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九六年的冬天，这一年，天气特别寒冷。这一年，女儿不到三岁。这一年，我继续在那个三尺讲台教书。
　　 忙忙碌碌中，一个学期结束了。学生的期末考试成绩也下来了。我教的是五年级数学，学生们的考试成绩都不错，平均分数都在95分以上。家长对孩子们的成绩都很满意。他们一再请求我，要我把他们的孩子送入初中，生怕我不教了，我说：“你们放心，我一定要把他们送入初中。”
　　 我当时所在的是一个村小学，在一个偏远的村庄，那里的老师不固定，常常频繁地更换老师，所以家长最怕调换老师了。每次调来新老师，学生就得有好长一段时间才能适应。
　　 1月26日我总结完了一年的教学工作，和学生们暂时告别，准备放寒假了。谁曾想到，那一次的告别，成了我和学生们的终身的告别，我永远离开了我钟爱的讲台！
　　 我这一生都不能忘记噩梦开始的那一天，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那是寒假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996年1月29日的那一天，那天姐姐来我家做客了，下午我和姐姐开开心心的逛了菜市场，我们购买了排骨和鱼。晚上姐姐给我们做了一桌子菜，吃过晚饭，我们一家人和姐姐一起看电视。
　　 晚上十一点钟，我们都去卧室睡觉了。当我躺在床上时，我感到身体有点不舒服，腿也有点麻木。我当时也没在意，心想可能是下午出去逛得时间有点长，腿受凉了，那几天冷空气正好入侵，北方的冬季室外温度都在零下28度到30度。我想躺在被窝里睡一会儿腿暖热了，也许就会好了。谁知道睡到凌晨4点钟，我的双腿越来越不舒服了。后来我的左腿突然间没有了知觉，过了一会儿，右腿也不能动了，胸口开始发闷，胸部一圈就像有一个带子一样勒得我疼痛难忍。我渐渐从胸部以下没有了知觉。我赶忙叫醒睡在身边的A，我告诉他我的双腿不能动了，他以为我和他开玩笑，他说下午都好好的怎么会突然间不能动呢？你别在逗我了。我说我没骗你，我的腿真的动不了了。我赶快坐起来，穿上了衣服。A扶我下床，让我走，我说我走不了了，我的脚不会挪动了。此时，A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他赶快去叫他的父母和他的弟弟，弟媳妇，他们很快都赶过来了。当他们看到我的病情时，都急得不知所措，因为当时条件还很差，当地还没有出租车，电话也还没有普及。遇到这种危机事情，叫家人过来充其量也就是出出主意，壮壮胆子！
　　 我感到病情越来越严重了，呼吸都很困难了。死神在向我慢慢逼近，我回头看看躺在床上熟睡中的女儿，心里很难受，眼泪止不住地往外流。我真想叫醒女儿，看女儿一眼，我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挺过这道鬼门关了。我对女儿的婶婶说：“燕，请你替我照看好女儿。我恐怕挺不过去了。”家人听了我的话都哭了。此时，已经是早晨六点钟了，A赶快去路口联系车去了。
　　 我坐在床上，焦急地等待A回来。那时候团场还没有出租车，除了班车，再没有别的交通工具了。我知道A去了也是白等，不到时间班车是不会发车的。我的小腹开始发胀，小便已经解不出来了。我感到膀胱都要炸了。一家人都在家里急得团团转，A的弟弟赶快去路口接应他去了，A在寒风中焦急的等待班车发车。
　　 早晨七点半以后，第一趟去市区的早班车才发车。A在寒风中等了整整一个半小时，才等到那辆早班车。A坐上班车叫班车司机过来接我，班车停在了我家的院门口。A进来赶快把我背上了班车，姐姐也坐上了班车陪我去医院。车上除了A我和姐姐，只有六个乘客。车到了路口，司机停下了车，他要等车上坐满了人才走。我此刻小腹已经涨的受不了了，不能被尿憋死，趁司机等人的空。A背着我去了团部医院，我们去了外科求护士给我导了尿，尿排空后，我感到舒服多了。我们回头又坐上了那辆班车，又等了十几分钟以后，车上的乘客才坐满。班车终于向市区行驶了。
　　 一路上我的胃里就像翻江倒海一样的难受，我不停地呕吐。班车内很冷，车窗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花。A把穿在自己身上的羽绒服脱下来盖在了我身上。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到了车站。下了车，我们赶快打了一辆出租车去市医院，司机看到我病情这么严重，加快了车速，还埋怨A：“你怎么不早送她去医院？耽误了病情怎么办？”A说：“急也没用啊！团场那边没有出租车。”
　　 到了医院，A背我去了急诊室。我躺在急诊室的病床上，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医生，手里拿着一枚亮闪闪的钢针，刺我麻木的肢体。他从我的脚开始一点一点往上刺，不停地问我有没有知觉，我说没有，钢针刺到我胸部的时候，我才感到有知觉了。这时候，我感到呼吸更空难了，脸色发青、嘴唇发紫。我被医生送进了抢救室，护士赶快给我挂上了吊瓶，输上了氧气。我慢慢的才感觉到呼吸轻松了，医生给我初步诊断为：急性横贯性脊髓炎。我从来都没听说过这种怪病，我也不知道这种病的严重性。我想挂几天吊瓶，我的病可能就好了，没想到我在医院里一住就是一百天。
　　 我躺在病床上，药水缓缓的一滴一滴注入了我的血管。鼻孔里插着氧气管。我看到医生把A和姐姐叫了出去，我不知道医生叫他们去干什么了？当我再见到A和姐姐的时候，我看到他们的眼睛发红。我问他们发生什么事了，他们只说没什么。我似乎预感到我的病治不好了，我问他们：“医生是不是给你们说了，我的病是不是治不好了？”A说：“你别乱想，医生说了，你的病一个星期后就会好的。”
　　 后来我才知道，医生把A和姐姐叫出去，告诉他们：如果我的病情得不到控制，我将有生命危险。我的生命也许会在当天晚上就会结束。医生要A做好思想准备，A听了医生的话以后当时两条腿就发软了，他立刻跪在了医生面前，眼泪顿时流了出来。他祈求医生：“医生，求你无论如何都要保住我妻子的命，她才三十岁，女儿才两多岁，女儿不能没有妈妈！”
　　 我在急诊室里度过了两天两夜的危险期。A那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他坐在我的床边，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深情的对我说：“你终于度过了一道鬼门关！”我问他：“我的病是不是治不好了?”他说：“你放心！十天以后，咱们走着回去！”
　　 我每天二十四小时挂着吊瓶。我尝试着动一动腿，可两条腿丝毫都动不了，仿佛压了两块大石头，很沉！很沉！胸口像紧紧的束了一根布带。酸痛麻木，那种感受真叫人难以言表。
　　 每天早晨，主治医生都来查房，每次都要用钢针刺我麻木的肢体。先从脚心开始，边刺边问我有没有知觉，我说：“没有。”医生的那枚钢针会顺着我的肢体缓缓的往上刺，一直刺到我的胸口，我才有疼痛感。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的病情稳住了，再没有发展。可是，我的身体从第二胸锥以下没有了任何知觉，尿储留。我隐约感到我的病治不好了，我的情绪很低落。我渴望医生能给我一个明确的解释，无论病后愈合的结果好与坏，可是自从我住进了医院，医生除了进行例行查房，多一句话都不叫和病人交流。每次除了问感觉如何，吃饭怎样？睡觉怎样？别的什么也不说。医生查完了房就转身走了。A会时不时的安慰我，他说：“你的病一个月以后就会好的。”
　　 这是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我赤裸裸的躺在病床上，护士为我更换导尿管。导尿管每个星期都要换一次，以防感染。护士正在我的床边忙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教授进来了，他戴着一副高度近视镜，镜片像瓶底一样厚，据说老教授已经70岁高龄了，他身后跟着我的主治医生，还有刚从护校毕业的六七个少男少女实习生。教授亲自来查房了，主治医生和实习护士他们在教授的带领下，围在了我的床边，那一刻我羞涩难忍，我恨不得找一个地缝钻进去，我不愿意让别人窥视我的隐私部位，可我很无奈！
　　 老教授同样用针刺的方法为我做了检查，还检查了我的眼底。教授问我感觉如何？我说：“我感到好多了，胸口不那么闷了，只是我感到皮下像有好多蚂蚁在爬。”老教授说：“现在是脊髓恢复期，是正常反应。”
　　 教授查完房走了以后，两岁多的女儿有奶奶带着来看我了。她们是坐早班车来的，一进病房，女儿飞快地跑到我床前，问我：“妈妈你什么时候才能好?”我说：“快好了，”女儿说：“妈妈等你好了，我开大力车接你回家。”我知道女儿说的大力车是爸爸给她买的那辆玩具大力车，听了女儿稚嫩的话语，我感到内心很酸楚。眼泪止不住夺眶而出，女儿看到我哭了，眼巴巴的问我：“妈妈你怎么哭了？妈妈别哭，阳阳乖，”女儿伸出小手为我擦眼泪，我把女儿搂在怀中，将泪水憋了回去，亲吻女儿的小脸。
　　 女儿的奶奶站在床的那头，我看到她两手抚摸着我毫无反应的双脚，眼睛发红。口里一直叹气：“唉！唉！这可怎么办啊！”我知道她看到我现在这副样子，心里很难受，希望我快好！
　　 我的临床住了一位70多岁的老阿姨，她得的是偏瘫。她女儿苏梅在陪护她，苏梅看到女儿的奶奶和女儿的举动，一直在偷偷地抹眼泪。
　　 二
　　 我已经在医院住了十五天了，我的两条腿还是没有知觉，我哭了。看到A日夜为我守候，我心里很难受。我又问他：“我的病是不是治不好了?”他说：“你别想得太多了，谁说治不好了？医生不是说了吗？你的病需要慢慢调养，时间长了就恢复好了。”
　　 这时，我的主治医生进来了，我看到他手里抱着一个医疗包。我知道他又要为我做腰椎穿刺，为我检查病情。这样的检查已经做过两次了，我很怕做这样的检查，做这种检查太受罪了！医生来到我的床边，让我侧躺着，双腿屈膝，身子卷缩成虾米状。尽管我的身体从胸部以下都是麻木的，只有一点触觉，丝毫没有疼痛感。可是，我一看到那粗粗的空心针头，内心就很恐惧！我的心在瑟瑟发抖，医生要把那个粗大的针头从我脊柱的夹缝中扎进去。要想把这样粗大的针头扎进我的骨头缝中太困难了，每次医生都要反复尝试不下三次才能插进去。
　　 这一次我在心里默默的祈祷医生，求医生拿准了一次成功。可是，还是和上两次一样，一次又一次的反复扎，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把腿再向上曲，抱紧腿！”医生停下来命令我。我双手紧紧的抱住双腿，像一个大虾米一样侧卧在床上。医生再一次尝试：好了！医生终于将那个粗大的空心针头扎进去了。我也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医生又拿了一个针管，从空心针头中插进去，从我的脊髓中，抽出了一针管淡黄色的脊髓液。抽完之后，我必须仰面平躺六个小时。这六个小时很难熬，要一动不动的躺在那里。我本来麻木的肢体会更加难受。每次做完这样的检查，A会不停的为我按摩脚心及两条麻木的双腿，促使血液畅通，缓解麻木。
　　 我当初去医院是坐着班车去的，在医院里治疗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连坐的功能都丧失了。我每天只能躺着，为了防止褥疮的发生，医生要求我必须两个小时翻一次身。这就辛苦了A。
　　 多少次我从睡梦中醒来时，我看到A坐在凳子上，趴在我的床边睡着了。我知道他累了，我本来想叫醒他让他帮我翻身。可是，当我看到他睡得那么熟，就不忍心叫他，想让他多睡一会儿。别的病人都是由家人白天晚上轮流伺候，而A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从住院的那天起，他一天24小时都守候着我，每次他醒了以后，就会埋怨我：“你怎么不叫醒我啊？”我说：“你也得休息休息啊！不能把你累垮了。”
　　 入院之后，医生主要用激素和消炎药为我控制病情。打上激素以后，我的体重急剧增加，身体很虚弱。汗水不停的往下流，每天晚上，秋衣秋裤都被汗水湿透了。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A用热水为我檫洗身子，换潮湿的衣裤。看到A把我伺候得这么仔细周到，同房病友都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夸我有福，找了一个好人。我听了以后感到很幸福。
　　 有一天中午，母亲和妹妹来看我了。这段时间，我的情绪很不稳定，内心有说不出的惆怅。真想找一个地方大哭一场，好好发泄一下内心的烦闷。
　　 母亲走到了我的床边，抚摸着我毫无知觉的两条腿，不停的问我，有感觉吗?我说：“没有，”母亲又捏了捏我的脚趾头，问我：“脚有感觉吗？”我很不耐烦的告诉母亲：“没有，别再问了，等有感觉了，我会告诉你！”我几乎是吼着对母亲说话，我看到母亲眼里充盈着泪水，过后我很后悔。我不该这样冲母亲说话，也许是我压抑已久的心情无法释放，将母亲作为对象，爆发了出来。我知道，只有母亲能为女儿承受这些。
　　 每个星期日。护士都要用紫外线对病房进行消毒，能行动的病人，都走出了病房，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的躺在病床上。护士让我把头蒙在被子里，怕紫外线杀伤我的皮肤。此刻，我真想把被子掀起，让紫外线杀死我身上的病毒。
　　 蓝盈盈的消毒灯管一闪一闪的，发出淡淡的光，蓝的那么清澈，那么透明。而我的内心却很混沌，就像一团乱麻一样，怎么也屡不清。
　　 20分钟的消毒时间，我感到很漫长！病房里很静，很静，我就像一具僵尸一样停在床上的。
　　 我从住院的第二个星期开始，医生为我做血疗。就是把我体内的血液抽出来，经过特殊处理，给血液加氧，然后再输入我的体内。据说做这样的治疗可以增强免疫力，让病好得快一些。做一个疗程血疗伍佰元，我做了三个疗程。我的病还是没有大的起色。我对A说：“我再也不做这样的治疗了，我害怕扎针！”