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了，我在长春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虽然还不知哪天能住上，但是漂泊的心终于看到了停泊的港湾。
　　 关于房子的梦已着实让我做了近半辈子，那一次次不可企及地追寻，已将我的热情耗尽，没了在老家第一次拿到钥匙时，双手颤抖心跳加快地兴奋，反倒十分淡然，心底里还掠过了一丝莫名地空落，我和妻子就这么默默坐在路边看着那扇黑洞洞的窗子，直到惆怅混着夜色将我们淹没……
　　 一、 草屋篇
　　 梦里时不时回到给了我二十几年记忆的茅草屋，我的童年、少年、青年的记忆都装在那间早已不在的老屋里，我会经常在梦里回去，拾取在贫穷岁月里收获的美好记忆。
　　 那是长白山脚下一个小镇，小镇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龙泉。一条自北向南的小河又将小镇分为龙泉和双龙两个村子。村子的南面是龙岗山脉，涉过一片长满白桦林的沼泽地，踩着独木桥，越过珠子河，爬上长满红枫树的山梁，就会看到山顶一潭蓝汪汪的湖水，这就是据说和长白山天池有地下河通联的火山湖——龙湾。湖的四周被树木蓊郁的山围着，裸露的部分会呈现出黑黄叠加的层次，告诉人们这里曾经遭受过怎样烈焰冲天地洗礼，可是人们很少去想这些，依旧在清澈的湖里洗去夏日的暑热，在湖边山林里采集着山货，在茅屋里过着属于自己的平静日子。
　　 每每采山回来，背着一椴树皮筐的薇菜，我们都喜欢坐在山顶的湖边，俯瞰自己的村庄。和那个时代一样，村子的大部分是灰黑色调的，黑的是草苫的屋顶，灰的是泛着微黄的泥墙，只在村子西面有一片暗红的砖瓦房，几根日本人建的烟囱还在喷吐着灰白的烟雾，那里先前是日本人开的木精工厂，现在改为了国营酒厂了。灰黑和暗红成为了地位的分界线，暗红的砖瓦房里住着的是国营工人，房子是国家配给的，每月拿着工资，手里还有着能到粮店买供应粮的红卡片，每月每人能领上几斤白面和几斤大米；灰黑茅草屋里住的是生产队社员，“够不够，三百六”，每年分到三百六十斤玉米毛粮，只在过年的时候才会有国家分给的一斤大米和一斤白面。
　　 在学校里我们会啃着玉米面饼，垂涎三尺看着那些工人子弟吃着白花花的大馒头。“经济地位”决定了“政治地位”，连我们的父辈对那些工人老大哥也是毕恭毕敬，因为酒厂烧酒剩下的酒糟，是社员们唯一经济来源——养猪的营养饲料，酒糟是紧俏商品，要想买到是要走后门的。于是乎工人的子弟就有了优越感，终于和我们发生了一场工人和“母人”的混战。（工人子弟称我们农民子弟为“母人”），我没有防备，被他们抄到背后推倒在地，手掌和膝盖都磕得血淋淋的，情急之下，喊出了平生第一句粗话。
　　 茅草屋不仅是身份的标志，也是一家人牵肠挂肚的大事，刮风了，担心房上苫的草会不会刮跑；下雨了担心会不会漏雨，做饭的时候，还要忍受墙根纵横交错老鼠洞里冒出的浓烟。“漏房子，病老婆”，那时人们用这句话来形容人生最艰难的事，可是那时又有几家的房子不漏呢！
　　 记得一次刮春风，村子里大多数人家屋顶的草都被刮得漫天飘舞，房盖儿就像人得了“鬼剃头”，露出一块块儿头皮般的灰黄，紧接着就是“稀里哗啦”的大雨。
　　 外面大雨，屋里小雨，真是“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呀，一家人苦不堪言，盆儿、碗儿都用上了，还是接不过来，于是爸爸找来了塑料薄膜，将棚顶遮盖起来，在中间撕了一个洞，于是散漏的雨水就汇聚到一个通道了。
　　 日子虽然贫穷了一些，可是茅草屋的记忆确是温馨无比的，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单纯得如龙湾湖的水一样，捧起来就能喝！那时人们对于房子近乎于崇拜的境地：挖地基，上梁有很隆重的仪式，即使是再穷困的人家都会倾其所有，招待来帮忙的邻居，因为这些事情要的是人气，不在乎有多少活，而在于显示这家人为人的水平，人多了主人的脸上就光彩。
　　 不光是盖房子，苫房子也是一件大事，整个过程都是集体地行动，大家地帮忙。首先是割苫房草：长白 山区是用沼泽地里的塔头草苫房子的，因为这种草柔韧，细密，攒到一起不易透水。人们穿着高筒水靴子，在大甸子里深一脚浅一脚跋涉，割完的草一捆捆穿在一根木质的签子上，背到家里，然后十捆一堆立着绑在一起风干。于是这一个个草堆就成了孩子们的乐园，我们在里面捉迷藏。玩打仗，不亦乐乎，经常把草堆撞得东倒西歪，可是大人们只是不做声地扶起，并不责怪我们的顽皮。
　　 每家苫房子都是全村人的大事，记得我家苫房子全村上百号的精壮劳力都来了，乐得爸爸合不拢嘴，因为这代表了我家在村里的人缘好。金老二中午多喝了几杯，从房顶头冲下滑了下来，好在人多，大家将他并不费力地接住了，无惊无险。躺在我家炕上，他闭着眼睛，叽里咕噜说着谁也听不懂的话，住在井沿儿的老任头说：这是你家爷爷从那边回来了，看到你们家这么有人缘儿，他高兴，就伏在了金老二的身上……
　　 苫房子可是个技术活，需要严密的分工。第一道工序是将草分成碗口粗的一束束，用铡刀两头切齐，再抛到站在房檐边搭好的黄花松架子上的人，这个人再传到负责铺草人的手里。铺草人当然就是顶尖技术的掌握者了，他们先要在房檐抹上一层黄泥，将草齐着房檐均匀的铺出第一层，用剪子给房檐剪出个“齐刘海儿”，然后爬上房子倒着身子将草一层层铺排到房顶，屋脊和东西两侧的房檐是绝对技术的尖端，一般的人做不了，这个技术叫“拧脊”，需要将草编出花来，这关系到整个房子的抗风能力。房子苫完了，还要用特制的钉耙。拍打梳理，这样整个房顶就像一块四周印着麻花劲儿的大毡子，给人十分舒服的安全感。下雨天，透过木格子窗，看着房檐草尖垂下的珠帘，听着雨水滴滴答答地弹奏，一家人盘腿儿坐在铺着芦席的炕上，闻着木柈子炊烟淡淡的香味儿，就着蒜泥拌黄瓜，呼呼噜噜喝着大馇子粥，这是多么温馨幸福的画面呀！
　　 村西头的暗红还是时刻吸引着我的眼球，成了我的第一个人生梦想，如果将来能住上瓦房就好了！那就不用怕刮风下雨，也就不用年年抹墙了！
　　 泥房子风剥雨蚀，每年秋天都要重新抹一遍，抹墙既是力气活又是技术活，第一天先要把粘性的黄泥用水泡上，第二天要再加水搅拌，变成面糊状，中间不许有一点疙瘩，否则墙面会不光滑。为了和得均匀，我们经常是挽起裤腿赤着脚踩，经常会踩到一些尖利的东西，脚掌流出的血把一处黄泥变得赭红一片，可是没有人大惊小怪，因为那时的孩子没有那么金贵，何况老人们认为黄泥有消毒止血作用，一次剁猪食菜时，我的手指肚儿被切菜刀竖着切开了，血流不止，妈妈从墙上挖下一块土捣碎，按在伤口上，十几天之后也就好了，那个时代的生命就像编篱笆用的柳条儿，插在地上就能生根发芽！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生产队也解散了，地也分到了各家各户，一些头脑灵活的人通过关系批到开垦参地的许可，于是乎茂腾腾的原始深林被一片片天蓝色的塑料膜覆盖，没有见过山的人还以为是一个个山顶的湖泊，可是到了冬天就没有那么浪漫了，山岭仿佛一头浓密乌发，被人在头顶剃掉了几块，露着青魆魆白花花的头皮，就像文革时期黑五类游街时被红卫兵剃得阴阳头。
　　 种植人参对于森林是毁灭性的破坏：人参只适应原始森林的黑土，首先要将树木连根刨出，再将大自然上千年织成的盘根错节的草皮用特制的镐一块块撕掉，让疏松的黑土裸露出来，再整理成畦。因为人参只能适应散射光，所以还要砍来树桩，支起棚子，上面覆上蓝色的塑料膜。一季人参成熟需要五六年的时间，收获了之后就不能再栽种了，想要继续，就还得开垦原始森林。
　　 大多数没有门路的农民是与种人参无缘的，但是一时间人们的屋顶也变成了一片人参棚子的蓝汪汪，因为参膜较厚，即便能为人参遮风挡雨，也同样可以覆盖在屋顶上为人服务呀！
　　 我家房子苫参膜时，邻居周大哥前来帮忙，他骑在屋脊上望着整个村子一片瓦蓝的屋顶，大发感慨：“我们双龙村如果都盖上砖瓦房，那龙就长鳞了，我们的日子就好了！”
　　 为了龙生鳞，东院儿的周大哥一直努力着，用牛车积攒着石料，两年时间终于备齐了，于是盖砖瓦房的宏伟计划付诸实施了。那时我还在县城读高中，回家时，看到周大哥和妻子雅芳嫂子站在砌好的地基旁场憧憬着未来：今年秋天争取搬进新房！可是第二次回来的时候，爸爸却突然告诉我：你周大哥死了！那天晚上突然头疼，到了县医院就不行了……
　　 这可真是晴天霹雳，我到了周大哥家，只看到雅芳嫂子和五个女儿对着泥墙上镜框里的照片哭天抹泪。不到四十岁的周大哥扔下孤儿寡母撒手而去，“龙生鳞”的计划也和那一堆石料连同砌好的地基一起淹没在凄凄荒草中……
　　 周大哥的二女儿燕子酷爱读书，因为父亲的去世只好出外打工了，几年前我回家时听说燕子赚了些钱，在县城里给一直寡居的雅芳嫂子买了楼，燕子领着妈妈看妥房子之后回到龙泉，当晚在那个已经直不起腰儿的茅草屋里，雅芳嫂子突发急病，追随周大哥而去。人们说：雅芳嫂子是因为激动过度，突发了心脏病……
　　 如今农村的政策好了，回到老家，站在龙湾湖的旁边俯瞰着村庄，灰白已被五颜六色的屋顶打扮得花枝招展，而西面的酒厂厂区的颜色则由暗红变得暗黑了。工厂早就倒闭了，厂子里的工人真正变成了“房屋一间，地无一垄”的无产阶级，老年人靠着最低保障，守着一行行东倒西歪的公房回忆着当年国营酒厂里红红火火的青春岁月，年轻人大都出外打工去了。当年一进厂区路边的两个水泥门柱上用朱红色油漆写的宣传标语：“抓革命，促生产”“深挖洞，广积粮”，一行被岁月剥蚀得坑坑洼洼，看不到字迹；一行随着风烛残年的柱子，一头栽倒在蒿草中……
　　 二、泥瓦房篇
　　 房子是我们的梦想，可是我们个人的收入，怎么也无法跟得上房价增长的速度，这就像追逐沙漠里的海市蜃楼，饥渴的你无论怎样奔跑，那碧波万顷的湖始终在你的前方！
　　 小的时候，家里孩子多，爸爸辞了生产队里的出纳差事，选择了放牛喂牛的活儿，因为牛要天天吃草，爸爸就天天可以挣工分儿。
　　 可是工分儿要等着年终根据这一年集体的结余来计算的，尽管爸爸在冰天雪地里为牛马铡草，冻得手指弯曲，虎口肌肉萎缩，也挣不回一家人的口粮钱。一年辛辛苦苦到了岁尾，反倒要欠生产队里的钱，记得最低日平均是一角九分。日积月累，到包产到户时，我家已欠了生产队里九百多元，那时一幢三间瓦房也不过二三百元。
　　 这笔账并没有因为生产队的解体而了结，紧接着镇里又开始了三角债清理运动，于是几乎家家是债主盈门，鸡犬不宁，情急之下，爸爸翻箱底儿，找到了当年合作化个人财产归公的收据：入队的时候，我家捐了一挂马车、一条牛和一头毛驴，一套棺木，还有一些家什，这些怎么算！
　　 虽然这笔账目最后不了了之，可是长久地积贫积弱，家里的日子还是一时喘不过气来。孩子们都在读书，吃饭都成问题了，更不能谈盖房子了，虽然草房子四周用木头支撑着，宛如一个气息奄奄的老人，被人搀扶着，哆哆嗦嗦面对着岁月的劲风！
　　 我们还是羡慕那些享受着公房待遇的工人，于是读书成了我们改变现状的唯一希望，在极端困苦的环境下，爸爸妈妈还是执着地坚持让我们读书。
　　 假日里我们抓紧时间帮助父母分担家务。炎炎夏日，我们带着煎饼大葱跟着父亲去田里锄草，因为没有表，父亲只凭每天从山外发来的客车让我们吃午饭，其实那唯一一辆客车到来是要在下午三点钟的。
　　 挥着锄头，忙碌在望不到尽头的田垄，我们是饥肠辘辘，不自觉又谈到了房子：
　　 “盖不起房子，等将来我们去住公房！”我说。
　　 一向拘于言辞的哥哥一下笑了出声：“住公房？该不是做白日梦吧！”
　　 是呀，那真是一个难以企及的梦。可是还是成为了现实！工作之后，我和妻子竟分得了一间二十多平米的房子，令大多租房子的同龄人羡慕不已。去儿时的好友那里，在他租住的三间土房里，朋友一边用盖帘子扇着冒着浓浓烟尘的灶膛，一边羡慕地说：“什么时候像你一样有个自己的房子就好了！”
　　 其实我那令人羡慕的房子，只不过是盖了瓦片的土房，墙体不是像农村的土房子用木柈子加泥垛起来的，只是在木头支架两侧钉上木板，中间夹层塞上锯末子，然后外面抹上泥罢了。
　　 由于年久失修，锯末子朽烂下沉，上半部分都已经变成了中空，因此不保温，冬天煤炉子烧起来，与之串联的地火龙子热了，屋子还算暖和，一觉醒来，炉子里的火不旺了，屋子里就冷得像冰窖。早晨起来，水缸里结了一层冰，要用铁水舀子砸开才能舀水做饭。
　　 屋子的顶棚只有几根木条，我们便用报纸抻紧糊在木橙子上，然后又连同四周的墙壁一起贴上了一层白纸，小屋子虽然焕然一新，可是绷紧的棚顶却成了一面鼓，我们一趟房子一共七户人家，每天晚上都要被老鼠们的“打击乐”搅得不得安宁，它们从东家窜到西家，“咚咚咚”地时而独奏时而和弦，还有不时“吱吱吱”地伴唱，让人彻夜难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