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我升入驮涧中心校读小学三年级。
　　 在农村每家每户相距甚远，而学校位于驮涧村，临近的几个村庄没有学校，所以像西河原、瓦渠、上庄、程河原的孩子们读书得行走三四公里的脚程。那时很少有人家里坐拥小轿车，有辆永久或飞鸽牌自行车就已经令人魂不守舍了，当然，有辆三轮车或摩托车的更是牛叉。不过，校方是不允许学生单独使用这些交通工具来上课的。我家就在瓦渠，每次因为距离的缘故，通常早上都会选择带着一天的干粮跑去学校。
　　 学校的灶房十分的简陋，除过仅有的一个大锅和蒸笼就没有几件像样的物什了，四周的墙壁总是大片小片的掉皮。农村是没有早餐这一说的，饭点一般定在上午的九点和晌午的两点，一天下来只吃两顿饭。学生们经常从家带来圆馍、长馍、花卷、水油饼，偶尔也带点包子，如韭菜、茄子、猪肉、羊肉的，乡人做得包子皆很瓷实，耐饱的紧。我们常常会羡慕花卷里涂上辣椒粉的,以为人家的母亲想得周到，不仅变出了新花样，而且还省了孩子吃菜的难处。也有同学带菜，比如带点辣椒粉、西红柿、苹果、白皮葱、红皮葱、笨梨或者家里腌的咸菜。记忆里没见过有哪个学生带面条的，清一色都是大小不一，形状怪异的馒头。由于学生有百十来号人，灶房的阿姨热馒头都得分几批进行，同学们害怕馒头被领错，攥着自己的铅笔或钢笔标上记号，起初大家中规中矩的签上自己的大名，例如王东东、高李仙、史文栋、张燕。后来都觉得一个汉字的笔画已经让人够呛，姓和名构成的总是三个字的比两个字的常见。又脑筋一转，开始画个圆、五角星、正方形之类的。由于画形状的人日益增加，继而甲领走了乙的馒头，丙拿走了丁的肉包子。总之，假如你到了饭点还磨磨蹭蹭的，最后没人领的长得一看就是后妈生的丑馒头一定归你所有了。我们村上有一户人家穷的叮当响，他家的儿子跟我是同桌，我时常在学业上帮助救济他。我发现他带的馒头就很有特色，比如用粗面蒸得馒头，玉米面蒸得窝头。他极少带白面馍，而我总是喜欢拿自己的白馍跟他的做交换。那会儿白面馍多娇贵啊！也不知哪个家伙走露了点风声，当母亲得知此事后，拧着我的两只耳朵骂我蠢得像自家院里的那头斑点小公猪不懂得护食。
　　 校园的操场是特别的单调，周围能植一排槐树已经是烧高香了，跷跷板、秋千、单杠都仅有一个。课间休息时，我们发了疯似的往教室外边跑，甚至有人在跑的过程中兴奋的跌破了裤子，只为争抢这些能简单玩一玩的工具。学校一共有五个年级，从幼儿园依次到五年级。而低年级的学生是惧怕高年级学生的，软弱的是惧怕厉害的。同年级的，你不怕你争抢时厮打不过人家，往往当心的是人家背后还有个做哥哥兄弟的撑腰。有一段时间，男孩子沉迷于弹弹珠，从右手练绝技到左手，最后又从手上转移到脚下。女孩子倒是叫人放心，整天踢踢毽子、跳跳皮筋，偶尔来个老鹰抓小鸡、丢手绢、打沙包。男孩子向来是很调皮的，总是闯进女孩子玩的游戏里乐此不疲。那会儿很容易就满足，以为世间好玩的也不过如此而已。
　　 夏天知了爬上杨树欢唱，校园的地面却被太阳烘烤得冒了烟。校门外对面有个小卖部，整个夏天的记忆似乎都藏匿在此处。那时一毛钱一个冰砖异常的流行，一次母亲高兴地去谭坪乡赶集，特意丢下三块钱让我买想吃的东西。一个人还没走到校门口，摸摸口袋钱已经不翼而飞了。时值自己口渴难耐，独自在秋千旁活拧神，瞥见一位同学正情不自禁地舔着手里的一块冰砖，我忍不住没骨气的多瞅了几眼，他大概是瞧出了我的心思，居然毫不犹豫地把冰砖递给了我。那一刻，我却有些迟钝。其实，小卖部已经有冰淇淋在售卖，一个卖一块，可当时在我们的眼里看来实在太昂贵。后来，我和他竟然成了狼狈为奸的好哥们，真是有好吃的好玩的一起享，要打架欺负同学的一起上。如今想想交朋友原来也可以这么简简单单，真教人不可思议。不像长大后，开始考虑一个人的身高长相、家庭背景、工作人脉以及利益关系。也经常逛大型超市，当一个蒙牛的、伊利的、雀巢的冰淇淋价格卖到5块、7块的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甚至一份哈格达斯的冰淇淋卖到30块，可惜的是缺少那时一块普通的冰砖透着的一股久违的温暖。
　　 麦子成熟的季节，老师会带领我们去地里收割她们家的麦子。最难忘的要数给王雪梅和张兰草两位老师割麦子了。
　　 张老师家的平房就位于学校的后方，连着她那块巴掌大的麦地。她只抽用了我们班上的几个男同学去割麦子，其中就包括我。地里随处可见一种野草，它的根茎一旦触碰到手就会浮肿。在割麦子的过程中，我就一直留意这种草，偷偷地把它根茎的汁液涂抹在自己的双手上。张老师看见了我红肿的手，就再三关怀地询问，而她望着我的眼神和母亲的一样美丽动人。一旁的我却一脸坏笑的愣说没事，那个小心脏啊，早已乐开了花。那会儿只要一举手一投足能引起老师们的注意，可是我们每个人孜孜不倦的追求与希冀。后来三叔家的孩子银，同学凯，还有乔都深知我的鬼把戏，于是纷纷仿效，结果杳无音讯。
　　 王老师住在西河原，在地里割麦子的时候，我是冲在最前沿的一个。每次拿着一把锋利的镰刀，从地首割开一条狭窄的小路弯弯曲曲直通向地尾。临近晌午，我们一干人逗留在她家吃饭。记得炕前炕后，院里院外都是零零散散的人影。二十一寸的彩色电视机里播放着任贤齐版的《神雕侠侣》，同学们一边细嚼慢咽的吃着饸饹面，一边津津有味的盯着电视看。嘴里时不时吞吞吐吐地为杨过打抱不平，甚至此刻希望身中情花剧毒的不是他本人，而是自己。一致对公孙止卑鄙行径嗤之以鼻，恨之入骨。也曾在心底默默地设想着究竟谁才是自己的那个“小龙女。”我已经悄悄地喜欢上班里的洋和虹两位同学多时，或许她们都有所察觉吧。因为自己曾给班上的六七位女同学互赠友情卡片，在一本书上写着自以为很高深莫测实则有些不着边际的话语，我们就这样你来我往，结果竟在校园里引来一场极大的风波。为此姐娘、母亲和伯父三人轮番上阵给我上思想教育课，自己曾一度恨不得搬个小凳，坐在操场背诵八荣八耻。在我眼里，王老师更多扮演着“朋友”这个重要的角色。她看到我很迷茫和痛苦，便不厌其烦地进行开导，那句“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在我心底落地生根了二十六年，如今依然枝繁叶茂。其实一回想，那些往事只是青春男女之间的一点小情绪罢了，并没有大人们心中想的那么严重和恶劣。有一年回家，听母亲讲王老师离婚了，我便跑到自家的苜蓿地朝着不远处的沟壑歇斯底里的大喊。
　　 2001年，我从小学毕业。原本去我们乡上的中学，只因听了三姨夫的劝告便辗转到县上的一所中学就读。事隔三年，我又去了古城西安，之后几乎就屏蔽了这所小学的一切消息。直到2010年，当我坐在伯父的那辆破旧的摩托车上路过驮涧中心校的时候，我才发现它已经不复存在。原来村上根据有关政策将其取缔，从此乡所辖管的村庄一律不设有学校。如果要接受九年义务教育，那么就请移驾谭坪中学。
　　 2014年4月的一个黄昏，我独自漫无目的地行走在中心校。看教室空空如也，操场上杂草丛生，围墙坍塌不整，眼前浮现昔日的一片欢声笑语，轻舞飞扬。此刻，一个人的心咯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