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初期的青岛，和现在的青岛相比，小的就像县城。马路，除了像中山路、云南路那样的老商业街是铺好的路，而大部分都是土沙路。
　　 房子一般最高的是三楼，大部分都是二楼或尖顶平房。
　　 那时，我家住在四川路；日本下沿院。那时候我只有四五岁。一天，我正在门外不远处的墙边，和公民、小多一起在那里挖土玩‘过家家’的，就听母亲叫我，“赶快找鞋穿上，带你一起到加工房去”。小孩一听要跟大人出去，高兴的狂蹦乱跳，三步两步窜回家，穿上鞋，就预备好了等着出门。
　　 一会，公民、小多，也回家说好了，马上来到我家也一起去。
　　 炕上，摆着好几个大的、小的，有的还打着补丁的旧面袋子，袋子里三斤、五斤的，半袋、大半袋的装着各种苞米、小米、地瓜干等。母亲让我们一个人背上一袋，然后她背上一大袋，又提溜着一小袋，我们去加工房加工粮食。
　　 那年头，好多人家粮食都不够吃，大人就把每月供给的细粮换成粗粮，这样可以多换一些粗粮；再到加工房，去加好工，好回来做着吃；也调节了不够吃的问题。
　　 出了大院，来到马路，母亲喊：“过马路看着点，有车！”
　　 其实那年头，车很少；半天能过一辆车，马路上还按时走过大马车。穿过四川路，顺着西藏路大上坡往上走；青岛是依着山建的城市，所以，路不是上坡就是下沿。
　　 不多会，我们来到了加工房。
　　 其实，加工房的门头上写着‘粮食加工厂’，因为它就在一排临街的尖顶平方的中间的两间，所以，人们就习惯的叫它加工房。
　　 加工房本来和这些临街的住户一样，也是两间房，但加工房把中间打开了，就成了一间很大的房子。屋里，半拉圈柜台，柜台里面是各种加工的机器。
　　 在加工粮食时，我们小孩都围在加工好的粮食出袋口的边上，等着拾些洒在地上的粮食，然后用纸包好，好回家‘过家家’玩。那时候小孩没什么玩具，所以，什么都可以当玩具玩。
　　 赵经理，四十多岁，细眉长眼，梳着当年最时髦的分头；长脸尖鼻子薄嘴唇，脸上略带书生气，笑起来非常的亲切，说话非常的和气；因为常来加工，都很熟悉，都喊他赵经理。他中山服外面扎着条围裙，戴着套袖，拿着簸箕、扫帚，从柜台里面出来，笑着把我们撵开，把漏在地下的粮食打扫起来，送到后院的麻袋里；因为地下的粮食有土了，人不能吃了，攒多了，就等着赶马车的农民来拿去喂牲口。趁着经理去后院的功夫，我们还是偷着弄了一点洒在地下的粮食，包好装进裤袋里。
　　 母亲交上几毛钱的加工费，就和我们一起，扛的扛，拿的拿，回家了。
　　 我们几个孩子又回到了墙根，把刚才得到的土粮拿出来，继续‘过家家’。
　　 屋里，母亲正在整理放粮食的饭厨的厨面，好把粮食放在上面。
　　 这时，加工房的赵经理来了；母亲一看，惊讶的问：“哟，赵经理，你怎么来了？”
　　 赵经理满面堆笑地说：“真对不起，江大嫂，（周围这些常去的人，他对大家的家庭情况也有所了解）你刚才加工的五斤小米面拿错啦！”
　　 母亲说：“嗨，错了就错了吧！不都是粗粮吗，一样吃！”
　　 赵经理说：“江大嫂，真对不起，你拿去好的倒也罢了，你拿去的是五斤地瓜面。我听说过，你家江大哥有胃病，胃病最不能吃地瓜面。你好不容易换点小米面好给他吃，又拿错了；唉，我怎么忍心，这也是我的责任。”
　　 听了这话，母亲的眼圈红了，感激的说：“赵经理，都是我粗心大意！让你那么忙，还跑这大老远，真过意不去。”
　　 赵经理说：“别这么说，这是我应该做的。”
　　 客气过几句后，赵经理赶紧走了，他还要回去干活。
　　 我们几个小孩，起初看到经理来了，以为是来找我们的；因为我们心里有鬼，所以一看他来了，我们几个赶紧把偷着拿的一点土粮，埋在土里。
　　 等他从家里出来走了，我就悄悄地跑回家问母亲，母亲就把他来的原因说给我听了。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但当年，这件事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以至多年都没忘。
　　 过去的人民走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和现在的人们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奔小康的道路上，的确有很多不一样啊。
　　 虽然，现在的马路平坦开阔，但那种自然的、亲切的乡土气息很难闻到了。
　　 2012年10月于青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