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由原泸州教育学院、四川省水利机电学校、泸州师范学校合并而成。
　　 在我的同班同学中，年龄最小的张某，只有18岁；年龄最大的黄某，却已经38岁。他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最大的孩子18岁。最有趣的是，他那个18岁的儿子，竟是和他同一届的考生，而且被西南师范学院本部录取了，他们父子成为不同校的同学！
　　 我们班上共有40位同学，只有7名是女生。当然，他们也都是妈妈级了。我那年28岁，新婚不久，只是入校时尚未做父亲。我是全班年龄排名倒数第二，大多数同学都比我大2——3岁。在所有同学中，关系要好，至今印象深刻的，有以下几位：李国政、陈千百、谢桂英、陈建农和王大平。
　　 关于陈建农，我曾经为他专门写过帖子。李国政和陈千百都是同一个泸州片的考生，关系自然会亲近些。谢桂英是宜宾人，比我大两岁，也是班上7个女生中，和我走得最近的一个。
　　 李国政、陈建农、谢桂英和我都是班委。陈建农是副班长、谢桂英是文艺委员、李国政是宣传委员，我是学习委员，也是校学生会宣传委员。我们这几个同学来往较多，大约总有些情趣相通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