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艺术而艺术”，曾几何时对这个命题是多么地恭敬有加，甚至近乎于虔诚：子期与伯牙，高天流水，阳春白雪，这是一些怎样的人间精灵！
　　 也曾阅读过一些“纯艺术”作品，有诗歌有骈体，有景物描写有心情散记，有人间桃园有梦幻仙境等，就觉得这些作者都是世上最纯碎、最高尚的才男俊女，不食人间烟火，清纯得一尘不染，“蓝蓝的天山有几朵白云轻轻地飘动”，是怎样的一种精神境界！
　　 随着知识阅读和生活阅历的不断丰富，接触到许多古今中外的名人名著，外国的巴尔扎克、莫泊桑、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中国的曹雪芹、吴承恩、施耐庵、罗贯中、蒲松龄、吴敬梓等，中国近代自五四运动之后，杰出的文学家更是英才辈出，鲁迅、郭沫若、老舍、冰心等，可谓群星璀璨。从中发现一个规律性的东西，那就是这些古今中外的大文豪们，他们的作品似乎极少有“曲高和寡”之类的纯文学纯艺术，而是大都以社会现实为背景，尽情地讴歌那个时代的真、善、美，无情地揭露所处时代的一切陈规陋习和假、恶、丑，从而达到弘扬正气、针砭时弊，有力推动时代的不断进步，这些作品经过岁月长河的不断沉淀愈久弥香，成为万民称颂的珍品，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佳酿。唐代刘禹锡有首诗写得好：“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真正的知识分子是敢于负责敢于担当的，比起那些无病呻吟的所谓纯文人，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到备受世人推崇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个问题，遗憾的是，我国作为有着几千年灿烂文明的泱泱大国，多少年来竟无一人能够问鼎，直到当代文豪莫言先生横空出世，以其划时代的洋洋大作《蛙》无可争议地取得多少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文学桂冠，何也？
　　 有人说是东西方文化背景差异使然，老外那一套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人有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中国人就应该高举民族文化大旗，决不可盲目崇洋媚外，不能一见到外国的月亮就认为比咱中国的圆和亮。这种论调唬得是铿锵有力，端得是正义凌然，其实要叫我说那才是典型的“葡萄”心结，你没品尝过就认为人家的葡萄一定是酸的，这是一种怎样的“小家碧玉”！
　　 在这里不能不提到鲁迅先生，虽然现实语境下许多人对他老人家已经不太待见了，认为这老先生不过是个事奶奶，杠子头，净给社会添乱，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云云。甚至连中小学课本都要逐渐去鲁迅化了，要学习孔孟之道，要学习曾国藩的家国之道。窃以为，儒家思想要批判地继承，曾先生或曰曾将军的“之道”也可适当借鉴，这都未尝不可。但是无论如何，作为中国新文学一杆大旗的鲁迅精神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丢不得啊，君不见在通往“诺奖”的征途上，鲁迅先生曾经与之擦肩，当然有先生的谦逊美德在其中，您总不能说鲁迅先生也会崇洋媚外吧。
　　 既然提到莫言先生，这里不妨浅论一二，与同道共同商榷。
　　 莫言出生于普通的农民家庭，在那个政治挂帅、一切讲究根红苗正的年代，由于家庭出身的问题，莫先生甚至连初中都没毕业，但他不抱怨不气馁，以超出常人几倍、几十倍的努力，发奋学习，孜孜以求，在通往文学的道路上不断追寻、探求，积跬步致千里，积小成而大成，最终成为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学巨匠，令国人开怀，令世界瞩目，这难道仅是偶然的吗？我以为非也，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任何杰出人物的成长进步，都是遵循着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莫先生当然不可能例外。
　　 由于长期生活在高密那样有着传统历史文化的农村地区，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在他幼小的骨子里生根发芽，长期与广大的基层百姓生活在一起，经历见证了那个热火朝天的动乱年代，注定了作家的脑子里从小就打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患难的烙印。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参军入伍，在时代的大潮中经历风雨，见证社会变迁，作家的思想不断成熟，对社会和人生的认识不断深化，日臻完善，逐渐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成长为当今中国最多产、最有力度的知名作家。纵观莫先生的成长轨迹，怎一个偶然能够解说清楚？
　　 对于诺奖作品《蛙》颇有些人提出疑议，说那不过是一个特殊年代的一段特殊历史再现，其艺术性比起国内某些优秀作品并没有多么高明之处，这部作品的获奖似乎出乎意外。单从所谓的“艺术性”而言的确是这样，笔者也曾反复阅读过这部作品，也没见其文字水品和故事情节高明到哪里去，问题是这部作品的题材太好了，它把人口与发展问题十分尖锐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引起国人乃至世界人民共同去深入探讨，那就是面对地球资源的日已锐减和地球环境的不断恶化，全世界所有有志之士怎样去共同努力，保护环境，保护我们的共同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个赖以生存下去的有限空间，可以说这才是这部作品能够引起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老外们关注的关键所在。从这一点来看，中国月亮似乎也不比西方的稍有逊色，中国的葡萄同样味道鲜美，酸甜可口，这可不是那些卿卿我我的纯艺术家们所能体验到的。
　　 由此可见，在古今中外的历史长河中，只有那些与时代精神息息相关，反映那个时代最广大民众心声的，敢于揭露、批判时代弊端的作品，才是真实可信的，套用一句老百姓的话叫做“实在”，就是说您的作品真实客观，被广大群众认可，这个与中西文化背景无关，有关的是文化人的精神和意志品质。
　　 我们生活的时代并不都是鲜花掌声、歌舞升平，并不只有窈窕淑女和山珍盛宴，同样存在许许多多的不尽合理、不尽完善的糟粕，假、恶、丑依然像一个个幽灵般的缠绵悱恻，比如社会道德的沦陷，比如贪腐问题，再比如针对弱势群体的种种不公，这就要求我们的写作者要以负责任的态度，去客观、全面、深入地接近他们，去关心它们的疾苦，去为他们的诉愿摇旗呐喊。这，或许才是文人们最应该去做的，比起那些只会哗众取宠的赞美诗人，比起那些“曲高和寡”的朦胧派，比起那些极尽下流之能事的所谓“口水诗”、“下半截”诗人来说，我以为要高尚的多。
　　 前些年有句流行语叫做“雷锋叔叔出国了”，那么鲁迅精神是否也要步其后尘，成为老外们的精神食粮呢？但愿不会，这可是民族真正的脊梁啊！
　　 前些年有媒体搞了个叫什么“共和国脊梁奖”的评奖活动，许多演艺界明星荣登榜首，为此网络上吵闹得沸沸扬扬，只因有位演员明星，堂堂政协委员，面对媒体采访竟然高调宣扬：“我从不投反对票，不给共和国添乱”。真是岂有此理！作为政协委员，参政议政是你义不容辞的义务，为民请愿是你的责任，这样的“不添乱”要你干吗？颇多玩味的是，此女士也竟然堂而皇之地当上了“共和国脊梁”，真是玩乐之极！要叫我说，这样的评奖活动不过是一个小孩子的过家家，小玩闹笑笑而已，千万别较真！
　　 有点跑题了，言归正传。
　　 兜了一个大圈子，再回头看看所谓的“为艺术而艺术”，其实是个伪命题，举个也许不太恰当的例子做比喻。当下人们谈癌色变，谈艾滋病更觉恐怖，什么是艾滋病，其全称为“获得性免疫功能缺陷症”，是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引起的传染病，也就是说一旦感染了此病毒，无论你之前身体如何强壮，无论你利用何种手段占有了多少优势的医疗资源，在强大的艾滋病毒面前都会一败涂地，因为这种病毒一旦被沾染上，你体内的所有免疫机能都将消失殆尽，身体里没有了一丝一毫的抵抗力，只能把自己封闭在真空里，把自己纯净得一尘不染，就像一些念佛者，“心中无邪念”，呆在那个明镜台里，吃斋念善，阿弥陀佛，那种境界无疑是空中楼阁、水中花和镜中月。而真正的佛，释迦牟尼那样伟大的觉悟者却自始至终深入民间，关心民众疾苦，和弱势群体患难与共。令人敬佩！
　　 那些“为艺术而艺术”的文人雅士们，他们口口声声只为欣赏和自我陶醉，只为追求一个境界，伯牙的作品只要子期明白就成，管你普通人等懂与不懂。这种论调看似清清爽爽，实则自欺欺人。试问，哪位真正搞艺术的不想自己的作品能引起广大观众的共鸣，有谁不想自己的作品留芳于世？或许有这样的，我没见过。纵观古今中外，又有那位“纯碎”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能够成为时代的精品？
　　 因此，还得归咎于“葡萄”情结，之所以如此，盖这些人孤独惯了，总是把自己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不能自拔，他们的“洁癖”使自己不能够也不愿意把自己融入到普通民众之中去，总是按照自己的一厢情愿去思考问题、认识世界，然后把这种错误认识强加于民，试图得到大家的认同，这样做的结果显然是群众不买账，这样的作品只能处于“见光死”的尴尬境地，就像一个艾滋的患者，一接触外界环境必然百毒浸身，最终逃脱不了呜呼哀哉的命运。
　　 既然为艺术而艺术行不通，我们的写作者们还是应该脚踏实地到群众中，把自己充分融入到社会实践之中去，站在时代的高度去观察事物，发现问题，追寻时代发展的步伐，奏响这个时代的主旋律，让你的作品昂扬地走过春天，开花结果，去迎接硕果累累的金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